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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讲座137-3】波特伦·谢弗德: 经济学的普适性——现代经济学对古代欧洲资本主义形态的解释力

发布时间:2019-10-07

                    

文研讲座137

2019107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七期第三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经济学的普适性——现代经济学对欧洲资本主义形态的解释力。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主讲,文研院邀访学者、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教授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主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出席并参与讨论。

 

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教授谢弗德教授首先从1847年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与共产党人在伦敦的会谈切入,讲述他缘何关注古希腊雅典的问题。希尔德布兰德最负盛名的著作是1848年出版的《当前和未来的国民经济学》(Der 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他在该书中根据交易方式将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分为自然经济(barter economy)、货币经济(monetized money)和信用经济(credit economy)三个阶段。此外,他论及经济史观中的系统方式,并对古典时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探讨。1847年,他本想去伦敦面见马克思,然而终究只见到其他共产党人。在相互讨论中,他们认同若将奴隶换成机器(machine),那么古典时代的雅典就是一个理想社会;然而他们在如何引进机器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即我们应当通过国家还是通过市场将机器引入社会。

 

由此,谢弗德教授抛出问题:经济法则四海皆同吗?从直观的角度看,历史中不同社会存在不同形态,不同社会形态间存在一系列明显转变。在古典经济学派(特别是大卫·李嘉图)看来,经济学理论具有唯物主义、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特征,历史中经济社会的发展遵循着抽象的自然经济法则。历史学派则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看法。譬如,英国历史学派代表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力图用历史的、经验的方法提到李嘉图的抽象演绎过程;德国历史学派代表罗雪尔(Wilhelm Roscher)亦强调用历史方法,通过对历史过程的研究发现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和规律。

 

《当前和未来的国民经济学》书影谢弗德简要梳理了当时历史学派对古希腊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视角。阶段论是当时历史学派讨论人类社会演化问题的常见方法。阶段的划分主要基于技术差异,此外还会考虑交流方式和能源使用上使用的差异。不过,对于演化的具体过程,不同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譬如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国民经济学家毕歇尔(Karl Bücher)根据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将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家庭、市镇和国家三个演化阶段,暗示了经济发展往更高级的社会存在演化;马克斯·韦伯则认为精神和制度的理性化历程贯穿人类社会的演化历程,文明的发展并非仅有唯一道路,由此突破19世纪末关于古代社会经济史的争论。此外,经济系统是人们分析人类社会经济演化的另一视角。不少学者从计划与市场两个资源配置方式看待经济秩序和组织的问题,并由此产生不少争论。德国弗莱堡学派创始人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认为经济过程总是在一定经济秩序框架内运行的,我们需要从具体的体制形式、货币制度和经济形式等去刻画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总体形态。在竞争秩序中,利润和增长构成企业层面的竞争形态;而国家之间的竞争彰显机构层面的强弱之分。

 

经济风格是历史学派所强调的又一重要内容。他们更多地从经济精神、自然和技术基础、经济构成、社会构成和经济动态等角度进行讨论。谢弗德教授结合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竞争、波斯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以及兼顾效率原则和重新分配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等案例进行讨论,并据此强调,风格(style)并不是通过所有事物的同质化来得以确立的,而是通过处理对立面的程序得以确立的,不同领域所呈现的不同特征并行发展,即出现所谓的共同进化。通过上述的讨论,谢弗德教授归纳总结了经济学家的概念性工具:在理性知识的前提下形成初步的理论并对其进行抽象化,在基本经济结构的理论构想中提炼相关实证结果,在文本证据基础上对结果进行理解和描述,最后通过实验佐证相关说法。

 

