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9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非洲与中国的文明”。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考古所、古典学系、高研所教授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担任主讲；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杨清媚担任评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担任主持。

主持人王铭铭教授

在讲座中，罗兰教授提出了一种未来导向的关切。他希望说明非洲和中国这两个文明之间的联系，解释它们如何发展出了今天的世界的形态；如果我们把从非洲到南亚、东南亚再到印度尼西亚、大洋洲的地带称为‘南方’，欧亚大陆地带称为‘北方’，那么南方和北方的历史发展有怎样的差别，在历史过程中体现的道德和伦理的发展又能够为未来的问题提供怎样的答案。

罗兰教授从杰克·古迪（Jack Goody）有关青铜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区别的观点谈起。古迪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这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突破。新石器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具体的科学”（science of the concrete）；到了青铜时代，抽象的理性思维发展起来，特点是形成了大规模的、相互重叠的城市中心。抽象的思维适应了城市化、官僚制和书写的要求，最终发展成为欧洲的现代性。没有表现出城市化特征的地区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边缘化了，比如非洲就“卡在了”新石器时代。

如果我们想要证明这种“卡住”不是一个停滞的状态，或者说，“具体的科学”和抽象的理性不是进化论一样的前后阶段，那么，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只能把他们看作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念——具体的科学一直在抵抗青铜时代导致的现代性的扩张。但是，这种理解仍然把非洲置于全球史之外，也暗示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地区尤其是非洲及与欧洲接触之前的美洲是没有文明的。它们的社会文化发展都要参照青铜时代以来的文明的轨迹。这仍然是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前历史到有历史的单一的叙述。

主讲人罗兰教授

因此，罗兰教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把非洲和中国放在一起比较，意在说明以中国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文明和非洲的新石器时代文明代表了不同的时间性，但是它们各自都适用于对古代和当代的不同理解。如果说青铜时代是欧洲的历史特点，那么新石器时代则是一个从非洲到印度洋，再到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的历史特征。这样就修正了世界体系。罗兰教授用莫斯（Marcel Mauss）提出的文明的概念来解释这个世界体系。莫斯认为，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它们之间的联结和交往通过朝贡、外交、血缘、婚姻关系等中介得以维持。这些中介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泛泛地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它是在面对具体的事物和实践时形成的现实模式。属于同一个文明意味着在考古和历史的证据上属于一套共同的意义和实践的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的演变则体现了本体论和宇宙论的问题。

接下来，罗兰教授沿用古迪的方法，在具体的经验层面说明莫斯式对于文明的理解。他从烹饪进入这一问题。这一部分包括非洲、近东（中东）、中国三个相互分离的文明为例子。非洲和中国在陶器中蒸煮软又黏的食物，最早的原料是野生的黍和大麦，后来是大米。这种捣碎和蒸煮野生植物的种子、颗粒或块茎的技术在一万年前已经出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非洲确立了食物系统，与之相关的还有将黍捣成糊状加工湿的食物和酿造啤酒的技术。随着班图人的迁徙，这些技术传播到东非和南非，直到尼罗河谷的上游为止。而在近东到印度北部和中亚的地区，食物加工以炉子为中心，人们用炉子烘烤肉类向神灵献祭。中国也是蒸煮食物的区域，食物会用于纪念共同的祖先。蒸煮整块谷物要求足够的火候，利用火的高温把食物煮烂。这项技术后来用于冶炼和铸造青铜器。

