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五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报告厅成功举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白谦慎教授以“晚清官员与书法”为题发表主题演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担任主持人，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

主讲人白谦慎教授（右）与主持人朱青生教授（左）

白谦慎教授近十多年来的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晚清士大夫文化，他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晚清名宦吴大澂（1835-1902）及其友人展开。他希望通过研究书法来观察中国文人文化在晚清的状况。他一向关心的议题是1850 -1895年活跃在晚清政坛的高官的文化活动，而书法活动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白谦慎教授在讲座的开始就展示了他鲜明的问题意识——他从晚清许多官员写了大量书法的历史事实出发，提出了几个问题，即他们为什么会写这么多的书法？这些晚清的高官花多少时间来研究、练习、“创作”书法？

白谦慎教授指出，晚清官员日常的书法活动主要分为练习、自娱、应酬三个方面。他详细阐释了三者的具体内涵。练习不仅仅是动笔，主要是临帖。自娱则往往是个人行为，比如按照个人喜好撰写条幅，手卷等。应酬则是别人请他写，或者他写了送给别人，是一种和社会发生关系的艺术活动。

对于“晚清官员花多长时间习字”这一问题，白谦慎教授解释道：由于晚清官员有日记存世，所以有一些直接的文献。比如曾国藩为自己定下每日课程的时间表：“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李鸿章临《圣教序》每日约百字，时间、天气皆历历在目。甚至，由于临帖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太过平常，有些官员在日记中不会记载练字的事实，但是他们留下的一些书迹却证明他们不仅练字，还有日课。一些官员没有每天临字的记载，但是通过书信，依然可以发现他们临帖的事实。此外，晚清官员日常的书法活动还包括友朋之间切磋书法和独自领悟书法。

随后，白谦慎教授详细介绍了晚清官员应酬书法的主要形式和数量。从白谦慎教授接触的文献来看，扇面和对联是应酬书法中最流行的形式，其数量远远超过条幅、手卷，册页。白谦慎教授通过近年拍卖行的数据和晚清文人日记的互证也证明了这个设想。白谦慎教授指出，晚清一些官员书写对联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以曾国藩为例，每月书写百余幅对联是常态，翁同龢、曾纪泽、何绍基等人也是如此。晚清官员写扇面也非常多，在数量上几乎可与对联匹敌，这和扇子是晚清时期身份和文化的象征不无关系。白谦慎教授指出，对联在清初开始流行，清代中期以后，成为最为流行的书法形式。在此之前，扇面是最为流行的书法形式。在晚清，扇面依然是仅次于对联的流行书法形式，在不是夏季的时候，书法家也会写很多扇子。

白谦慎沿着之前的脉络，解释了对联和扇面的使用问题。在挽联、喜联之外，对联最大的用途还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礼品。比如，同治七年，翁同龢护送亡妻和兄长的棺木回籍埋葬时，就在付银两酬劳之外送扇对致谢。但是，由于没有史料，现在无法确认这些扇对是自己书写还是他人代书，署款问题也无法确定。以上说的是私事，其实书法也被用到公务当中。慈安太后于光绪七年去世时，翁同龢参与出殡事，对于出力者也曾赠以扇对。这些例证至少可以说明扇对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相当广泛。此外，在京官员，特别是高官还有一项书法应酬，那就是为来京科考的举子们写字，各省的学政也常常有类似的应酬。

书写量如此巨大，如何提高书写的效率就成为相当重要的命题。首先是联语的准备。白谦慎教授指出，郭嵩焘、吴大澂等人都会事先准备好联语，八股文和对联书籍也为书法提供了较为广泛的对偶资源。其次是代笔的问题，在当时，幕僚代笔的现象相当普遍。随后，白谦慎教授提到了落款的技巧，一些晚清官员在写对联时，经常只写对句，积累到一定数量后才题款。当然，这不仅是效率的问题，还有称谓中的礼数问题。此外，一些书法材料的发明和改良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对联纸使对联章法变得相对容易。由于磨墨耗时，大字费墨，墨汁的出现和磨墨机的发明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写字的效率。

