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126

2019年5月10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比较历史分析的源流辨析”。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主讲，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侯旭东评议。

应星教授

比较历史分析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基本工具，也是新制度主义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研究思路源起于经典社会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被正式提出，并在60、70年代的繁荣期后逐渐走向分裂与式微。沿着这一脉络，应星教授首先分析比较历史分析的源头（即经典社会理论），随后述评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及其若干特点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历史分析的转型与式微的原因，并在指出当代比较历史分析扭转衰势的可能方向后，回顾了自己将比较历史分析与中国现代史相结合这一努力的探索与成果。

讲座第一部分，应星教授指出，19世纪的经典社会理论为比较历史分析奠定了基本前提，这是今天理解这一方法所必须重视的本源。与比较历史分析相关的经典社会理论可以归结为四种传统。第一种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传统”，二人虽有众多差异，但均强调以民情、历史与习俗而非自然作为政治的基础，主张从经验现实进入历史与政治的分析；第二种是“马克思传统”，从生产方式切入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分析，并以超越国别的视野比较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第三种是韦伯的传统，通过比较世界诸宗教文明史，围绕资本主义兴起与理性主义问题展开分析，探讨复杂的现代性问题；第四种是“涂尔干传统”，以实质问题为基础，确立了现代社会科学比较方法的准则。

这些经典时期的比较历史传统之间，既有共同之处，又存在不容忽视的张力。共同之处在于，其均以社会实在而非观念为基础进行分析，同时广泛借用历史的想象力，并强调自然、民情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张力则可分为三类：第一，“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传统”以人类自由为核心关怀，“涂尔干传统”则关心社会秩序的构造与奠定，此谓自由与秩序的张力；第二，“马克思传统”中，历史的根本推动力在于物质利益，韦伯的传统则在此基础上强调理念对历史方向的决定性作用，此谓利益与理念的张力；第三，“涂尔干传统”主张以科学的实证方式理解社会，韦伯则主张对人类行动的主观动机进行理解，此谓实证与理解的张力。

与比较历史分析相关的四种经典社会理论传统

讲座第二部分，应星教授指出，随着社会科学的重心从欧洲转向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比较历史分析出现了新的方向性变化，越发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呢？他认为，这与美国社会本身的特点有关，即试图让世界历史自然化的“美国例外论”，弱化本体论承诺、强化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的专业化与大规模经营。在这种独特的基础上，美国社会科学尤其强调对研究中不确定因素的控制——这一特征对此后的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此为背景，应星教授在讲座第三部分分析了比较历史分析自20世纪60年代正式诞生以来所经历的发展与转型。韦伯去世后，经典理论被以功能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巨型理论所替代，后者在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与经典理论相比，这种巨型理论体现出“去历史”、“去冲突”、高度学科化的特点。其中，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复杂理解也被化约为工具理性色彩更重的现代化问题。20世纪60年代之后，巨型理论为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提出的中层理论所取代。中层研究对经典理论的使用是功能性的，后者成为了服务讨论、悬置争议、提供研究合法性的工具，因而进一步脱离了对实质现象的关怀。

20世纪60至70年代，比较历史分析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以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为代表人物，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一阶段，摩尔做出了如下努力：将历史、国家重新带回研究视野，并在方法中展现历史多样性。然而，研究方法虽然发生了转变，但摩尔在核心问题上仍与帕森斯关注点相似，即着眼于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此外，摩尔直接取用民族国家、民主和专制概念作为分析单位与前提，在类型学上做出了极大简化，也是值得商榷的。对比经典理论还可发现，以摩尔、斯考切波为代表的比较政治的结构主义流派还存在僵硬强调结构维度，排斥伦理动因、文化因素的缺陷。最后，摩尔开创的这一方法对事件的复杂性、偶然性、多重起因的耦合关系也缺乏深刻理解。此后，在化约了经典的重要性与历史的复杂性的比较历史分析领域中，方法主义便成为了主流。

应星教授指出，当代比较历史分析存在从宏观到中观、从复杂到简明、从综合到分界、从重事件到重比较的基本特点。80年代之后，比较历史分析愈发退缩至研究方法的细节争论，如今更是在大数据与文化研究的夹击下处于尴尬地位。因此，比较历史分析亟需重新出发。

西达·斯考切波比较历史分析名著《国家与社会革命》

讲座第四部分，应星教授围绕着比较历史分析应如何重新出发这一关键问题进行分析。以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危机的关键在于弥合不同学科之间的张力，并提出了“开放社会科学”这一概念。应星教授则认为，当代社会科学应重点着眼于经典理论和中层理论之间的巨大张力，为此，尤为重要的是回到经典理论、直面历史复杂性，从而破除“方法主义”，跨越中学与西学的人为隔离，面对方法论之外真正重要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研究者应以更加耐心的姿态将事件史和观念史结合起来，对民族国家等既有分析单位进行反思，充分理解现代性的复杂性，从而重建社会理论的想象力。

讲座最后，应星教授回顾了他将比较历史分析与中国现代史相结合的经历，以及这一努力的探索与成果。韦伯从现代资本主义与理性主义兴起的制度结构及担纲者的精神气质出发，探究社会秩序理性化和伦理的理性化之间的张力，并由此理解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受韦伯的问题意识启发，应星教授发现，通过分析20世纪中国革命所构成的连续体及这一过程在最后形成的独特政治结构，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气质与政治支配方式，并在研究中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社会史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韦伯在比较宗教学分析中对精神体系和制度结构的结合，和福柯在谱系学中处理时间、事件复杂性的态度都是值得借鉴的。

评议人渠敬东教授（左）、侯旭东教授与应星教授在讲座中

评议阶段，渠敬东教授表示，抽象程度的机械提高并不等于理论化，以绝对的教条和假设化约历史复杂性是不可取的。优秀的经验研究应立足于鲜活的历史与生活经验，在根本上返回并充实理论研究。候旭东教授则指出，历史学在关注“变”的同时，也应对背后不变的东西加以挖掘，从而化解王朝与时代的界限，为古今对话增添可能。

提问环节，应星教授就比较历史分析与本体论有何关系的问题做解答。他指出，比较历史分析应诉诸于不同的经典传统、与生活世界的观念经验紧密联系，以期恢复生命力——而不应在方法主义中固步自封。对于早期人类学对比较历史分析的探讨这一问题，渠敬东教授表示，以地理大发现为触发条件，早期人类学和古典学都是面对陌生文明的一种回应与反思，为西方人在面对自己的文明结构时提供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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