文研院创办近七年来，已经迎送过两百余位学者。学者们在静园相聚研求的缘分，也随着大家回归各自的城市、地区乃至国家，如一圈圈的波纹向外播撒，在天南地北催生出新的相聚，激发出新的火花。2022年，武汉地区的文研学人举办学术交流会；2023年3月，广州地区的文研学人发起举办“岭外文研”学术沙龙。得到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特别支持，这次活动在广州柏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举办。文研院第七期访问学人、中山大学李丹婕老师特别撰写这篇沙龙侧记，钩沉了发生在柏园的学人往事：由傅斯年先生串联起北大与中大，由共同的学术旨趣串联起北大文研院与中大高研院。时光流逝百年，不变的是学人研究学理、改造风气的情怀，也是同道相聚的欢乐。
1972年，76岁的李济（1896—1979）辞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职务，正式退休。他同朋友讲起，“在我闭上眼睛以前，还打算写一本书”。这个打算就是把当年安阳发掘的故事讲给世人，特别是非中文世界的读者，于是就有了五年后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Anyang（《安阳》），成为今天了解殷墟发掘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起步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李济在书中回忆了自己1928—1937年亲自主持殷墟考古的过程，也阐释了对甲骨文及其他相关考古发现的理解。其中有一处细节，看似不起眼，实则意义非凡，那就是李济与殷墟考古事业最初的相遇。
李济1926年在清华大学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联合支持下在山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于次年完成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后赴美向弗利尔艺术馆馆长报告。1928冬，他从华盛顿动身，经欧洲、埃及和印度返国，他后来回忆说，“我急于游览过去从未去过的广州，1928年这个城市是各种革命活动的中心”，他为自己所乘的邮轮将在香港停三天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样我可在有限的时间内从容地观光广州”。原本只是怀抱观光想法的李济，结果“一到广州，即被领去见傅斯年”。这次传奇性的会面，不禁让人想起闻一多先生的比喻，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从此中研院史语所十年安阳考古事业正式启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引起国际学术界瞩目，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础也随之奠定。
这次会面的背后，自然不乏各种天时地利人和因素的成全，但丝毫无损于其传奇性。李济一笔带过、缺少细节的会面，顾颉刚在当年11月7日的日记里有所补充，这一天顾先生写道，“到中央研究院，为欢迎李济之先生”。这里的“中央研究院”即“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的办公地，是“恤孤院后街35号”，名曰“柏园”。也就是当年年末正式创刊的《史语所集刊》第一卷第一分版权页上注明的“本所所址”：广州东山柏园。
柏园的再发现，或许可以说是另一个传奇。这栋建筑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口（即新河浦路和恤孤院路交叉一带），如今已是年轻人热衷聚集拍照的网红打卡地。多座上世纪初叶修建的民国红砖独栋建筑，历经三十年代末日军大轰炸的厄运而幸存至今，各自当初的名字还在沿用，——逵园、润园、慎园、春园、隅园、简园、柏园……其中不少变身为咖啡馆或画廊，有些成为公职部门的办公场所，简园便是广东省考古研究院所在。简园的对面，就是柏园。柏园编号恤孤院路12号，由于体量较大，1958年以后充当省属机关相关单位的宿舍，一直处于多户分而居之的大杂院状态，几十年来无人问津。直到2019年初，《南方日报》刊发陈晓平《中研院史语所原址发现记》一文，坐实中研院史语所创始地所系“恤孤院后街35号”，便是如今柏园。
2022年4月，在国家文物局、广东省政府和广东省政协多方支持、联合筹措下，史语所旧址修复工程正式启动，承担这项工作的，正是简园里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研究所。工作地竟挨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缘起之地，不免让修复工程参与者感慨良多。疫情期间，变数重重，修缮工作，夜以继日，经过半年的封闭施工，柏园以史语所旧址的“新”身份，于当年10月22日重新开放。而这一天，正是94年前史语所正式迁入柏园的日子，此后至今，一直是史语所的所庆纪念日。
也是去年10月，中大历史学系曹家齐老师就开始召集、筹划广州曾驻访北大文研院的学人聚会，微信群里老师们你一言我一语，方案很快有了模样：打算在11月下旬办，这次的沙龙，刘志伟老师将给大家播放一部他和丁澄导演合拍的纪录片，韩笑说“岭外文研”把学术沙龙办成了看片会。不曾预料，10月下旬开始，广州疫情骤然紧张，所有安排打乱，各种计划停摆，酝酿中的聚会自然随之悬搁。而就是在去年秋季学期，中大人文高等研究院旗鼓重振，借鉴北大文研院的经验和模式，迎来第一届驻访学者，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中，仍采取各种形式，举办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学术活动，俨然在康乐园里形成一股力量。
