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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21】汪荣祖:史学的主体性问题

发布时间:2016-12-20

2016年12月2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一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汪荣祖作题为“史学的主体性问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郭卫东教授担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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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郭卫东教授(左)与主讲人汪荣祖教授(右)

 

汪教授首先提出,20世纪以来科学昌盛。各个学科都欲相比附,科学成了“非科学的”科学主义。在崇尚科学万能的思潮下,英国史家贝雷(John B. Bury, 1861-1927)等提出了“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History is science, no more or less.)的口号。而贝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毅然放弃旧说,认为史学变成科学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不可能将整个世界压缩到机械的物质世界,而忽略了日常生活的感情世界;不能不顾不能量化的世界。”贝氏这一觉悟,便是意识到史学主体性的结果。

 

自然科学的本质,诚如英国著名哲学家怀德海(Alfred NorthWhitehead)所论:现代科学虽在欧洲诞生,但可以环球为家。科学完全可以从一个国家传授到另外一个只要是有理性社会的国家。而人文学科的自主性有异于科学:要求赋意义于客体,意义结构犹如主体建构,客观知识不过为我所用。其所牵涉到同情心、同理心、憎恶心等等,均不见之自然科学,但一样需要分析与确认。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客观”是建基于各主体性之间的共识,故而不能不重视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性。

 

汪教授观察到近代中国史学从理论到实践向西方全方位倾斜。梁启超之新史学并非旧史学的“变法维新”,而是一场史学革命。朱希祖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后,即欲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中国现代史学的考证方法貌似呼应乾嘉朴学,实则并非朴学的创新,而取法德国史家兰克的史学方法论。傅斯年受到贝雷(John B. Bury, 1861-1927)影响,主张将史学建设成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的科学。以充分的史料来建立科学的史学,这种信心显然来自当时西方史学的科学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地区影响巨大,也是史学科学化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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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汪荣祖教授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史学界又改取社会科学方法治史。法国安娜学派(Annales),俗称年鉴学派就以社会科学治史闻名。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称社会科学为史学的善邻,取“守望相助”之意。台湾史学界于1960年代已经重视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中国大陆通行历史唯物论,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科学,因而两岸的中国现代史学所谓“科研”工作,都是将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在书写上无异数字整齐,图表盎然的社会科学研究报告,貌似严谨有加,实枯燥乏味。而且摧毁了传统史学的三大偶像,即传记、政治、史事。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号称探究史学的深层结构,却抛弃了最基本的历史叙事。又往往存在配合理论,不免随心摘取史料,未必重视史料的周延与考订的问题。

 

史东(Lawrence Stone)于1980年代发出了回归“基本面”的诉求,重弹历史叙事之必要,追求史学之文学性,要求历史叙事之再生(The Revival of Narratives)。“再生”,并非“复原”,如柏克(Peter Burke)所说:是在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基础上,重现大叙事之风采。至于柯林伍德(R. Collingwood)所谓“重演史事于史家之胸”(re-enactmentof past experiences)”。汪教授特别强调,柯氏并要非史家将心比心,而是将历史人物摆在史家心胸中了解。即要求史家能将既往的陈迹,赋以新生命,从而将史学的重心从史料转移到史家。

 

汪教授进一步提出,中国现代史学一直追随西方时尚,随西风起舞,甚至仅仅仿效西方汉学的研究途径,一直没有建立自主性的史学体系,中国现代史学似已与传统切断脐带,倒像是西洋现代史学的旁枝。后现代理论对西方现代史学的严厉批判,未必全然可取,但无疑动摇了西方现代史学的霸权,尤其凸显其强烈的“自主性”。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应具有充沛的资源作创造性的现代转化。

 

在讲座最后,汪教授据以赛亚·柏林(I. Berlin)文化多元论之义谛,强调中国现代史学要批判地重新整理传统史学的遗产,反省长期以来盲目追随西方的正当性与必要性,重建中华史学的自主性。并从史官、褒贬、历史经验、经世致用、借古讽今、历史考据、史家风格,历史哲学等角度参照分析了东西方史学的各自优长。发现中西史学实各具特色,时而呈现在方法上、风格上、以及思想上。即使彼我皆备,深浅仍不一,则可以深补浅;若详略有异,则可以详补略; 若彼我虽同,表达不一,正可互通以增益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