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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10】李伯重:停滞与创新——中国古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演变

发布时间:2016-11-02

2016年11月2日下午2点,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邀请,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李伯重教授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做了题为“停滞与创新——中国古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演变”的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倪玉平教授评议,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与师生聆听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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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教授主持讲座

 

李伯重先生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经济史方面的权威学者,先后任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现任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教授。在国际经济史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第14届大会(Helsinki, Finland, August 2006)上当选为该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这个经济史学科最重要的国际学术机构成立以来惟一当选为执委会委员的华人学者。主要著作有《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多视角看历史:南宋后期至清代中期的江南经济》、《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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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教授在演讲中

 

讲座一开始,李伯重教授谈到以“中国古代信息传播方式演变”为讲座题目的原因:一是目前学界,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学者关注这个问题;二是自身做经济史,信息是市场的要素之一。

信息、传播与信息传播方式等概念,需要厘清与界定。信息一词,古今用法不同,在古代是音信、消息的意思。现代社会中,信息泛指情报、消息、指令、数据、信号等有关周围环境的认识。“传播”一词是由英文communication 翻译过来的,大体被解释为传送、传递、传播、传染、通讯、交往、交流、信息(尤其是指消息)、交通工具、交通设备、通讯系统等。李伯重教授以时间为线索,勾勒出从古代到当代传播方式简史,指出古今传播方式有很大不同。

随后,李伯重教授就“谁需要信息”的话题展开分析。政府需要的信息主要为政治军事信息。中国古代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中央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察,中央与地方之间搜集、传递、处理信息的方式,对于政令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商人需要的信息主要为商业信息。李伯重教授以晋商和徽商为例,指出商人需要把握市场信息,审时度势,从而作出准确高效的决策。

中国历史中曾出现过的政府信息发布方式主要有公文、布告、规章条例、章程与则例、邸报、口头传递、燧烟传递、邮驿等。李伯重教授列举大量的史料,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政府信息发布方式的历史沿革及作用。

与政府信息发布方式相平行,中国历史上中的商业信息传播方式经历了更大的发展与创新。在传统帝制时期,政府的信息系统不对民间开放,普通人的书信主要靠路过的商客、僧人、文人等云游之人捎带递送,唐李朝威小说《柳毅传》中“柳毅传书”即反映这一历史现象。中国古代商人获得信息的途径主要有:口头信息交流、茶馆(茶坊)、会馆与公所、民办报纸、民办邮政等。李伯重教授列举大量实例,如徽商信客,受雇于会馆的“过塘行”,主要负责徽商书信、银两、包裹等物件的传送,根据所传递的物件贵重度和路程长短获得报酬。

最后,李伯重教授比较“官”、“民”传播方式演变,指出政府经办的传播方式,是量的扩大,并非质的改变。从民间来看,出现很多创新,如报纸、民信局、茶馆等。明清时期商业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之大,以致可以将其称为中国商业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或简称为信息革命。中国既有停滞的一方面,也有创新的一方面。因而,就中国民间信息传播创新的角度而言,黑格尔、费正清、伊懋可、黄宗智等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范式是无法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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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平教授进行评议

 

倪玉平教授随后评议李伯重教授讲座,认为讲座有四个方面特点:信息量大,提纲挈领,古今中外比较;非常前沿,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非常有理论深度,视野非常宏大;李伯重教授对自己的研究不断超越。倪玉平教授同时提出应关注中国古代政府无法有效控制的非主流信息(如谣言)以及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加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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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动环节,李伯重教授就“近代早期”概念、报纸受众率、中国古代信息传播方式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释。最后,邓小南教授指出,自己正在主持“7—16世纪信息沟通和国家秩序”的科研项目,李教授提供了讨论重要问题的不同的维度,对信息、传播等概念建立了阐释链条。邓小南教授认为,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有许多“关节”,由于技术问题及人为操纵,信息会发生变化。在具体研究中,要关注信息的源头,以及信息集中到某个部门之后是如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