2023年年初，疫情放开后的第一个春天如期而至，康乐园和广州城大街小巷里的花早早争相绽放，黄花风铃、宫粉紫荆、三角梅、红木棉、山杜鹃……所到之处，花开如海，分外动人。值此时节，悬搁的“岭外文研”沙龙顺利重启。3月11日下午，在北大文研院、中大高研院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共同召集下，中大谢湜副校长、北大文研院渠敬东副院长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研究所蔡凌所长，刘志伟、陈少明、曹家齐、陈志平、赵灿鹏、於梅舫、李丹婕等广州地区曾驻访北大文研院的学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吴雅婷教授和陈立胜、徐俊忠、李兰芬等中大教授一道，聚首柏园，以“追寻我们的足迹”之名，共同回首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人文学科在广州起步的历史性时刻。
中山大学前身为孙中山先生创立于1924年的广东大学，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为了表示纪念，1926年8月经国民政府决定，广东大学正式更名中山大学。当年12月，31岁的傅斯年（1896—1950）结束七年多的旅欧生活，取道回国，应戴季陶、朱家骅等人邀请，于当年底就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历史系主任）。与此同时，受到当年“三一八”事件的影响，北京高校氛围肃杀，北大国学门的学术工作陷入停顿，傅斯年主持中大文科工作后，在其函邀之下，部分北大国学门旧人得以聚集中大。1927年初，也是在傅斯年的邀请下，早年的北大同窗兼室友顾颉刚（1893—1980）于4月17日由厦门来到广州。随后，在以傅、顾二人为首的一众同道努力之下，先后于1927年秋，创立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夏，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本着“借用广州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想法和做法，使得史语所在尚未正式创设之前，便能率先开展实际工作。就此，两个机构名字后来虽有所区别，创始团队成员则是高度重叠的，理念也可说是一脉相承。
1928年10月14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所人员第一次机会会议记录，到会者有傅斯年、顾颉刚、丁山、罗常培、罗庸、商承祚、容肇祖。开会地点为傅斯年家，傅斯年当时住在东山春园104号二楼。
（中研院史语所藏）
1928年10月21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所人员第二次机会会议记录，到会者有傅斯年、顾颉刚、丁山、商承祚、罗庸、罗常培、容肇祖、余永梁、黄仲琴。开会地点仍为傅斯年寓中。其中将迁入柏园的时间，由“下星期”涂改成了“明日”。这篇记录所用信笺为“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稿纸”
（中研院史语所藏）
当年年末，《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正式创刊，傅斯年执笔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即刊载于《集刊》第一卷第一本蔡元培所撰发刊辞之后，这篇文字既是史语所的机构宣言，也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具划时代意义的丰碑文章。
2020年秋傅斯年去世70周年之际，文研院策划举办了“傅斯年与北大”的专题展览，按照渠老师的说法，这是傅先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回到北大。当时第9期文研院邀访学者驻访后第一个活动，就是集体前往档案馆参观这个展览。其中有件藏品引起过我的注意，即1928年11月30日，傅斯年撰写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期报告书。让我感兴趣的倒不是其内容，而是这份手稿的信笺上印有“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稿纸”的字样。这个《图书馆周刊》，正是中大语史所设立后，顾颉刚先生于1928年3月创刊的一份刊物。
1928年11月30日，傅斯年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期报告书。
（中研院史语所藏）
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呈大学院文稿，呈报筹备处成立经过，1928年4月30日拟稿，信笺为国立中山大学用纸。
（中研院史语所藏）
严格来说，傅斯年、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和广州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就是1927、1928年，但正是这两年，中大人文社会科学的地基得以夯筑。对于当时傅斯年等人的勠力运筹，朱家骅曾这般感慨，“（中山大学）文科原无丝毫成绩凭借，现在几乎是个全部的新建设，聘到了几位负时誉的教员，或者可以继北大当年在此一科的趋向和供献，一年以后，在风气和成绩上，当可比上当年之有‘学海堂’”。朱家骅的愿景后来得到顾颉刚的印证，在1928年6月15日写给胡适的信里，他向老师汇报了自己一年多以来在中大的忙碌，信的最后他写道，“我深信这一年中已为广东学界造成一个新风气”。这股新风气，后来随着1929年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和史语所的北迁，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间生枝散叶，开花结果。
