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4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五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报告厅成功举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白谦慎教授以“晚清文物市场与官员收藏活动——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为题发表讲演，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松教授担任主持人。

李松教授主持讲座

        白谦慎教授这些年来的研究专注于传统政治精英的文化活动，而此次讲演亦集中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1862-1894）文物市场和官员收藏活动之间的关系。讲演中，白教授指出关于收藏史的研究是近年来艺术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博士论文和出版的专著相当多。但在收藏史的研究中，对文物市场的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因为收藏史的研究是面临着各种各样困难的。

        第一个困难是研究艺术品市场和收藏活动的文献问题。作为历史研究，首先就要遇到史料问题。要谈市场，就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市场价格的问题。但是要描述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艺术品市场价格，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中国文人很少在他们正式的著作中提到艺术品的价格，很难见到收藏家比较完整的藏品价格表，记载自己购买的艺术品和古董的价格。不过，白教授发现，晚清文人喜欢写日记，现在还有不少日记幸存下来，在日记中有一些关于艺术品价格的记录。还有不少晚清文人的笔迹和信札存世，其中就有一些艺术品价格零散的记载。依靠这些零星的资料，可以粗略地重构一个晚清文物市场和收藏活动的图像。

        第二个困难是关于价格的记载通常十分简略，无法得知所谈作品的尺寸，加上在很多的情况下，没有实物或实物的图片，亦无法对艺术品的质量做比较准确的判断，这样价格和艺术品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不清晰。

        第三个问题则是资料的不平衡。吴大澂是名人，他给名人友人写信，有时也会提及文物的价格，这些信札更容易留存下来。他写给文物商的信札，有一些也保留下来了。但是那些文物商写给他的信札却没有保留下来。另外，文物商们在当时肯定有自己的帐簿，但至今已很难见到古董店的帐簿。

        第四个问题就是地域的差别。在出土的地方价格通常会最便宜，运输到其他的地方后，价格就会贵很多。贵多少？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白谦慎教授在讲演中

        第五个困难就是文物商的能力问题。吴大澂就说过，山东潍县的王石经曾经给他看过一些古董，价格比别人高许多。会卖东西的文物商，能把价格卖得高。文物商的能力，卖家的知识结构，都会对最终成交的价格有所影响。

        而第六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出不同时期艺术品价格发生的变化。这就要追踪同一作品在不同时期的卖价。要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因为例子很少。

        第七个问题，货币体系。我们谈市场价格，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计价的货币。但是，晚清的货币体系比较混乱。有时侯用银子，有时侯用洋元。各地的银子的重量、计价方法也不完全相同：不同时期洋元和银子的比价不同，铜钱和银子的比价也不同。所以，在研究市场价格时，我们也要考虑这个因素。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受国际因素影响，银价的跌涨。正如齐白石的画在1950年代几元人民币可以买一张，那时的几元不是现在的几元。

        白教授表明尽管有上述这些困难，但和前代相比，晚清关于文物市场的资料已经算是多很多了。但也正因为上面提到的困难，他对晚清艺术品市场的分析多有推测的成分，对它的描述和分析也可以说是尝试性的。

吴大澂画像

        吴大澂（1835-1902），苏州人士，1868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广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中国著名的学者、书法家、收藏家。白教授的讲演就是以此人及其友人的日记、信札等文献为依据，分青铜器和书法绘画两大类来探讨研究当时的收藏品市场价格的。

        在讨论艺术品的价格之前，白教授首先谈及了可能影响价格的一些因素。他认为这些因素和影响今天的文物价格的因素有很大的相似性。递藏史，谁是收藏者，这很重要。是否著录出版，是否有题跋（对书画而言）也是重要因素。对于青铜器而言，文献价值十分重要。此外，稀有性和艺术质量也都会决定价格的高低。

        而后，白教授通过分享两个故事， “布医士”和“虢叔钟”的故事生动地讲解了1870年初洋人开始收购藏品对青铜器的市场价格乃至给京师收藏界带来了影响以及1872年青铜器价格迅速上涨的史实。1872年潘祖荫在致吴大澂的信札中写道“虢叔钟所值二（或三）千四百元，岂不可发一大噱乎？始知厂肆之物，未足云贵也。”但沈秉成最终花5000两买下虢叔钟，而这个价格在当时大概能买下“刘园”（即苏州著名园林留园）。

虢叔旅钟

        虢叔钟的价格在晚清能开到如此高，与钟鼎为青铜器重器有关。那为什么青铜器价格会在1870年代涨的那么快呢？白教授认为除了有外国医生加入购藏外，还有“战乱后经济恢复”“国际银价的跌落” “上海藏家的崛起”及“地方差价”有关。

