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季剑青:重建小的共同体

发布时间:2020-04-09

三月以来,中国国内的新冠病毒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这场全球流行病的风暴中心开始移向国外。在环球同此凉热中,限制入境、航班停飞、城市社区的隔离,关闭了我们熟悉的互联互通的渠道。对外来者,以及内部的陌生人的警惕、歧视,正在撕裂着人类共同体。在全球化终结的担忧中,我们也发现,恰恰因为不同大陆的人们都在与病毒苦苦缠斗,我们从未曾像今天这样,在物理空间上隔绝,又在心理上接近和共鸣他人的生存处境。在此特殊时期,文研院依托学者网络,邀请身处海外的学界友人,呈现他们在地的观察与思考,提供审视疫情下的社会与人情的多重视角。远隔重洋,希望他们的书写,能够带领大家走向无穷的远方与无穷的人们。

 

本期海外来信栏目,推送学者季剑青的文章《重建小的共同体》。季剑青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目前正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担任访问学人。随着美国确诊人数的迅速扩大,危机状态从理论概念变成现实境遇,季老师从自己在哈佛大学的访问生活出发,探讨这场猝不及防的疫病带来的智识、情感和伦理上的挑战。

 

季剑青主要从事民国北京都市文化和中国近现代文学及思想研究,著有《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文研读书系列第四场曾就该书举办过研讨活动。感谢作者赐稿。

 

重建小的共同体

 

季剑青 |

 

323日是哈佛春假后的第一个周一,此前校方已经决定将这学期剩余的所有课程都改为网络教学,午饭后打开笔记本,在Zoom上继续旁听王德威教授的文学与危机状态讨论课。第一次听网课,除了偶尔发生卡顿,基本上还算顺利。当危机状态从理论概念变成现实境遇的时候,这门课也促使我去思考这场猝不及防的疫情带来的智识、情感和伦理上的挑战。

 

几乎没有人会想到疫情在美国会以如此的速度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310日哈佛校方通知春假后改成网上授课,要求所有本科生搬离宿舍,我还在幻想哈佛燕京图书馆春假后或许会继续正常开放,于是只从自己的研习间(carrel)拿了几本最近要看的书带回家。好在哈佛图书馆的网络资源足够丰富,加上平常积累的电子书,待在家中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除了听王教授的讨论课,还有两门历史系的大课要听,上课的时间也跟以前一样。此外,与在系里认识的一位美国朋友每周两次的语言交换也照常进行,只是改成电话交谈。还有之前参加的一个ESL英语口语班,也以线上的形式继续开课。总之,虽然是宅在家中,大体上仍延续以往的节奏,保持着某种切正常的感觉。窗外院墙上跳跃的松鼠,也依旧时不时跃入眼帘。

 

萨默维尔街景即便是偶尔出门(差不多三天一次),也有一种街市依旧太平的印象。我居住的萨默维尔(Samerville)是剑桥北边的一个小城,平常走路去哈佛校园的路上,距离戴维斯广场不远,有一家Bfresh杂货店,是我购物的固定场所。一是位置方便,二是价格便宜,再者是自助结款。最后这一点在强调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当下显得更重要,因无须与收银员交谈。店内货源基本充足,人流也没有太大变化。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店内,除我之外,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尽管CDC已经开始建议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萨默维尔平日就很安静,街上行人很少,这段时间因为州政府要求所有餐馆停止堂食,略有一点沉寂,但私家车公交车络绎不绝,提示着这座城市仍在有秩序地运转。

 

或许这是我们——小到个人,大到城市和国家——应对危机的本能策略:把危机正常化,至少是维持某种正常的表象。我想起孙歌老师提出的常态偏执的概念。她注意到2011311日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之后,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民众都急切地想要恢复常态,这不是日本的特殊现象,而是普遍的情感结构:人类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危机感觉,即使在现实危机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人们也会想办法在想象世界结束它(《常态偏执与当今世界》,《天涯》2013年第3期)。在危机刚刚展露苗头的时候努力去淡化它,当危机出现的时候希望它尽早过去,这种心理以及它所造成的隐瞒和失误,不是在这次疫情中又再次上演了吗?特朗普政府原计划复活节(412日)就全面复工,在医疗专家的强烈反对下不得不将社交隔离令延长到本月底。政客们需要面对经济下滑的压力,普通民众也无法接受危机长时间延续的前景。知名的脱口秀主持人Stephen Colbert在他最近一期的线上节目以情感抚慰收场: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我们会很快回来,和你们一起度过这场灾难。“Whatever comes after this, whatever next, we will be back soon to go through all of it with you.”

