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6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八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英国伦敦大学女王学院GeorgeSteiner讲席教授、比较文学系主任季哈诺夫（GalinTihanov）作了主题为“构建世界文学：英国的个案”的报告。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张辉教授主持讲座，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秦立彦教授担任评议。

主持人张辉教授

讲座开始后，张辉教授首先对季哈诺夫教授的到来表示了衷心欢迎和感谢。紧接着，季季哈诺夫教授直奔主题，开始了有关英语世界“世界文学”研究的介绍。季哈诺夫教授指出，现代有关世界文学的思考始于文学理论发生交替的前夜，其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仍然盛行而后结构主义方兴未艾。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教授面对当时文学翻译的热潮提出了自己对于“世界文学”研究的关怀：“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巴别塔式的文学作品隔阂，并且当文学将翻译作为自身的核心时，什么领域将发生危机？”在世界文学研究发生之后，出现了众多有关世界文学的论述，其中引发季季哈诺夫教授注意的是在英国文学研究界流行的自由市场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文学是文学作为世界市场之一部分的产物，这一现象促使读者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在这一解释下，世界文学便成为了好的自然而然的力量。然而，季哈诺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将“世界文学”处理为一个随历史变化的建构，对其性质演变历史做出条分缕析的认识是首要的问题。在这种思路下也产生了众多对于“世界文学”解释的论述，但大致可以归为讨论其时间性、空间性和语言问题几种视角。季哈诺夫教授吸收了以上对“世界文学”研究的视角启发，并在时间性、空间性和语言三种视角之外又加入了文学“自我反射”的视角，构成了他对“世界文学”研究的基本阐释。

首先，就时间性而言，在以往的论述中，“世界文学”常被想象为全球化和跨越国家化的产物，然而，季哈诺夫教授认为除了以上两种视角之外还应该加入第三种，即把“世界文学”作为前现代国家时期出现的缩减国家间文化差异的现象。弗朗哥·莫雷蒂曾指出，在18世纪早期即出现了国际性的图书市场，由此推动了书籍的快速流通，同时他也发现18世纪也是文学领域出现转折性变化的重要时期。他结合演变过程历程研究和华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理论，提出了自己对18世纪特殊情境的认识。而在莫雷蒂之前，俄罗斯汉学家和日本学家尼古拉·康拉德（Nikolai Konrad）在其研究中已经提出了有关文学的审美视角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流转的研究。从公元8世纪开始，中国出现了古文运动，之后在伊朗，15世纪于意大利均出现了“文艺复兴”式的复古运动。而晚近时期，发端于欧洲的现实主义思潮也经历了由中东到远东的相反流转过程。这种视角似乎已经为莫雷蒂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准备。不同于前者，哈金森·波斯奈特（Hutchenson Posnett）在其1886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一书中已经提出将“世界文学”作为现代国家文学之前的一个阶段，并将之作为政治形态演变产物的论述。这种观点直到1930年代中期、二战爆发前后才在中欧文学界有了回应。匈牙利作家米哈利·巴比茨（Mihály Babits）在1930年代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一书中，同样将“世界文学”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同时认为应将欧洲各国的文学放入到一个以“古希腊—拉丁语”体系构成的语言文学框架中。但他同时也悲观地认为，在一战之后，由于各国独立并创设自己的文学，各国陷入争论，世界文学不复存在。接续巴比茨的研究，匈牙利犹太作家安塔尔·塞尔布（Antal Szerb）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承认共享性“世界文学”的消亡和国家主义的兴起，但同时又对各国文化的出现抱以乐观的态度。季哈诺夫教授认为以上五位学者的研究个案启发我们在全球化视角之外探讨“世界文学”的历史，从而对世界文学研究领域流行的全球化理论提出修正。

