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9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29期暨北京大学“虚云讲座”第52讲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华梵融通义自圆’——近代佛教复兴与泛亚主义”。文研院邀访学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四龙主持，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何建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纪华传评议。

讲座伊始，李天纲老师即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在民国初年曾有一股倾向，是对印度文化的强烈兴趣。这个思潮以1917年章太炎等人发起“亚洲古学会”、1920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1924年上海、北京学界接待泰戈尔访华为标志。运动提出“亚洲主义”的口号，而且延续到1930年代抗战爆发。

泰戈尔来华访问

亚洲主义的提出和实践，表明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思想重建运动中，亚洲三大文明的学者，都曾有一种突破国家、民族、文化的边界，而以“佛学”、“佛教”的历史因素来联系三者，建立一种跨国界的“文化同盟”。 本次讲座围绕欧洲“印度学”、 佛教唯识论、世界佛教运动、走进印度依次展开。

一、欧洲“印度学”：近代中印文化间的桥梁

“华梵融通义自圆”是杨文会为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留下来的学术理想，他认为中国人的佛学一定要和印度宗教对话，重建联系。明清学者对于印度、西藏佛教等西方之学的文化兴趣，其实一直存在，王启元的明清江南佛教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外求域外的佛学兴趣，也扩展到了儒家学者，例如顾炎武等人都试图用梵音来理解佛经的翻译。

“戊戌变法”前后，杨文会、章太炎津津乐道于印度哲学，但他们对印度文化的了解，仍然是通过第三者西方“印度学”来了解印度的点滴情况。马克思·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是著名宗教学家，他在英国牛津大学推广比较宗教研究，有一个翻译出版世界各大宗教经典的庞大计划。他培养了日本学者南条文雄成为“印度学”家，参与印度佛教、婆罗门教经典的翻译。南条文雄在1884年回国，次年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师，首开梵文课程。

缪勒与南条文雄合译之梵文佛经

1884年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杨文会开创了中国近代的“尊梵”风气，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天。除了自己尝试学习梵文外，杨文会还邀请南条文雄再把梵文《阿弥陀经》译成中文，以便比较该经典中文、梵文版本之间的差别。用梵文佛教经典来校订汉传佛教的经典，这成为清末佛教复兴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引起了中国学者对印度文化的广泛兴趣。

二、佛教唯识论：中日印佛教文化的公约数

中日印三个民族的佛教具有多样性，但是在国际“梵学”复兴运动中，学者们找到了三者的共性，即“唯识论”。把印度文化简化为佛教，进而化约为“唯识论”，这是将复杂多样的汉传佛教、日本佛教、印度古佛教进行化约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吕澂又再推进，把印度的佛教思想化约为性寂——求真，把中国佛教概括为性觉——求悟，对印度思想做了进一步的简化，这样就建立起中国现代佛教的理论基础。

其实，多元的印度思想传统中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援引，印度的宗教传统，不单单是佛学，更不单单是“唯识”，佛教甚至都不是印度宗教的主流。婆罗门、耆那教、吠檀多、瑜伽派、伊斯兰教等等，有着比中国“儒、道、佛”三教更丰富的多样性。中国学者只是按照留下来的汉文佛教典籍，用有限的“印度学”知识，加上欧洲十九世纪的“现代性”主张，去研究印度宗教。

章太炎对十九世纪欧洲人类学有所了解，他在日本了解了“梵学”，以及欧洲人类学、宗教学原理之后，对印度宗教的理解并不局限在佛学和“印度学”。他认为吠陀经、婆罗门教也都是印度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因而持有一种将宗教教义放回到文化背景中去的“文化佛教”的观点和方法。但是大部分提倡印度佛教的中国学者，都把佛教与婆罗门教对立起来，以为佛教能兴国，而婆罗门教落后，导致印度后来的亡国。一般佛学家只是理解印度宗教中的“唯识论”，还是带着欧洲“印度学”的“太阳眼镜”。

三、世界佛教运动：学者中的“亚洲主义”

为扭转通过日本、英国、德国“印度学”了解印度文化的尴尬局面，中国学者做出了很多努力。章太炎要佛教学习印度，礼请印度婆罗门教师来教授梵文、声明和因明学问。在章太炎、杨文会以及梁启超等人的理想中，中印之间的“佛学交流”能够引入一种强劲的非西方的域外思想，正如早期佛教给中国人带来的思想解放一样，重造一个“汉唐盛世”。中国学者试图与印度学者重建文化关系的努力，既包含着“社会革命”“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也有着恢复古代文明，从事“亚洲的文艺复兴”的“亚洲主义”文化理想。

1917年3月4日，章太炎假江苏教育会发起“亚洲古学会”，其重点是研究佛学，以佛教思想“统一佛教宗派”，联合亚洲各民族文化。“亚洲古学会”是社会各界人士筹建的社会组织，以“亚洲主义”为职志。长期追随章太炎从事“佛教革命”的太虚（1890-1947）法师，则在佛教界发愿做成“世界佛教”运动，即以中国“人生佛教”为基础，联络藏传、南传、锡兰、印度佛教，甚而把佛教推广至欧美。1922年，章太炎、太虚等人支持的“上海佛教居士林”（1918）改造为“世界佛教居士林”，推动“世界佛教”运动。

世界佛教居士林第一届职员欢迎会

坐席居中者为章太炎与林长周舜卿

载《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1923年第2期

长期追随章太炎从事“佛教革命”的太虚法师（1890-1947），则在佛教界发愿做成“世界佛教”运动，即以中国“人生佛教”为基础，联络藏传、南传、锡兰、印度佛教，甚而把佛教推广至欧美。1922年，章太炎、太虚等人支持的“上海佛教居士林”（1918）改造为“世界佛教居士林”，推动“世界佛教”运动。

太虚法师在伦敦

1929年摄

四、走进印度：南下取经的“人间佛教”

新派学者、变革僧侣，加上城市工商业居士、市民信众，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构成因素。然而，近代佛教复兴的一切成功，都离不开协会机构、各佛学院和庙宇丛林中的僧侣努力，而僧侣自身的学术努力尤为重要。四大佛学院都有高僧、大居士参与学术，他们共同的兴趣就是打通华梵二脉，融会中印思想，建立一个新的佛教本体论、知识论。

如果说清末杨文会的国际佛学合作主要是“东渡”日本，向日本“梵学”和“新唯识论”取经的话，那民国时期已经蔚然成风的“人间佛教”则主动“南下”东南亚和印度。19世纪，“维新”气氛中兴起的“佛学复兴”，一直保持着与日本、印度、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交往强烈的兴趣，这是超过儒教、道教的可贵品质。20世纪，在上海等地形成的“人间佛教”继承这个传统，大批僧人从上海出发，与印度、日本、东南亚各地佛教建立联系，使得中国佛教的眼界和学识都大为提高。

李天纲老师在报告现场

最后，何建明老师、纪华传老师就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运动和亚洲主义问题展开了讨论。此外，线上讨论也颇为热烈，学生们就“宗教在现代社会和当代中国的作用”、“当前国内通过佛教推进共同体建设的现状和前景”、“当代文化佛教如何走出‘民族复兴’的自我观念受限”和“佛教复兴运动对印度学发展的抑制作用”等问题同与会学者展开了精彩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