 

然而,至少在置身于危机之中的时刻,人们不得不停下来审视自己的真实处境和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就我个人而言,这场危机是通过日常生活中(暂时的)平静表象与网络世界上的汹涌信息之间的强烈反差而得以显现的。这种反差有时甚至给我一种不真实的错觉,那看不见的病毒和它造成的巨大灾难,我多半是通过网络上海量的信息来确认它们的存在(就此而言,身处中国抑或美国并没有本质差别)。那些并未染上病毒但被迫或主动地自我隔离的人们,大概也有类似的经验。吊诡的是,正是在彼此的隔离中,我们确认了与遥远的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多么密切的——在这场疫情中甚至是致命的——关联。

 

这种危机被感知的独特方式,是对我们的认知系统和道德想象力的巨大考验。每天通过社交媒体奔涌而来的信息,调动起我们的悲伤、愤怒、失望、感动等多种情绪。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人的共情心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本雅明很早就认识到,现代新闻业并没有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反而使得我们的经验日益萎缩,想象力趋于瘫痪。报纸上的报道无法像亲耳听到的故事那样嵌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互联网将人的这种无法同化周围世界的材料(《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的无力感又放大了无数倍,更何况在网络成为我们感知疫情几乎唯一的渠道的时候。我真的能仅仅通过网络,对远方无数的人们的境遇感同身受吗?当我在朋友圈转发一篇文章,或在豆瓣转发一条消息,有时候我怀疑自己究竟是出于某种道义责任,还是只是在经营自己的人设

 

萨默维尔市政府贴出的禁止餐馆提供堂食的公告面对波谲云诡真伪杂陈的疫情信息,我看到许多人急匆匆地将它们纳入到预设的认知轨道和叙述框架中,发出简单明确的信号来召唤别人的认同,也让自己安心。不见得是有意识的误导,或许更多还是一种无意识的转危为安的行为。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一种信息化时代的生存策略:自动屏蔽不愉快的事实,保护自己的正常心智不受到挑战。总有足够的信息来强化自己的成见,经营让自己舒服的世界观。危机总会过去的。

 

我不能说所有的反应都是趋向于这种常态化的认知。我为李文亮医生的遭遇感到愤怒,也为《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那段视频而感动落泪,作为自发的情感,它们并不冲突。也许我们需要做的是像呵护火苗一样呵护它们,不要太过匆忙地将它们用作维持或助推某种现成的大论述的燃料。如果我们暂时看不清整体的图景,不妨尝试在具体而真实的感应和联结中建立某种小的共同体,同声抗议或相互拥抱,而不必把某个大词树作敌人或奉为神明。

 

事实上也已经有很多人在这样做了。我看到国内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在抗疫中释放出的惊人能量,也有认识的朋友通过微信群组为医疗物资的筹措与分发不遗余力;我也知道在我所在的社区,高岩教会(High Rock Church)在为所有受到疫情影响的居民提供物质支持和精神抚慰,依托美国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邻里之间的守望关爱正在成为抗击病毒的最可信赖的依靠。这些小规模的共同体真正发挥了互联网的媒介潜能,并且跨越种族和国界。当这场全球疫情正在冲击种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旧的边界的时候,重建小的共同体显得如此迫切。

 

 

Bfresh超市门口在疫情出现之前,每次早上步行去哈佛校园的路上,差不多就在Bfresh的门口,总能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站在那里叫卖《萨默维尔时报》。他戴着一顶绒帽,穿着破旧,但声音洪亮,底气十足,每当行人经过的时候,便有意提高音量。无论晴日还是雨雪天气,他都会准时出现。我想他可能会认出我,但我只是目不斜视地径自走过。最近我去超市却再没遇见他,或许受疫情的影响生意被叫停了吧。我期待着当哈佛校园重新开放的时候,这位老人也能回来,那时我一定要跟他打个招呼,并从他的手中买一份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