就此而言，“岭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起步，离不开傅斯年及其麾下南北学人的共同努力，对于那段筚路蓝缕的历史时期，广州和中大，既是参与者和见证人，更是受益者和传承者。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谢湜老师所言，北大文研院与中大高研院、中大人文学术与广东考古事业、百年后的今天和上世纪初叶重聚于柏园，既是机构之间、专业之间和今昔之间深度链接的重建，也是某种学术因缘的流传与延续。渠敬东老师也很感慨，“是当初共同的志向，让他们结为同道，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感动的时刻，今天我们仍然一起走在他们所开拓的道路上，研究文明，传承文明，而或许对于人文学科而言，传承比发明更重要”。
注重田野调查、利用民间文献、深入地方社会……百年前傅斯年等人主张的很多学术理念后来逐渐积淀成中大人文社科学术的传统和底色。多少了解这一背景，再来观看刘志伟老师的纪录片也许会更有感觉。
放映之前，刘老师专门带着大家重温了中大语史所《民俗周刊》（创刊于1927年11月1日，原名《民间文艺》，1928年3月31日更名为《民俗》周刊）“发刊辞”文末的几句话：
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
我们要探险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
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个体验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
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
他强调说，这正是后来中大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出发点和重要渊源之一，而他本人也深深浸润在这一传统之中，于是才会有《乡村里的“知识分子”》这部片子。
这位“知识分子”名叫许矩铨（因排行老三，而被人称作“三哥”），是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潭山村的村民。在潭山村，三哥的角色令人眼花缭乱：喃呒佬、诗人、文人、道士、三行佬、农具博物馆馆长、村务话事人……这些身份标签三哥本人当然一无所知，是导演为了观众理解而加上的特别提示。对于村里龙舟舞狮飘色巡游等大事小情，三哥事事关心，样样在行。镜头下，他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吃饭快，走路快，语速也快，总是在想各种各样问题，也一直在应对解决各种各样的麻烦。三哥对潭山村的叙述，不是靠逻辑推演，全凭长久浸泡、实践而习得的感觉，充满琐碎的细节，结婚、丧礼、父母、孩子、节庆、神灵……而就在这些星星点点中，一个村庄的风俗、结构、过往和运作系统慢慢浮现了。放映后，大家围绕影片内容，比如乡村社会、民间文化、礼仪秩序、日常的重建等各方各面絮絮而谈，而最后，导演本人给大家透了底：“我其实不是在记录三哥，我是在记录自己，这个片子既是‘我注六经’，也是‘六经注我’。”确实，这不只是一部关于三哥的影片，也是刘老师以影像语言表达时代关怀和治学旨趣的作品。近些年陆陆续续，听刘老师讲起过沙湾、小榄、广州城乃至珠三角，想来竟与三哥说起潭山村时自信熟稔的神情并无二致，具体讲了些什么还不是最紧要的，打紧的是讲述时那种特有的神情和味道，透着经年累月朝夕相处的亲切，不必多思多想，便能一语中的，有趣、有机、新鲜又自然。
也许这还不仅仅源于珠三角是刘老师的成长之地，更在于他讲的不止是知识，而是体认，是多年来行走与阅读过程中不断体贴、贯通而又有所超越的所得。这样的行走与阅读，绝非坊间流传的“进村找庙，进庙读碑”那般简单，而是在他看来，“潭山村”的全部，就是一座需要细读的大碑，三哥的讲述里也立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庙宇。刘老师的思索，不止于“文献”的范畴，用影像这种方式呈现学术理念想必也是他经过考虑的选择，或许隐隐然也有他对时下常规学术语言贫乏与格套的不满？这倒是应了傅斯年那句名言，“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行之而后论之，这一点上，三哥和刘老师，成了彼此的镜像。
傅斯年曾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提过柏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东山租得一房，其最上屋风景至佳，如在苑中。前临大江，有三角洲，背是白云山，四周皆园林田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东山洋房林立，疏密得当，有教堂、医院，也有学校、公园，中山大学校址当时还在距离不远的文明路，很多学者都住在这一带周边，人文气息极为浓郁。2022年10月21日柏园重新开放前夜，不知哪位有心人拍下一张照片，红砖楼宇掩映于一株参天榕树身后，灯光通透，气氛柔和，有点梦幻，又很温馨。这般景致大概曾印在很多人的心上。在广州期间的傅斯年虽然年岁尚轻，但过于繁重的工作搞得他“又忙又病”（1927年秋致胡适），即便如此，史语所的柏园时代，仍给傅斯年带来过深深的幸福感，为了邀请陈寅恪（1890—1969）出任史语所北平分所的主任，1928年11月14日傅斯年去信说，“此间所址初开，凡百忙死，弟真无寸暇，然甚有趣，苦中之乐，乐不可言”。这样的快乐，罗常培（1899—1958）也一直记得。1941年5月，他从昆明飞重庆，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蜀道行，7月2日抵达李庄板栗坳，那天日记他写道，
“晚上和史语所十几位老同事在牌坊头的堂前聚谈。上弦月穿过乔楠的枝叶，疏影洒在地上，大家有说，有笑，有唱；也庄，也谐，也雅。不由得想起广州东山的柏园……”
史语所同仁在广州东山柏园门口合影
(纪录片《走过八十年——寻访史语所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