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89
2018年6月13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康德哲学的批判之批判”。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庆节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敦华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南星出席并参与讨论。
主讲人王庆节教授
讲座伊始，王庆节教授首先指出，1929年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在瑞士山城达沃斯关于康德的辩论是当代历史中最著名的“思想事件”之一，它影响了之后的整个现代哲学。以往的研究已对这场辩论有了诸多解读，但在王庆节教授看来，这场辩论的实质既不在于是强调“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也不在于康德究竟诉诸“自发性”还是“被抛性”，甚至不在于坚持了“人文主义”还是“反人文主义”。
其实，理解这一思想事件的关键在于：康德为哲学形而上学奠基所作的努力，究竟是一个哲学人类学的“问题”，还是一个存在论上的“疑难”？从《存在与时间》到《人道主义通信》，这个问题在纠缠困扰着海德格尔的同时，也构成了他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
本次讲座，王庆节教授给大家带来了他对这场辩论的最新研究。本次报告分为两个部分：“导言”和“辩论”。由于时间原因，王庆节教授只呈现了“辩论”的前半部分。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
一、导言
导言部分，王庆节教授解释了研究涉及的一些概念，即疑难、对话和戏剧。
首先，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疑难”与“问题”是不同的。比如对于“哲学人类学”这个概念，“哲学人类学”不是“人类学”，它追问的是人的本质。在康德看来，人的本质是理性，人是理性的存在者。但在舍勒等看来，人不仅具有理性，还要加入情感和爱——但这些所谓的“人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不过都是用一种本质的概念代替另一种本质的概念，未能进入到存在论的层面。而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之上，它要追问的是“存在问题”。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先前的哲学家都在问“存在者”，而哲学真正要问的是“存在”。但是，有关“存在”的问题其实已经并不是“问题”，而是“疑难”。“问题”往往在提出时就已经预设了回答，只待才智相当的人来把这个答案找出。但如果一个东西连“问题”都不知如何提出，那就是“存在难题”或者说“形而上学难题”了——它们不是“问题”，而是“疑难”。这也是为什么王庆节教授会把海德格尔在达沃斯辩论之后撰写的著作译为《康德和形而上学疑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达沃斯辩论正是卡西尔所坚持的传统哲学人类学和海德格尔所代表的存在论之间的辩论。
书房中的海德格尔
其二是对话。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论辩性的对话一直是哲学历时悠久的传统。王庆节教授按照辩论目的的不同把哲学对话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传信息”，这种对话不在于“求真”，而在于“求实”，要求信息的准确性，目的是让对话者能够准确理解词句内容；第二种是“辩真假”，目的在于证明对方的错误或者说服作为第三方的听众，这种对话要揭示的不仅仅是词句的字面意思，更要揭示它赖以为真的基础；第三种是“启示性”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辩论的内容和真假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听众可以从中“得悟”，可以“豁然开朗”——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对话就属于这一类。
对于后世的学者来说，去判定卡西尔和海德格尔谁真正准确地解释了康德哲学已经毫无意义了，而他们二人的辩论对下面听众的影响以及由这场辩论开启的划时代的哲学分野，才是这场辩论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成果。
海德格尔手稿
其三是戏剧。对此，王庆节教授指出，哲学对话往往具有戏剧性。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这次论辩作为思想史中的一个事件，也可以当作一个戏剧来读。在这个戏剧中，台上有表演者，台下有观众；过程中也有序幕，有主场。
序幕发生在达沃斯辩论之前，早在1923年汉堡的康德分会上，海德格尔和卡西尔已经有所接触，这时的卡西尔在哲学界如日中天，是当时康德哲学领域的代表，而海德格尔才刚刚获得教职。
主场则是1929年两人在达沃斯的论辩，这场论辩可以按照问答次序分为四个回合，这四个回合也是王庆节教授研究的重点。
第三幕是笔端交锋，在达沃斯论辩之后，海德格尔撰写并出版了《康德和形而上学疑难》，而卡西尔作为回应也在《康德研究》上发表了有关《康德和形而上学疑难》的书评，延续了这场辩论。海德格尔在之后，也针对卡西尔的书评写了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在当时未能出版，后来被收录到《海德格尔全集》的附录中，成为了我们当下研究的重要文本依据——这便是第四幕。
希腊埃皮达鲁斯古剧场（Ancient Theatre of Epidaurus）
二、辩论
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辩论分为四个回合，前两个回合由卡西尔发问，海德格尔防守；后两个回合则是海德格尔进攻发问，卡西尔招教、回应。
马丁·海德格尔（左）与恩斯特·卡西尔（右）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的关键问题是怎样看待康德哲学的实质。在海德格尔之前，德国哲学界一直认为，康德哲学是一门知识哲学。而海德格尔却认为，康德哲学是在为他所期盼的新形而上学奠基。海德格尔的批判对象是“新康德主义”，且在其眼中，卡西尔正是“新康德主义”的最后旗手。但是，“新康德主义”究竟是什么其实一直都没有定论。卡西尔也是正抓住这了一点发出自己的攻势，他质问海德格尔：“你为什么认为我是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到底是什么？”
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
海德格尔指出，新康德主义兴起于现代的哲学困境，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人文科学倍感“无家可归”，哲学沦为了自然科学的“仆人”。就连康德本人也只能提出“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数学自然科学如何可能”这样的问题，而无法去质疑已成现实的自然科学“是否是真理”。在这种解释环境下，新康德主义只能把康德哲学看作一门探究人类认识能力的知识论，“你能够知道什么”就成了新康德主义眼中康德哲学的关键。