主讲人季哈诺夫教授

其次，有关“世界文学”的研究还涉及到“空间性”研究。季哈诺夫教授提出，世界文学包含“世界”和“传播”（circulation）两种暗喻，虽然广受质疑，但是“世界”似乎更近乎于一种描述性的暗喻，相比之下“传播”另含意味。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视“传播”为一种由自由经济和政治体制造成的多语境或去语境情形，但季哈诺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用更加广阔的视野分析这种暗喻。由此，季哈诺夫指出应该通过一种地区性（zonality）的是视角对英语“世界文学”思考做出修正。“zonality”这一概念来源于斯洛伐克比较文学家迪奥尼斯·杜里申（Dionys Durisin），他认为区域性文学是基于语言亲族关系产生的。季哈诺夫教授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但却受此启发，认为区域性传播的宗教成为文学传播重要的途经。例如在印度、阿拉伯和波斯之间几个世纪以来就存在着这种交流。而在一个英语世界文学概念产生之前，中东欧地区已经存在有一个以德语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区域。这些发现重新使我们思考“世界文学”包含着众多区域性或历史语境的互动，因此也应该被理解为更为多元的现象。

再次，“世界文学”包括极为重要的“语言”视角。在“世界文学”中，双向语言的定位是焦点问题，由此我们需要讨论翻译及其认同的合法性，而在英语“世界文学”理论以外，也应该追溯现代理论的源头——俄国形式主义。季哈诺夫教授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翻译在有关阅读和分析文学合法性问题中的关键作用。他指出，现行理论中流行的有关文学作品是作为一种语言范围内的作品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性”作品之争论来源于古典理论的争论。在俄国形式主义有关文学文本性质的争论中，存在对文学文本两种不同的认识。罗曼·雅格布森（RomanJakobson）认为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其“文学性”只能通过母语才能够表达，但是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艾肯鲍姆（Eikhenbaum）、提尼亚诺夫（Tynianov）等人认为文学性的表达并非只有语言一个媒介，可以通过翻译得以实现。大卫·达姆罗什（Damrosch）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认为翻译文本在阅读和分析时具有合法性，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可以在母语和多元的译介语言中得到反映。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不是基于多种语言的操作才产生的。他更进一步认为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语言的社会性相较语言的生产来说更为重要。这种思考促使我们有信心对英语这样一门世界性语言所引起的“世界文学”进行有价值的研究。

除了以上三个视角之外，在季哈诺夫教授看来，对于世界文学的研究还应该加入文学的“自我反映”视角。在他看来，文学的自我反思性不能被忽视，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作品的互文性理论广受重视，其时流行的论述在于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从其艺术伦理主义当中抽离出来，而克里斯蒂娜更用一种具有中立性的装置，试图通过引用、借鉴等方式来重复、转用另外一个文学文本。这种互文性理论应该和世界文学相区别开来，这将有助于我们捕捉到一些不同的现象以重新认识“世界文学”。在这一方面，季哈诺夫教授将相关文学作品个案作为研究探讨的重点。在德语世界中，“世界文学”概念来源于维兰特和施洛泽的创造。在1868年施洛泽有关冰岛文学的研究中，他提出了包含冰岛文学在内的其中世界性文学体系，这一体系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而只将西方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季哈诺夫教授认为这指出了现代世界文学的基本论调。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在1930年代创作的小说《强光》中，体现了卡内蒂对于“世界文学”概念的嘲讽。小说的主人公彼得·基恩作为一个汉学家、文学家将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介绍到西方，卡内蒂将这一人物形容为“没有哪一个人类文化的分支是他所不知的”，但面对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基恩也没有陷入歌功颂德式的赞赏当中，而在其思考中蕴含了一幅包括整个世界文学地图的内化思想，以此为基础，基恩作为一个学者可以和其他专家进行对话。然而，对于世界文学所蕴含的人文主义色彩，基恩认为异文化文学文本的介入为读者打开了通往另外一种文化的大门，从而可能导致读者从自身的道德空间中解脱出来，造成迷惑，这使得这类文本成为危险的作品，应该为现代国家所禁止。在小说中，基恩对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批判态度可以充分体现出这种思考。卡内蒂的小说提示我们，“世界文学”内部包含了一种历史的时空构造转换，也可以称为这种转换的一部分，其所体现的社会意识形态力量可以在转换过程当中体现，可以作为转换的辅助品。由此我们可以对世界文学作为全球化副产品的简单论述做出修正和回应。

在讨论环节中，秦立彦老师就提亚诺夫教授提出的有关对“世界文学”的回顾做出精彩的总结和点评，并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为例，提出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走向世界与季哈诺夫教授展开对话，并就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场的其他老师、同学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请教季哈诺夫教授。讲座在热烈和浓厚的学术讨论氛围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