          书法绘画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因为数量上比青铜器要多得多。一位多产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存世的常常会多达上百或几百件。尺幅、质量的差别也比较大。青铜器只能著录，不能题跋。可书画还能题跋，是否经过名人品题，在价格上的差异也会很大。白教授的研究以《翁同龢日记》中的记载为主，辅之其他文献来讨论晚清的书画市场。因为《翁同龢日记》记载的收藏和买卖活动最多也最详细，并且他提到的一些重要藏品至今还由他的玄孙翁万戈先生收藏，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这些作品的尺幅和艺术品质。

        由于大量的古代书画名迹已经在清代初期和中期进入内府，晚清已经没有像梁清标（1620-1691）、安岐（1683-？）那样的书画大收藏家。但是，仍有一些未入内府的名迹尚在晚清的市场上流通。从晚清官员的日记中可得知当时市场上流通的名迹有王羲之的《行穰贴》、《游目贴》、王献之的《新妇服地黄汤贴》、颜真卿的《自书告身贴》，苏轼的《黄州寒食帖》、米芾的《多景楼诗》、《向太后挽词》、《珊瑚帖》、《复宦帖》、《乐兄贴》、黄山谷小卷、文彦博墨迹卷等等。白教授以其中几件为例进行了说明。

        如王羲之的《游目贴》和颜真卿的《告身贴》这两卷加在一起在1863年文物商才索价500两。此时太平天国战乱尚未结束，文物市场的行情自然会受到影响。但黄庭坚的书法小卷，在1880年开价仅六十两，也低于我们今天的想象。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在1884年开价一千两。米芾的《珊瑚帖》、《复宦帖》合卷在1893年开价一千五百两，杀价后一千两。可见从1863年至1893年，整整三十年间，从绝对的银两数来看，文物价格有了很大的增长。

王羲之《游目帖》

        但与当时青铜器价格相比，书法绘画的价格实在不高。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廿三日，翁同龢“一日无事，展观石谷画图，忽思厂游，径往，日落矣，携《东方朔画赞》两册（国初拓）、《张猛龙碑》、《宋元人画集锦册》归。宋元册极有精神，决知非苏州片，索值卅金，拟得之矣。”《宋元人画集锦册》索三十金，大约二十馀金就能拿下。1871年正是潘祖荫等在北京开始收购青铜器的时候，二十馀金大约能买一个没有铭文的商州青铜爵，可见当时的古画价格不及青铜器高。

        白教授讲解说明清官员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书写大量的书法，但在任官期间通常不卖字，他们的书法（如对联、条幅、手卷、扇面等）多为礼品。他们去世后，昔日的礼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不但数量很多，而且价格并不低。随着世间的推移，官员和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功用性书写（如信札、日记、笔记、手稿等）也有了商业价值。

          最后，白教授对讲演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指出晚清官员的收藏对象，除了少数域外金石拓片外，主要是中国金石书画，这是行之久远的文化传统。不过，西风东渐之际，有些官员对西方文化极有兴趣，并开始收藏西方艺术品。由于资料限制，对晚清在上海崛起的商人收藏家（如顾寿臧等）的了解甚少。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上海有着相当一批商人、实业家买办收藏文物。可以推想，在其他的口岸城市（如天津、广州等），类似的收藏群体也同样存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有富商巨贾收藏古董。只不过，在传统中国，财富的拥有者不见得在文化上具有话语权。

        并且在19世纪下半叶，士大夫对商人收藏家依然持有文化上的优越感，依凭着政治地位和文化优势，他们操持着艺术收藏和品鉴的话语权。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消失，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实业家、商人在收藏界变得越来也越重要。以此观之，白教授研究的1860-1890年代，正是西方收藏家尚未大规模介入、商人收藏家群体尚未取代文人士大夫阶层而成为收藏主体的最后时代。晚清官员留下的文献资料，使我们能够比较细致地观察历史大变迁之际的收藏活动。

        在晚清的高官中，收藏金石书画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零星的记载告诉我们，很多高官虽不以收藏著称，但却都或多或少有着金石书画的收藏。在书画收藏中，家传、交换、赠送的现象更为普遍，通过市场来购买只是其中一种方式。在吴大澂的时代，明清书画并非稀有，士大夫之间互相赠送的现象屡见不鲜。晚清文物市场上流通的许多艺术品在制作的时候是礼品，艺术礼品的消费在日常生活中是大量的，流通的方式是主动赠送、互赠、索求、代求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昔日的礼品和许多日常书写（如信札、笔记、是文稿、日记等）一起，有了市场价值。

        聆听完白谦慎教授的讲演，主持人李松教授发表感言道，虽然很多文人艺术家羞于谈论作品价格，但艺术品价格的研究其实对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甚至可以从作品价格的变化追踪到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白教授所从事的精细研究和他深厚的文化定力令人钦佩，像他这样专注于个案的研究非常值得学习，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