但其实，康德在晚年有对自己的三大批判进行总结：“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被允许期望什么”。这些问题最后其实都导向了同一个问题——“人是什么”，“是”也即存在。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哲学的核心正是“人的存在论”或者说“人的形而上学”。且只有这样，理解康德和康德哲学才能被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是整个论辩的核心部分。在这一回合，卡西尔提出了三个核心问题，即想象力、图式化问题以及关于普遍性真理的问题。
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年）
首先是想象力的问题。卡西尔认为，只有承认想象力作为思维中创造性的“基本力量”，才能把握图像和符号的形式，也才能从经验世界进入伦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想象力扮演了自由、突破、超越的角色——这也是德国哲学界一直以来对对康德“想象力”的解释。海德格尔则认为，从想象力出发走向图示化歪曲了康德的本义，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想象力的“范型（Typen）”和绝对的规则没有关系，绝对命令和经验的、感性的图像也并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只有通过对自由疑难的发问，才能让我们从有限的人的本质问题进入到绝对物的问题，从而跨越到了形而上学的世界。卡西尔认同海德格尔把传统的知识论解读和想象力的路径区别开来的做法，但他认为海德格尔的解释太过极端，甚至已经否定了康德本身。
由此也就引出了两人更深入的有关“图式（Schema）”地位的讨论。海德格尔指出，强调想象力必然要强调图示化，康德自己也将图示化放在一个核心的位置。但在第二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又确实把想象力在本质上归属到了理性能力之下——这就等于把想象力仅仅局限在了中介作用上。这种矛盾使得“图示化”在康德哲学中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而在卡西尔等正统康德学者看来，“图示”不过是彼岸世界在此岸世界的一个“见证”罢了。因此，图示化只是康德哲学的起点，而非终点。
第三个“普遍性真理”的问题也是“Dasein”的问题。在康德看来，人的想象力是有限的，那么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人有限的理性怎么能够保证数学、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呢？海德格尔认为，这个问题一旦提出就已经陷入了知识论上的主观主义和道德哲学中的相对主义——证明数学、自然科学的真理性是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任务，而不是哲学家的任务。哲学家需要研究的只是存在论的问题，即说明它们“是什么”，而不是去论证它们“是不是真的”。
有关这一点，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已经做出了说明。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把康德哲学解释为“知识哲学”恰恰是弄错了方向，实践理性的本质是一个“之间（da zwischen）”的关系。这个“之间”蕴含着想象力中介的作用，卡西尔强调的只是超越的两个端项，却不强调超越的“之间”。
两人在这里的分歧可在卡西尔发表在《康德研究》的书评中更明显地看到。卡西尔在书评中提到，在传统的解释中，康德是一种二元论的哲学，它包含现象和绝对本体，现象与本体间有一个不可跨越的认识论鸿沟。而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与本体（物自身）是一元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自由不断跃出，与存在本身发生关联，这种关联即Dasein所在的这个由图示联结起来的“之间”。在海德格尔哲学中，Dasein是不断“去存在（zu sein）”的人，这是人本质的“原初展现”，也是自由和真理。
海德格尔在山中小屋
在这个论辩中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和卡西尔都强调了想象力的重要性，强调从想象力导向自由。但海德格尔并没有像卡西尔那样在强调想象力的同时否定图示化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这恰恰证实了图示化的重要性。另外，海德格尔也在论辩中指出，康德的真理观其实更接近自己的存在论真理观，康德在文本中多次提到知识论的真理有很多偶然性。对此，海德格尔表示，这种偶然性正是因为作为Dasein展开方式的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去蔽”。因此，存在论的“真”才可能偶然地在这一处或者在那一处，也才可能产生出知识论上的“真”和“假”。
由于时间限制，接下来的两个回合遗憾地未能在本次讲座中呈现。
王庆节教授的报告结束后，赵敦华教授进行总结。他指出，虽然王庆节教授只展示了一个开始，但已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当时达沃斯论辩的精彩。正如王庆节教授在导言中谈到的，这场论辩不是真假意义上的对话，只用“真”“假”二字也不足以概括这场辩论对二十世纪哲学的深刻影响。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辩论涉及到了康德最基本的问题：知识论和道德实践之间的关系，想象力和自由之间的关系以及康德的普遍真理观等。海德格尔把康德的思想纳入到了自己的存在论框架中，去重新解释康德哲学。这种解释在卡西尔等正统康德主义者看来，是一种“歪曲”和“篡窃”；但从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海德格尔新的解释对后世的启迪是十分深远的。
互动环节，南星老师参与讨论。他谈到，海德格尔其实承认自己对康德的解释是“强暴性”的。但对于哲学史来说，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读是否还原了其本义已经是不重要的了——他想做的不过是借康德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当然，南星老师作为研究康德的学者，也试图从康德的角度来对这个“疑难”做出一些回应。他认为，康德哲学中确实存在很多矛盾，且康德本人在文本中都已对这些相互矛盾的点做出了深刻的论述。卡西尔和海德格尔讨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问题正是康德哲学的一处关键矛盾——人到底是强调无限性的一面？还是有限性的一面？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人的自由是一种无限的自由，一种属于本体界的自由。但图示化理论又表现了人有限性的一面，在康德的文本中，我们很难找到他对这两方面的调和，而这也为后来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争论留下了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