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3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四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史教授魏希德（Hilde De Weerdt ）以“唐—宋婚姻、信息与政治网络的转变”为主题作主题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主持讲座，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长庚大学讲座教授黄宽重出席讲座。

赵冬梅教授

魏希德教授首先阐述了这一选题的由来。今年4月份，她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之邀参加了一个主题为“关系、网络与秩序”的会议，讨论关系与网络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里面（如社会政治秩序）能够扮演何种角色，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大方面能否起到变革作用。自80年代以来，唐宋学界对此研究颇多，比如家族、社会、政治网络。魏教授计划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比较感兴趣的婚姻史，分享自己的观点。

接下来，魏希德教授先探讨了婚姻网络在唐宋变迁中扮演的角色。谭凯（Nicolas Tackett）著作《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一书，对唐宋变迁作了很好的总结：此书分析了为什么唐朝的大家族、大贵族会没落，书中附有一图，介绍唐代长安、洛阳一带的宗族分布，聚焦都市会地区，从而反映出宗族之间的婚姻关系。并且，谭凯将已搜集到的数据全部公开。从这张图可看出，这些关系分为两个族群——一个是大宗族，另一个是李氏王朝。唐朝直到9世纪，都还是寡头政治。讲到宋朝的婚姻关系，有一本比较有争议的书，就是韩明士（RobertHymes）的《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该书也附有一张图，反应宋代江西抚州的精英婚姻关系。韩明士认为，北宋江西抚州的精英们不只是跟本州或者本县的人结婚，更存在跨地方性的婚姻关系——这表示他们不只是和当地大宗族建立婚姻关系，更追求全国性的政治地位。而南宋则相反——因地方主义抬头，精英们主要和本州或本县的人建立婚姻关系。从北宋到南宋，由追求全国关系到追求本地关系的转变，使国家与士人分离。该书自出版以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韩明士无法说明南宋，特别是元代以来，地方和国家的关系，其实地方主义与国家中央集权在同时发展。因此，我们还需要作更多的个案研究。《剑桥中国历史》宋朝卷第二册中将南宋士人分成两类：一类心向朝廷，一类心向地方。目前，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直到9世纪，唐朝仍是寡头政治。而到了12世纪，宋朝的地方文化呈明显的抬头趋势。至于婚姻能不能体现出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究。

魏希德教授

随后，魏希德教授探究了信息沟通对于帝制秩序重构的影响。在当时，地方士人能阅读到的国家资料虽然有限，但是仅有的这些资料是很有意义的：通过翻阅宋人笔记、文集、日记等材料，了解他们怎么阅读这些国家资料及相关感想，再通过这些构建起他们的信息网络。《中兴两朝圣政》使用两种记录方式，一种是编年体，一种是按照主题。因此派生了两种索引方式，一种是编年，另一种是主题分类。《中兴两朝圣政》历代执掌地图是一个全国性的地图集。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士人们的信息网络地理分布，了解他们社会地位，以及关注的人。魏希德教授曾读过500封杨万里的书信，通过了解他所处的地方及书信对方所在的位置，魏教授发现南宋地方官僚不仅处理地方事务，还具有心系全国的胸怀。

接着，魏希德教授分析了朝政与地方网络的内联。从北宋末期至南宋初中期（即三次党争），魏希德教授试图通过书信、文集来了解时人对被列为伪党人的看法；借助婚姻、籍贯、仕途等信息说明这些人的关系；并通过网络分析找出关系密切的群体。庆元党禁可看出等级性比较强的因素：元祐更为全国性，地方性关系不强；但庆元很多只有地方关系网。

最后，魏希德教授总结说，研究历史不能只看制度，非正式的网络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历史发展。存在的三种不同性质的网络间的关系，前人往往只看一种。在一些情况下，网络的确可导致变革，例如唐末大宗族覆灭后寡头政治便不复存在。

邓小南教授

魏希德教授作完主题报告后，讲座进入了自由讨论阶段。邓小南教授介绍了她聚焦的问题——这些问题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被人提出来，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魏希德教授将对这些问题重新予以观察研究，而这将对唐宋史研究大有裨益。其实不只八十年代，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提出一些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令大家都信服的解答。对过去的追踪是对现在学术的推进。推动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其实是我们内心中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历史学科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是过去对于这种实践性重视不足，对于技术手段不是很关注。好在最近这些年发生了变化，像数字人文、历代人物传记库等手段都被应用得越来越多。

今天，魏希德教授的演讲对我们启发最大的，就是如何研究历史。历史学有一些基本的范式，直到今天都没有变。这些基本范式是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追问，追问质量的好坏决定了研究的差异。数字手段帮助我们看到了以前不曾关注的问题，并将其具体化、细致化；帮助学者提高效率，节省时间精力，将时间精力投注在更实质性更重要的问题上。在拥有如此多技术手段的当今，我们更应该充分利用好手上的工具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数据库的出现，并不代表学者们可以不继续读书了。充分利用好数据库的前提就是对此史料有充分的了解与认识。其次，学者们还需要注意自己的提问方式，注意自己的能力和边界和数据的能力与边界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