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国民经济学家毕歇尔(Karl Bücher)墓进一步地,谢弗德教授提出如下的类比说法,即经济理论史之于经济史就好比考古学之于古代文字材料。无论如何,深入探究希腊经济史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关于希腊经济史与中世纪、早期现代性和现代性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以毕歇尔(Karl Bucher)、芬利(M. I. Finley)等为代表的原始论者认为,古希腊社会中家庭基本上自给自足,市场和货币是发挥从属作用,礼物馈赠成为社会必不可少的沟通方式;而以迈耶(Edward Meyer)、罗斯托夫采夫(M. Rostovtzeff)等为代表的现代论者则认为,商业实体、银行和长途贸易构成的生产形式可以与近代早期文明的发展相比较,并由此解释从古希腊到希腊化时代罗马的演变。类似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谢弗德教授希望通过挖掘古希腊经济思想中的诸要素为上述争辩提供更多解读。他首先讨论荷马的史诗文本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解释。荷马史诗中记叙大量经济现象,而亚里士多德则对类似经济现象提供相关的分析与解释。譬如,荷马史诗中提到家庭是一种生活形式,而亚里士多德将家庭视为当时社会的生产中心;荷马认为成为奴隶和自由的丧失是命中注定,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一个哲学难题;荷马提到赫菲斯托斯的青铜女仆,而亚里士多德则在讨论自动琴弦问题;荷马史诗叙述商家的贪婪,而亚里士多德则探讨财务之术;荷马史诗谈到当时人们致力于手工技艺,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们依靠自然获取所需。总而言之,从当时青铜器上有关鱼市和手工作坊的绘画可见,古希腊社会已存在诸多经济活动。

 

进而,谢弗德教授结合柏拉图和芝诺的思想讨论古希腊的城邦形态、政府和经济转变。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曾提及猪之城The city of pig,认为公民个人很难实现自给自足,需要依靠他人的服务满足自己生存,和平共处、分工合作成为构建猪之城的基础,内部公民仅停留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阶段。然而,猪之城并非城邦演化的终极状态,其间必然经历非正义大量存在的阶段,由此引出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思考。理想国存在哲学王。由于哲学王难以事必躬亲,基于品质的劳动分工会更多,守卫者的社群主义成为维护城邦共同体安全和财富的重要支持。不过,晚年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则阐述一个次等理想国,此时形成有再分配的财产私有制。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在与柏拉图《理想国》同名的著作中提到普世秩序,奴隶和货币都不再出现其中。

 

3世纪纸莎草残片,内容为柏拉图《理想国》随后,谢弗德教授简要讨论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经济思想,具体包括持家和财务之术、交换理论与货币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获取财富主要包括持家之术(governance of household)和获取之术(art of acquisition),后者包含自我获取之术(art of self-acquisition)和理财学(chrematistics)。此外,亚里士多德主张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和交换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其中,分配正义表明分配结果取决于社会各阶层的构成,交换正义则意味着交换过程的等价性。至于交换与货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主张交换过程中无论是出于对工作的认可还是出于需求的考虑,都必须在法律上和货币数目上实现等价原则,而货币在其中则充当交换工具。不过,不像柏拉图从唯名论角度看待货币,亚里士多德坚持金属本位制。

 

此外,谢弗德教授介绍色诺芬的《经济论》、《雅典的收入》与西塞罗的《论义务》。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提到,管理家政的人可以获得高报酬,而家庭女主人可以协助管理家里的奴隶、女仆和其他物品,此外还提到苏格拉底对高尚人士伊斯霍玛霍斯盈利行为的谴责。他还谈到,农业生产可通过观察掌握诀窍,但看穿银币好坏的技能并不相同。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进一步阐述,当铜匠人数变多时,他们就会选择放弃该职业,因为此时铜产品不值钱,类似情况存在于铁匠群体中。然而,对白银而言,若人们未曾获得大量白银,不会大量使用白银;当有人开始获得大量白银时,那么人们倾向于使用白银而非收藏白银。西塞罗在《论义务》一书中则强调服务的重要性。服务的提供一部分是为了国家,部分是为了公民个人。为提供公正的支持,我们必须给出有关财富和感恩的建议。私人社会支持和交换服务以获得政治影响力对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西塞罗挫败喀提林阴谋随后,谢弗德教授还介绍了古希腊社会中的银行家Trapecites)以及独特的祝祷仪式(Liturgies)。当时的银行家并非哲学家们所希望探讨的对象,我们只能通过演讲家了解他们的工作。这些银行家提供储蓄和贷款服务。在早期现代性中,人们并没有明确区分收取利息是因为机会成本的问题还是风险报酬的考虑。但是,人们倾向于认同银行业从别人的钱物中获得风险的回报。至于祝祷仪式,在演说家吕西亚(Lysias)、德莫斯提尼(Demosthenes)和忒奥弗拉士特斯(Theophrastus)的言语中多次强调富人的自发行为。在雅典社会中,公民拥有的财富包括可见财富和不可见财富,可见财富有房屋、土地、橄榄树等;而不可见财富对应富人的信用余额。除了规模较小的官方机构外,公民以祝祷仪式的形式分担各自的任务,富人们也会自发地参与到公共服务事业中,城邦的公共建设有赖于富人们的支持。譬如,富有的市民会自发前往剧场组织一个唱诗班,甚至自发地支持城邦的战事。谢弗德教授展示了古典时期战舰、狄奥尼索斯剧院等图像,佐证当时祝祷仪式对城邦发展的重要影响。当然,城邦的国家机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并非毫无意义。谢弗德教授简要介绍当时希腊城邦的一些经济政策。比如,伯利克里曾通过修建雅典卫城处理当时就业问题;古希腊同样关注资源调配策略,多强调促进出口对增加收入的重要意义;从赫西奥多斯到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人们一方面担忧人口过多,另一方面也害怕人口减少。