这时，针对晚清政府官员书法写作数量的问题，白谦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重要假设，他指出了人口增加对书法的影响。他指出，康熙年间大约有一亿人口，而到了光绪年间增加到四亿。人口增加了，但有些职务并没有增加。这还涉及到书法的三个流动模式：平级流动，由上向下，由下至上。其中由上向下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流动模式对书法需求量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对联会成为主要的应酬形式呢。白谦慎教授认为，对联章法简单，字书少，书写的速度快，其成功率也比较高，可以满足社会对书法的巨大需求量。晚清官员写扇面也非常多，在数量上几乎与对联匹敌。扇面的灵活性很大，而且可以为多人合作。比起对联，扇面不仅在视觉的丰富性和精致性上更胜一筹，随身携带，它还是使用者社会身份的证明。

随后，白谦慎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晚清官员不卖字。他们的书法交换几乎都是送字，但不是金钱交易行为。晚清官员不卖字的原因有几个：做官的收入比较高；做官期间的润格很难订，以官位高低来订润格或许并不恰当；书写的日常性也使润例难订。白谦慎教授指出，不卖字可能是晚清官员书写量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使文人文化得以维护。由于没有市场价格，向人索字不易要钱，所以在书法应酬中出现了特殊的礼品经济——索书。官员的字往往在去世之后才能成为有市场价格的艺术品。

白谦慎教授指出了一些他面临的问题：中国古代的许多书法杰作都是信札，药方、笔记都可以是书法，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日常书写。晚清官员们创作量巨大，但是有些书法原始资料由于书写技法或个人亲疏等原因，已经被处理掉，不存于世。

在讲座的最后，白谦慎教授再次回答了为何晚清官员会写如此多的书法，其背后自然存在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原因，比如科举等等。但是，对这个事实也不必做过度的功利性解读，因为其中的很多人成为高官后，依然坚持练习书法。在中国步入20世纪前，书法是中国官员主要的艺术爱好，他们在这方面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而就社会生活而言，对官员们书法的需求量也相当大。

白谦慎教授用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一句话总结道，在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对于古代经典的艺术形式和文化意蕴的探求，对于遣词造句的细微之处的玩味，而不是对有实际用途的技能进行训练，才是知识表达的主要方式和社会权力的核心内容。”白谦慎教授指出，列文森的话是针对晚明而言，其观察基本正确。但晚清和晚明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在晚清官员的知识构成中，已经有了相当的西学成分。而且，晚清的官员并不“玩物丧志”，本演讲所涉及的曾国藩、李鸿章、吴大澂等都是当时的“能吏”。

总之，书法在维系传统政治集团的社会凝聚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根本性变化一直要等到20世纪的下半期才发生。20世纪以来，中国的书写工具、丧葬文化、牌匾文化、书信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书法的生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书法的日常必要性被消解，政治精英群体集体退出了书法。书法也不再是精英的艺术。晚清的官员们生活在一个发生巨变的时代，观察他们文化活动中的细节，自然能加深人们对中国文化在百年间发生的变化的理解。

主持人朱青生教授

主持人朱青生教授对白谦慎教授的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白谦慎教授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其一，白谦慎教授对中国艺术的价值进行了延展——书法事实上是人存在的方式，而不是交易的载体。艺术可以并不完全是特定职业，这对中国之外的艺术史家是一种冲击。其二，白谦慎教授的研究通过书法的研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中国的官僚制度研究。这可以被认作是一种对官本位结构的研究。在当时，书法构成这个结构的载体，而这个问题可以延展到书法不构成载体后，哪些东西替代了它的作用方式。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

渠敬东副院长代表文研院对本次讲座谈了体会。他认为，文研院最主要的事情，是想方设法支持好学者，做出好学问。此外，还要为为现今的北大补一些文气。在中国的历史上，书法从不独立存在，书法往往构成一个人的人格修养，社会身份的品味区隔，写字是社会交往的载体，也是修身治国的基础，这是我们审视当今中国问题的很好的出发点，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界需要关注的领域。文研院未来会大力支持艺术史研究，这不仅关涉到艺术问题，也关涉到中华文明之本体的问题。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白谦慎教授的讲座圆满结束。正如朱青生教授所言，艺术往往和思想有关，这些前沿性的研究很有可能激发人文社会科学的活力，对书法等问题的开拓将会激发无数全新的问题空间，对新问题的处理和反应同样会为人文社会科学搭建新的桥梁——这种不断开拓的学术态度也是文研院一直以来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