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6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南太平洋上的中国天文系统？——使‘地’顺应于‘天’的南岛扩张”。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戴木德（Frederick Damon）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主持并作评议。

主讲人戴木德教授

王铭铭教授首先介绍了戴木德教授的学术经历。戴木德教授自1976年起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美国研究课程，并曾在巴布新几内亚伍德拉克岛和中国福建省泉州市进行过长时段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范围涉及美国、南太平洋和中国这一广阔的三角区域。他深受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的影响，对混沌（chaos）、等级(hierarchy)、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等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创建。他的民族志研究是在真实的物里寻找抽象的系统，在现实的人和物之中寻找宇宙论的模式。

主持、评议人王铭铭教授

本次讲座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导言、简介和“大迁移”、亲缘关系的暗示、总体价值、延伸、思维/地方的综合结构。戴木德教授旨在比较中国和南太平洋区域的文化，在两地的天文学应用之间创建一种综合考察的方式。他认为，中国的使自身全面符合于“天”的思想，与南太平洋区域的宇宙论系统之间存在出乎意料的一致性。

导言部分，戴木德教授介绍了研究缘起。自1973年起，他开始关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南太平洋社会系统。1990年代的环境研究将他引向东亚和太平洋的历史、始于中国东南的南岛扩张，继而引向将东亚和太平洋联系起来的泉州。尽管中国研究原本是与南太平洋研究并立的独立计划，但当中国学者（尤其是王铭铭教授）将他引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后，他发现了两个区域之间的相似性。在《树木、绳结与支架》（Trees, Knots, and Outriggers）一书中，受王铭铭教授有关中国天地观念的启发，他认为，正如中国的寺庙那样，浆叉驾船被理解为联结着天和地。制作船的木头源自地面的森林和田地，而驱动船的风力被认为和星星有关。船是风、水的复杂综合体，其航向更是风力和水力的合力。

在当地社会中，船也被用来隐喻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因此，它不仅是抽象之物，更是思维工具和行为模式。戴木德教授的另一个启发源自《山海经》和中国城市宇宙论中的内外观念。他在泉州治下的德化县和安溪县都发现“以内为外”和“以外为内”的观念：城的中心被认为是“外”，而城的外围反而被称作“内”。在《山海经》中，他也发现有关内外关系的记述，并认为这是中国古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戴木德教授德的研究缘起之三是大卫·帕克伦（David Pankenier）和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有关中国天文学的近作，他们分别是：《早期中国的占星学和宇宙论》（Astrology and Cosmology in Early China）以及《早期中国的天文科学》（Astral Sciences in Early China）。受该书启发，戴木德教授意识到时间的观念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其次，天被分为阴阳等二元对立观念，让他引入列维-斯特劳斯在“有二元组织这回事吗？”一文中有关社会呈现自身存在的不同面向的不同方式之思考。此外，中国的空间结构观念使他意识到它与东南亚区域的联系，例如巴厘岛的房屋模式可以在《山海经》中找到对应的结构。

戴木德教授新书封面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戴木德教授表明，他要处理的是16世纪西方向欧洲之外的地区扩张以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持续迁移。大约6000年前，所谓的“南岛语族”从现在的福建省向外迁移，掠过东非和南美，成为台湾和澳洲大陆之间这一广阔区域的主要居民，最终在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得以扩张。虽然考古和生物学的证据证明，早在8000到6000年前，华南和南太平洋之间就存在联系，但他试图考察的是这两大区域的文化体系的关联。他首先总结了这两大区域之间存在的一些非常古老的差异。70000到10000年前，在亚洲大陆的南部，尤其是华南、东南亚乃至印度这一区域，根据季风管理土地（例如对水的治理）发展出谷物和稻作农业体系；大约30000年前，南太平洋区域受厄尔尼诺影响，通过火来管理土地，发展出树木和块根作物生产体系。6000年前，亚洲系统增强，在规模上急剧扩大，南岛系统或许增强了，但规模趋于缩小。戴木德教授认为，来自华南的移民进入南太平洋区域必须改变以求生存——他们通过变“小”，重组来自中国的观念。根据混沌理论，一个细微改变会引起整个模式的变化，因此，这意味着复制自我相似性的分形过程必定经历过一个实质性的转变过程。这使他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系统，什么时候是这样，以及它们如何在空间中变形。事实上，许多社会系统确实如此。2000年前，从印度南部，到福建，再到日本，这一广阔区域是当时世界历史的中心力量，华南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或许被低估了。