 

在介绍古希腊社会诸多经济思想痕迹后,谢弗德教授讨论现代经济概念运用于古希腊社会经济分析的局限性问题,诸如均衡、使用价值、需要、农业价格、受工业品价格、国民账户、货币、白银和信用、收入分配、增长和危机等。在古希腊社会,均衡可能是通过供求关系求得,但市场出清往往也是按照习惯性价格而实现;至于使用价值,若商品使用价值未进行标准化处理,那么就无法统一市场中的价格。当时所谓的需要并非如今经济学所讲的个人的边际效用,而是由传统和角色决定需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需求并不涉及奢侈品。对于农业价格而言,当时农产品价格更多地取决于收获的程度,在生产者需求得到满足后,剩余产品才会进入市场。然而,手工业产品价格却不同于工业品价格,只有少量的作坊主存在于市场中,并不能发挥规模优势,而由于奴隶劳动强度的变化,生产成本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凡此种种问题均需要我们在用现代经济概念解释古希腊社会经济活动时稍加注意。

 

雅典学院——一种不同的经济学可能?谢弗德教授进一步从理性化视角分析古典经济活动与现代性经济活动的区别。按马克思·韦伯的观点,经济理性化集中体现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因为它已经将家庭和企业经营区分开,家庭不再是一个生产单位。而古希腊时期的家庭则是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结合。此外,一般理论并未关注到个人同时所具有的多重身份,身份归属事实上使理性行为变得不可能。而韦伯则从铁笼iron cage)的比喻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角色冲突的减少,因为资本主义的理性秩序成为囚禁人性的铁笼。不过,古典时期家庭经济活动更像是一个企业,妇女和奴隶的角色转变为传统经济带来理性化的压力。美国南北战争中南北方对奴隶制的不同态度俨然表明这种压力,诚如韦伯所言,作为一种制度的奴隶制限制现代理性的形成。

 

由此,谢弗德教授认为,韦伯的理想型涉及对现代性的区分。大致而言,古典时期表现为典型的政治资本主义,当时并不存在理性经济与奴隶并存的情形,纵然到庄园经济阶段亦是如此;而大发现时代则表现为典型的冒险资本主义,这一阶段人们普遍缺乏清教徒式的禁欲精神和储蓄、投资企业的稳定意愿。由此,重商主义和历史学派倾向于将经济学视为一门道德科学;而分析学派与功利主义者则倾向于将经济学视为现代性主流。现实世界存在多种因果关系,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往往是并行发展并影响现实世界,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社会经济就是开放式发展,因为经济系统必须实现再生产。欧肯(Walter Eucken)认为经济系统应涵盖经济精神、自然和技术条件、经济制度、社会契约和经济动态等方面;克洛克(Kasper Klock)则认为应包含国家理性、人性、国家法律、人民状况和国家收入等内容。显然,经济风格的一致性扎根于社会的政治和历史之中。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由此重新思考雅典和斯巴达、希腊和波斯对立存在的问题,并从中寻找原始主义现代主义的折中想法。谢弗德教授最后总结道,就本次讲座的讨论视角而言,经济学实则人文科学的一部分。

 

 

张亚光副教授首先对本次讲座进行评论。他认为,本次讲座在文献和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为我们探究西方经济思想的源头带来诸多新思考,同时也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前沿观点和方法。谢弗德教授所提到的经济学普适性问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确实值得商榷。周建波教授则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理论源于西方,西方在长期内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他看来,谢弗德教授论及古典时期商业现象,为我们看待工农业产业结构的发展提供新视角。最后,在场师生还就中西方市场观念的差异、服务与城邦最优规模、家族在中国古代市场中的角色等问题发表看法、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