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访学者论坛   2019年6月18日，文研院第六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六次）在北京西山大觉寺明慧茶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熊春文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文明的个性与命运：韦伯的农业社会学及其启示”。第六期邀访学者刘志伟、尹吉男、藤田腾久、赵京兰、秦玲子、邱源媛、狄金华、黄群、鲁家亮、于溯、赵妍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第六期邀访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袁剑主持本次报告会。   熊春文教授的报告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韦伯的著述史，以此界定古代农业史研究在韦伯学术轨迹中的位置。根据施鲁赫特的论述，韦伯对于古代与现代农业发展以及古代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双重兴趣决定了他第一阶段（1889-1900）的著作内容，且持续到第二阶段（1900-1910）。直至第三阶段（1910-1920），韦伯才以《经济与社会》和《各世界宗教之经济伦理》两部宏编巨制为主要研究任务。可见，韦伯对于古代农业史和现代农业问题的研究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这表现在他的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史对公法与私法的意义》（1891）、《关于德国农业工人状况的调查》（1893）、《易北河以东地区农业工人状况的发展趋势》（1894）、《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1895）、《古代西方农业社会状况》（1897/1898/1909）等。   第二部分聚焦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 （1897/1898/1909）。该书英译本为（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1976]）。熊春文教授还原了这一文本的创作过程，不同版本的写作背景、篇幅和内容增订情况及其接受史与翻译状况。熊春文教授特别指出理解这一文本的德国国家学背景和历史主义传统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熊春文教授深入文本内部，试图还原韦伯在比较历史分析的框架中，如何通过其特有的理想类型方法处理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最终获得对西方古代文明个性及其命运的清晰认识。在导论部分，韦伯以欧洲-西方与亚洲-东方（包括近东）以及古代与中世纪/现代之间的比较组织其问题框架，建构比如东方封建主义与西方封建主义、个人主义封建制与城市封建制、古代无产阶级与现代无产阶级、自由劳动与非自由劳动等各种维度理想类型，不断逼近对古代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并提出两个核心问题。其一，古代经济组织是否具有某些无法用中世纪和现代经济史概念加以分析的特征？其二，古代是否存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对于第一个问题，韦伯在“原始派”毕歇尔对“现代派”迈耶的争论中萃取观点与立场，形成独特的历史—社会理论。关于第二个问题，韦伯的主要结论是，完全否定古代曾经有过资本主义式经济发展过程的存在是无知的，这样做其实是简单地把“古代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等同看待、等量齐观。韦伯认为，古代当然有过一种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形式。如果下定义的话，这种形式可以称为“政治资本主义”，即一种受着政治、伦理和理念观念条件广泛限制的经济形式。韦伯在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有关古代资本主义议题的探讨无疑与其一生的学术旨趣密切相关。   著作正文部分以“古代文明各主要中心的农业史”为题，对古代东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古以色列进行了简要考察，之后则是对希腊、希腊化时代、罗马、罗马帝国时代等西方古代社会的详细分析。韦伯在分析中充分地贯彻了其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建构了诸如农民公社、贵族制城邦、官僚制城市王国、重装步兵城邦、公民城邦、赋役君主制等军事—政治类型以及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交换经济、货币经济、家计经济、营利经济等经济类型。然后，他深入到诸文明中心的历史发展当中，对所有重要的社会现象进行相互比较、对照，并与中世纪和现代现象作了比较对照。此事物由彼事物加以说明，典型因素与个别因素被分而论之，同一名称的事物被揭示出了差异。而且，在历史学家根据现代现象解读历史而出现了错误的地方，韦伯则用“理想类型”做出了澄清，并最终使读者获得对古代文明个性及其命运的清晰认识。   报告最后部分，熊春文教授还概略地探讨了韦伯的农业社会学对于今天中国农业转型研究的可能启示。在他看来，最大的启发之处在于韦伯通过理想类型的方法把农业经济现象置于宏阔的政治—文化/宗教—社会的框架中加以比较分析与具体定位。他对于农业理性化条件（特别是他称之为“非经济因素”）的讨论影响了后来关于农业现代转型的诸多研究，尤其是其对于农业担纲者行动伦理（如“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富有较强的启发作用。韦伯的研究框架使得我们得以拓展目前居于主流的农业科学和农业经济学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对农业经济现象获得更为丰富复杂、也更为清晰准确的认识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