接下来，戴木德教授从天文知识、贝壳交换和等级观念等方面展现了中国和南太平洋区域之间的亲缘关系。帕克伦和摩根在他们的书中都提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很可能建立在缺乏北斗星的基础之上，那时的北斗七星围绕着中空旋转。这成为中国政治凝聚力的一个原则：中心是空的，但能够使一切围绕着它。例如，中国典籍记载，皇帝之所以成为圣王，是因为他的“为”即“无为”。东南亚也发现有类似的政治结构，很可能跟中国有所关联。在戴木德教授进行田野调查的南太平洋小岛上，天空有两极，北面是北斗七星，南边是十字星，其间的所有星星都是东升西落，南北两极绕着它们运转。星星的轨迹与树类比，如东方是树的根部，西方是树的冠部。当地人认为，船的航道也遵循星星的移动，地面的水上活动呈现的是天上的结构。南太平洋区域的众多岛屿组成人类学研究领域著名的“库拉圈”，岛民们通过贝壳的交换相互联系，而“贝”字在汉字里多与钱相关。两地都用贝壳来呈现债务关系。此外，在南太平洋区域，东北部的岛屿在地势上最高，特洛布里恩德岛则最低。然而，后者在该区域的社会等级中具有特殊的主导地位。这种地理位置和社会地位的颠倒也是他从《山海经》中发现的一种社会模式。

南太平洋小岛的天空两极

戴木德教授认为，在中国和南太平洋区域，天上的星星跟地面空间之间的关系具有相似性，它们都是两地某种“总体价值”的呈现。南太平洋区域的岛民们认为，每个岛屿都对应着一颗星，它处在某颗星星之下并由其定位。这种将每个岛对应一颗星的观念，与中国“星野”体系相似。就天文说，中国的二十八星宿，称作“分星”；就地面说，称作“分野”。中国古代的占星术将天上的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该区天象预兆着相应地方的吉凶。

南太平洋岛民绘制“每个岛屿都对应着一颗星”

中国的“星野”体系

中国和南太平洋区域的相似性还能够在历法的构成方式、植物的意象和隐喻、星系跟船和大人物衣着之间的关联等方面进一步延伸。中国有一套统一的历法，它是文明的象征；而南太平洋区域缺乏组织精巧的历法体系，各个岛屿或是有一种历法，或是有很多种历法。跟正式概念化的中国历法不同，南太平洋区域的历法更多是在经验层面的理解。该区域缺乏一个共通的整体知识体系，各岛岛民只关心本岛范围内的天文地理等知识，去往它岛则入乡随俗——这正是这片区域的社会运行机制。或许曾有一个连贯的结构，但现今已消失。岛民们用树而非历法来组织一切，并以根和冠的隐喻来理解区域内所有的岛屿，它的意象和形式与社会整体及其变化和关系相对应。

据戴木德教授推测，南太平洋区域有关树的观念是中国天干地支（枝）的变体。至于星系跟船和大人物衣着之间的关联，猎户座和天蝎座尤为突出。猎户座对应中国二十八星宿中西方白虎七宿的参宿，它与东方青龙七宿中的商宿（即天蝎座）在天空中此处彼没，犹如一对矛盾体。在南太平洋的船体结构中，有两个部件分别控制船的沉和浮，平衡这两股矛盾力的连接件与猎户座同名。在中国帝王的衣冠服制中，有一种名为“通天冠”，实则是银河的象征；南太平洋岛国的酋长们有一种冠与天蝎座同名——两地大人物的衣着服饰都与天相连。

中国帝王和南太平洋酋长，他们的衣服和饰物都有“通天”的象征

讲座的最后部分，“思维/地方的综合结构”中，戴木德教授类比了中国和南太平洋区域各自对银河的理解。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的观念，银河被认为是天空中的河流，由一种生“气”构成，影响了河流的流向和庙宇的朝向，而“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解释了为何“日月星辰西移，水潦尘埃归于东焉”。南太平洋岛民也有类似“天圆地方”的想象，对银河的认识决定了他们园子的结构和园艺活动，以及婚姻中交换男女的部落分界等。戴木德教授认为，他从中国“星野”体系中抽象出的结构类似于南太平洋区域的一种贝壳。这种贝壳来自于深海，被冲刷到岸上以后，寄居在其中的动物则去往高山，有一个从低到高的结构性翻转。这种贝壳/动物所呈现出的至高/至低，与中国太极的“极”一样，都为思维活动提供了坐标。在讲座最后，戴木德教授提出几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他所假设的关于星星、力量和空间的宇宙论，应如何展开调查？倘若南太平洋区域的文化源自“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这些思想是在大约6000年前确立的吗？是否应重新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关系以及南方的主导性？分析源自“中国”的思想在新地方的新运转，这种拓展有何启发？

南太平洋的贝壳和中国的太极图

评议环节，王铭铭教授表示，戴木德教授的研究拓展了“历史人类学”的时间维度，早在6000千年，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尚未形成之时，大陆和海洋上的交流业已存在。戴木德教授通过极其细微的“地方性知识”以及跟学者的交流，使其研究成为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获得新知而非得出结论。王铭铭教授从讲座中谈及的贝壳入手，在地处中国北方的夏商周王朝考古遗址中，发现大量贝壳。它们是作为货币使用的，这说明，大陆的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必须依赖于海洋。由此，我们应反思大陆和海洋、南方和北方的关系。最后，戴木德教授同在场师生就中国和库拉圈中的“结构”异同、天文体系与政治经济等其他体系的关系、跨文明比较的原型与连续性等问题与展开交流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