加工食物的技术体现着更广大的物质宇宙观。例如，在东非和南非，蒸煮食物时用到的竹子和藤条也同样用来建造房屋；在中国，陶器的形制也用于青铜器，制造青铜器的技术又发展成为冶炼钢铁的基础。同时，非洲和中国表现出一些相似性，例如祖先崇拜和宗族组织、蒸煮食物和发酵饮料、制造青铜礼器，与西亚和地中海的烘焙和烧烤传统相对。这些区别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说明了文明的独特性的基础上，罗兰教授又引入莫斯关于文明的讨论，来解释文明之间长时间的流动性。莫斯认为，社会依靠彼此借鉴来生存，又依靠拒绝承认借鉴彼此来定义自身。对此，罗兰教授介绍了公元前三世纪末之前非洲和印度洋之间的交流作为例子。这一时期，在非洲和印度洋之间存在一个大型贸易网络，将波斯湾-阿拉伯湾和红海-亚丁湾两个贸易系统整合起来，其主要的贸易物品是黑曜石、香料，还有一些外来的植物。这个贸易网络远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城市群。商人和海员的食物来自西非，这就使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和蒸煮的烹饪手法传播开。但是贸易传播的更多是黑曜石、香料等仪式用品，并在非洲和印度之间的阿拉伯海上创造了一个走廊。这条走廊受到对香料的需求的刺激而产生，是中世纪香料贸易之路的前身。随着贸易圈的扩大，贸易的内容也在增加，例如，东南亚的山药和芋头被带到印度、再进入非洲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又如东南亚和新几内亚岛的竹和藤进入美拉尼西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前三世纪到二世纪存在的贸易圈是独立于青铜中心的。

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对以盈利为目的的贸易产生足够清晰的认识。那么，是什么刺激当时小规模的农业和畜牧社会参与这种长时间的联系和长距离的交换呢？罗兰教授解释说，在这个贸易圈中，既有价值极高的商品交换，也有日常植物的流通，创造了一个持续的生活世界。但是，香料贸易在其中又特别重要，比如乳香和没药。这两种植物产自非洲海角的南部和阿拉伯地区。在中国唐代，香料进入宫廷和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功能是产生香氛和烟雾。在欧洲也有将松香作为献给神灵的祭品的传统。希腊人认为，将油、香氛、香料混合放进烤肉中，香气会吸引神灵降临。在埃及，香料用来给身份尊贵的人在死后进行清洁和防腐。可以看出，青铜时代的人们广泛依赖香料。而香料产自南方，这就使他们必须在一些更容易控制的地方获得香料或者香料的替代品。

最后，罗兰教授谈到香料贸易时期的寺院经济。公元一世纪到十一世纪，从事贸易的商人、手艺人和海员会在印度西海岸到波斯湾一带建造洞窟和佛像，这些宗教活动又随着海员四处传播。因此，航路沿岸形成了一个复合的宗教景观。这样一来，日常食物和香料的传播就与宗教的传播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中国的泉州也同时存在贸易港口和妈祖庙。寺庙分布在晋江两岸和海边，外国商人停泊商船的港口就靠近这些寺庙。在泉州，寺院分布在晋江两岸和海边，外国商人停泊商船的港口也靠近这些寺院。这两种景观都说明了贸易网络中的多样性。在贸易网络里有很多国家，它们早在国家的概念产生之前就参与到这个网络中，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政治。同样，它也和青铜时代以及青铜时代之后的国家和帝国有所区别。这些“卡住”的新石器时代文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的环境——一个“人类世”。非洲的视角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也为解决当下的矛盾提供了方法。

杨清媚副教授在对罗兰教授的讲座内容进行总结后重点回顾了讲座的理论线索：根据莫斯对文明的定义，贸易网络中的国家必然面对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困境——一方面受限于自身独特的起源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又广泛地依赖外界的贸易。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如此，其文明成就不仅始于青铜时代，甚至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杨清媚副教授还就如何理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两种文明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提问：既然可以看出两种文明之间存在许多联系，那么当我们像列维-斯特劳斯一样把它们看做两种不同的观念时，二者之间的界限还那么明确吗？

评议人杨清媚副教授

对此，罗兰教授认为，重要的不是文明之间的界限，而是文明的原始性问题。原始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是可取的，而不是“新石器时代”或者“具体的科学”等等。如果我们过分关注区别，就会采用一种选择和拒斥的态度。因此，无论是在20世纪初，还是在今天，莫斯的观念都具有特殊的价值。一个超验的共同网络形成于国家和社会之前——甚至国家、社会可能都只是臆想的事物——这也是民族学相对于社会学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