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7日，文研院秋季学期第四次邀访学者报告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研究员（荣休）以“何以‘万国玉帛’——探龙山、二里头时期玉文化的形成与意义”为主题展开报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张邦炜、李楠、肖瑛、孙圣民，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刘未、华喆、林晓光、胡鸿、唐雯出席并参与讨论。

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研究员

邓淑苹老师首先指出，《左传·襄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明在夏代开国之时有许多政体与“夏”共存，也说明当时领袖会盟时都要执拿“玉帛”。《国语·楚语（下）》记载观射父对楚昭王解说祭祀用贡品时强调“玉帛”为“二精”，由此可知“玉”和“帛”二种会发光泽的物质组成的“玉帛”，是古人用以祭祀与会盟的“信物”。

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测夏王朝约公元前2070至1600年，那么传说中的“夏禹”应是公元前21世纪的政治人物（或政治实体领袖的称号）。为什么当时华夏大地有非常多的政体，其领袖多相信“玉帛”具有沟通人神的法力，可作为人际与人神间的信物呢？这个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考古资料可知，在今日中国版图上，玉器文化的萌芽约始于公元前六、七千年，比传说中的“夏禹时代”早了四、五千年。最初，“玉”是人们在打磨石料制作器用过程中的一种坚韧、可磨出光泽的美石，人们只用它来制作工具或饰物；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这种没有生命、既硬又冷的矿物，赢得多数先民的认同，被视为具有“法力”的通神物质。那么在公元前二千年的“夏禹时代”，先民又用美玉制作什么样的器物来代表身份来沟通人神呢？

由此，邓淑苹老师在本次报告中以时间为线索，将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长约五千余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以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300年为界，探讨先民从“制玉为器”到“以玉为礼”的发展经过。

第一阶段（公元前7000?-3500年），玉器逐渐成为身份表征。从陕西龙岗寺仰韶文化早期墓葬资料可知，玉石质工具武器的尺寸与精致度，已是社会地位较高者身份的表征。从兴隆洼文化等墓葬资料可来看耳饰玦可能具有象征身份的意义。

第二阶段（公元前3500-2300年），玉器除作为身份象征外，更发展有复杂的通神功能。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锋山是一条自东北向西南的山脉链，将华夏大地分隔为低平湿润的华东地区与高亢干冷的华西地区。或因生态差异，不同地区的先民发展出不同的宗教思维，并制作出不同的祭器。

华东先民或相信动物有灵，雕琢大量以动物为主题的玉雕，用作宗教人物（巫觋）的行头。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南方巢湖－太湖流域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都出現极富神秘气息的动物主题玉雕。以上二区均出现了从耳饰玦发展的“胚胎形玉雕”、写实或式样化的玉龟壳以及以一双大眼为核心的动物面纹等。同时，由于这两个区域并不接壤，共享的“动物精灵崇拜”信仰可能是经由社会菁英上层交流网落传播的。

在这期间，华西先民则开始出现蕴含“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圆璧与方琮。萌芽期的方琮多为中央有大圆孔的厚方块或方筒，有的还在其上下孔缘磨出短射口。但无论制作精粗，边壁必平直，以成就“方形”器身。齐家文化早期墓葬中已出现成组璧琮掩埋现象，应是“同类感通哲理”在考古学上的例证。

黄河上中游的宇宙观与感通哲理可能也通过上层交流网传播至长江下游，并促动良渚文化产生内部质变。这场变革使得“龙首纹”玉器消失，原本只在四角雕“兽面纹”的方圆形玉镯突然变高、变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琮”；更可刻上“鸟立祭坛”等符号，与圆璧构成成组礼器。

第三阶段（公元前2300-1500年），“万国玉帛”的辉煌场景形成。或因气候巨变等因素，龙山时期战争、迁徙频仍。红山、凌家滩、良渚文化等均先后消亡；齐家文化接续了仰韶、庙底沟文化中以玉器象征身份、沟通神祇的传统，在第二阶段末期迅速窜起，更在第三期以等量的圆璧方琮成坑掩埋。

陕北石峁文化盛行墨玉牙璋、长刀与玉戈；长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与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则流行神祖面纹，分別以嵌饰、佩饰器、有刃器为神祖面纹的载体。经分析，这种神祖像是将远古陶器、玉器上的圆眼、獠牙、“介”字形冠、鸟翼等组合而成。

位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则呈现“海纳百川”的态势。牙璋、长刀、玉戈来自华西石峁传统；神祖面嵌饰器发展的“柄形器”，以及由“介”字形冠发展的“华东式扉牙”则来自华东传统。此时，或属夏王朝重要都邑的二里头，则是“万国玉帛”场景里最具潜力的政体。

文研院邓小南院长为邓淑苹研究员颁发聘书

报告结束之后，邓淑苹老师与在座的邀访学者展开交流。对于如何处理考古发现与相应历史脉络的互动关系的问题，邓老师表示不倾向于根据考古发现去证明先验基础，而是更愿意在新考古材料基本公开的前提下，从现有材料出发来归纳历史观结论。对于作为后阶段华西系统玉器代表之一的璧是否由东北环璧文化圈传入的问题，邓老师指出，考古学界历来认为，华东地区的发掘投入力度远高于华西地区。财力不足加之频繁的盗掘现象导致了华西地区出土玉器的贫乏，但并不能因此就推断当地玉器一定为外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