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之邀，日本一桥大学中国思想史教授坂元弘子先生于10月13日和18日，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主讲两场“北大文研讲座”。坂元弘子教授本科师从西顺藏教授，后进入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中国哲学专业攻读硕士及博士；曾在1981年至1983年以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高级进修生的身份前往北京大学哲学系留学，由楼宇烈教授指导，1998年起担任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教授，是日本国内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家。坂元教授多年来一直关注从民族、阶层阶级与性别视角分析中国思想的近代转型，日文著作《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人種・身体・ジェンダー》（《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人种·身体·性别》）、《連鎖する中国近代の“知”》（《连锁的中国近代之“知”》）等，不仅是日本学界的典范著述，也得到中国学人的高度肯定。坂元教授在两场讲座中展现了挖掘材料的独特眼光、研究初期全球化的清晰思路以及对近代以来性别议题的特别关注，同时也为大家介绍了自己治中国思想史三十多年来的集大成之作，新书《中国近代の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日本一桥大学中国思想史教授坂元弘子

10月13日下午的第一场讲座以“晚清民国文艺界人士的性别观念”为主题，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主持。夏老师提醒大家注意坂元教授在演讲主题之外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她左翼知识分子的气质；其二是她论述背后近代思想史的学术脉络。

坂元教授从晚清女性的缠足与反缠足谈起，注意到中国以西欧为榜样开启的女性主义论述，实则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人种论、社会进化论的色彩。关于缠足女性的论述也被当时流行的画报以石印版画的方式记录了下来。进入民国，受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解放女性论的影响，优生思想替代了富国强种，成为女性论述背后强有力的资源。此时隆兴的漫画杂志中大量出现男性画家创造的女性形象，他们对时髦女性的想象，焦点从小脚女性或妓女转而变为“摩登女郎”。

坂元教授以1928年创办的《上海漫画》和1934年出现的《时代漫画》为对象，具体分析了摩登女郎如何逐步演变，特别是在30年代新生活运动和中日战争逐渐扩大的时代背景下，摩登女郎原本清新、活泼、新潮大胆的性解放形象逐渐被颓废色彩的社会讽刺所取代。到了全面抗战时期，受害的女性成为《救亡漫画》、《抗战漫画》等一系列刊物的核心，摩登女郎及其背后的大众文化被民族救亡观念驱逐，如《抗战漫画》第七期的封面画描绘的被日军残杀的中国母亲。

坂元教授特别展示了一位女性画家梁白波的作品，她在30年代《立报》上连载《蜜蜂》，刻画了充满摩登感和反抗意识的蜜蜂小姐；战时，梁白波参加了叶浅予、张乐平等组织的救亡漫画宣传队，笔下独特的女性也为战争所中断，但又呈现出与男性画家浓郁的民族主义不同的社会性别思考，如漫画《跑出厨房、走出闺房，去负杀敌重任》等。

最后，她介绍了1950年代《漫画》月刊中的男女形象，男性表现为“战斗英雄”、“劳动英雄”，而女性则只有在“生产模范”形象中才能出场。坂元教授提示研究者们不要忽略性别与战争、革命的关系，大众文化的视觉材料能扩展历史文化研究的视野。从性别问题入手考察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从漫画材料进入议题，使她对很多问题的理解更为深入。

在提问环节，坂元教授又就新文化运动中优生观念的盲点、绘画传统中女性形象的变化、明清才媛群体的认识等问题做了精彩回答。在回答漫画与文本作为材料的不同意义时，她再一次提到了自己的研究理路，引入图像的角度能帮助研究者发现文本材料产生的盲区，从而更贴合近现代大众文化领域的性别议题。

坂元弘子教授的新作《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10月18日下午，坂元弘子教授带来第二场演讲，“谈付梓《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岩波新书）之后的省思”，哲学系王中江教授主持。讲座开始前，王老师介绍了坂元教授的学术背景，并提到从早年研读庄子、禅宗的思想到进入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坂元教授治思想史既有注释性研究的扎实，又有多元视角的广阔。在第一场讲座中，坂元教授展示了自己对漫画、图像材料与性别问题的最新成果；第二场讲座，她借谈新书的章节，概括了自己三十年来不断完善的思想史研究。在问题意识上，她谈到两个关键，一是克服“一国史观”，一是克服单性史观，主要关心初期全球化到当代全球化的过程，谈民族、阶级、性别问题与媒介的发展过程，这也是这本《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区别于以往研究之处。

坂元教授先回忆了自己求学和研究的历程，谈到另一本即将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旧作《连锁的中国近代之“知”》。在20年前写就此书时，她已大致形成对中国近现代思想问题的看法，并贯穿到近作中。前近代的过程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过程，同时伴随着中西融合，儒家在不断融汇、调和的过程中，调整社会公平性并构成新的秩序。新书的第一部分“清末与早期全球化”就以“前近代思想史俯瞰”开篇，除了以纵向的时间线索串联近代思想变化的各个时期之外，坂元教授更关注作为潜流的性别、人种、教育、传播媒体等问题，例如讨论太平天国是否是妇女解放的起点、黄种与1903年日本人类馆事件、女性放足与精神病等等。第二部分为“中华民国与新文化的潮流”，时间上跨越整个民国时期，在材料和事件的选取上，坂元教授在每一章都设置专节讨论当时浮现的新的社会性别问题，将思想史的流播与更具体的女性问题结合起来。新书的第三部分为“展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话题一直延续到“南巡讲话”与超高速经济发展。

在完成了一部讲述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思想、历史著作后，坂元老师分享了三点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她著述中的重要经验。首先是以梁启超为中心所形成的知识分子人际关系网络之持久性；其次是刘师培、何震、章太炎、梁漱溟及乡村运动等批评立宪政治的潜流；最后是东西文化调和论或东西文化论争的双重变奏之持久性。这三点或可视作大历史叙述之下有待后学发挥的潜在线索。

坂元教授在书后的反思中提到清末民国知识分子的苦痛，她认为，触摸到近代核心问题的一批知识分子很可能早已超越了当时的中国现实，而他们的讨论因此也具备了超越性，在观察当代中国问题时依然有效。

“谈付梓《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之后的省思”讲座

演讲结束后，几位特邀嘉宾也做了精彩的回应和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老师提到新书的框架虽以思想史为主线，但坂元教授贯彻了自己独特的视角，将某些以往不太突出的问题照亮，极具启发性。近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流派构建各自心中的中国问题，后世研究者选取怎样的标准评价，是应然还是实然，是理想还是现实，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张志强老师则向坂元教授请教从政治思想史转为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学术理路变化背后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由坂元教授的新书谈到学术思想脉络与日本研究界的语境。在怎样看待晚清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特殊位置时，日本学界因其自身的问题而发掘出不同于五四立场的另一种思考路向，这种突破贯穿在坂元教授的新书之中，展现出她的独到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彭春凌老师谈到中国思想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有不同之处，而坂元教授的著述重新从儒、释、道进入近代，打通近代，尤以她对近代宗教思想的重视，使得近代思想史不再作为政治史的附庸，而具有了一定的主体性，这也是新书非常重要的突破之处。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袁一丹副教授注意到坂元教授新书的多重线索，既是连锁亦是复调，考验着主要线索的吸附能力。

坂元教授在随后的总结回答环节，谈到自己深入研究中国思想史后所面临的种种时代问题。她由传统中国哲学转为偏向文化史、社会性别的研究，源于在游学过程中受到的西方社会学的影响。写作一部通史，让她更清楚地观察到，现代中国的许多关键问题早已在清末浮现，这实在是一笔宝贵的经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