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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90】涂逸姗:丝绸之路——架起文化沟通之桥

发布时间:2018-06-20

文研论坛90

2018年6月2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丝绸之路:架起文化沟通之桥”。文研院特邀教授,国际知名土耳其历史学家、汉学家涂逸珊(Isenbike Togan)主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党宝海、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袁剑、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士后付马出席并参与讨论。

 

涂逸姗(Isenbike Togan)教授

 

讲座伊始,涂逸珊教授指出,“丝绸之路”一词是德国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先提出来的。地处丝绸之路中间地带的中亚地区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看作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

幸运的是,这种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将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Roads of Dialogue),并强调早在中国秦王朝建立之前,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各民族、部落群体之间的交往就非常频繁。且在这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频繁互动依然持续着。

 

丝绸之路地图

 

涂逸珊教授随后提到,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之后,将自己沿途搜集到的有关西域国家的情况呈奏给朝廷。学者林志春在与“路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章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林志春教授把着力点放在张骞西域之行的书面记载上,并提出,因为张骞的这次出行有着官方记载,所以应该被视为“开拓之旅”。

约翰·诺布·威尔福德(John Noble Wilford则在20年前于《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该文章进一步佐证了林志春的观点。他提到,在一具公元前1000年埃及木乃伊的头发中发现有丝绸。

 

约翰·诺布·威尔福德于1993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

其中提到在一具公元前10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上发现丝绸

 

涂逸珊教授认为,综合各方面考虑,丝绸之路是学习文化互动的理想场所,而中国文化则是理解这些互动的关键。譬如,许多画作都可以用中国神话或语言来理解。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丝绸之路的中、西部地区。在那里,突厥、蒙古的神话和语言与波斯文化交织在一起。

涂老师特别强调,“文化不可能孤立存在,只有在与不同文明相互交融中才能获得进步”。涂逸珊教授继而指出,在丝绸之路沿线文物的界定方面存在诸多难题,比如,这些文物在谁的领土范围之上?是在谁的统治时期制作完成?这些创作者是谁?谁是其背后的支持者?创作方面受到谁的影响?这些问题大都涉及到国家、民族、种族和宗教身份等相关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之间是相互割裂的。

涂逸珊教授特别强调,在这一框架内做出的假设承认较高级的文明会对那些文化特征较弱的民族产生影响。因此,一种文明或文化优于另一种的观点在学者们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其说学者们所关心的是历史问题,倒不如说是与当前政治有关的问题。在这种方法中,有些人强调外部因素(权力中心),另外一些人则强调内部因素。外部因素通常代表“更高级”的文明,而内亚地区的内部因素则受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影响。

接着,涂逸珊教授提出另外一种研究视角——代温·德韦思方法(Devin DeWeese),它承认载体之上文明层(layers of civilizations)的存在,就好比人身上穿的衣服。

 

金冠,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阿富汗蒂拉丘地出土

 

随后,涂逸珊教授补充了一些历史背景方面的知识。她指出,一些操突厥语的民族在向西迁移到小亚细亚地区过程中把自身传统带到他们的新的家园,并与当地的文明产生交融。只要快速浏览一下内亚游牧民族的早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流动性、部落主义和游牧在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到了后期,游牧民族逐渐不满足于只统治草原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定居生活——即使是伟大的蒙古帝国最后也被这两种倾向所分裂。但是,所有这些帝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控制贸易路线而建立起来的,而这种控制是通过他们强大的骑兵来得以实现的。他们会在制造威胁后站出来提供保护,这样就可以控制这些商业活动。有时,他们也会成立自己的贸易团队。

涂逸珊教授指出,丝绸之路的东部地区也呈现出类似的共生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并不是所谓的“游牧循环”(nomadic-cycle),即游牧民族的征服者依靠武力掌握政权之后,会增设许多固定机构,并吸收周边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然后逐渐抛弃其祖先赖以发家的传统。

 

 

苏巴什故城遗址

 

涂逸珊教授接着讲到,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将“丝绸之路”探险之旅起点选在中国古都长安,这里有陕西省博物馆、碑林博物馆、大贤清真寺等历史名胜。法门寺是玄奘印度取经之行的起点,莫高窟壁画中的历史场景、精美的雕像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密博物馆中展出有3000年的历史的裤子、羊毛袜等纺织品。

在哈密之后,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吐鲁番。在那里,高昌的废墟脱颖而出。柏孜克里克洞穴的地理非常独特,受到一座山和一条河流的保护,而这条河流又提供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在中国人看来,如果一个地方前有水后有山,则可被称为风水宝地。千佛洞的壁画中讲述了一个被蛇咬伤的隐居公主的故事,这不禁会让人想起伊斯坦布尔“少女塔”(kzkulesi)中的类似情节。

 

博孜克尔克遗址第9号窟壁画,公元9-12世纪

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涂逸珊教授表示,在土耳其及中国文化和语言中,有许多引发人们思考的地方。譬如,“摸着石头过河”在土耳其语中就有对应的说法——“迁移是沿着道路进行的”(göç yolda düzülür)。

在土耳其和中国,“灶火”(fire of hearth)有着特殊含义。汉语中有“延续香火”和“断了香火”的说法,土耳其语中也有类似说法。涂逸珊教授特别强调,在游牧社会中,灶台还被用来确定地位的尊卑。灶台是代表祖先精神的圣神之处,一般来说,贵宾坐在灶台的后面。在一些地区,新娘是不允许越过灶台的,因为她还没有融入到家族体系当中。只有在她们为家族生儿育女之后才可以这样做。此外,汉语和土语都用“肝”来表达喜爱之意;两国民间都认为艾蒿有辟邪的作用;大喜之日新娘都会佩戴红色的头饰等等。

 

佩戴红色头盖的土耳其新娘

 

随后,涂逸珊教授指出,部分文化特征也反映在建筑风格上。当奥斯曼人征服伊斯坦布尔时,他们渐渐远离亚洲——更确切地说是和东亚的联系。此举反而增添了大量拜占庭和近东的特征。在15世纪之后,这些遗留下来的传统逐渐丧失了原本的功能,也失去象征意义,变成了纯粹的装饰品。

在丝绸之路沿线可以观察到建筑中使用木材的现象,而这种特点可以追溯到中国。由于木材容易腐烂,中亚国家许多木制建筑未能保存下来。幸运的是,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保存了一些木制建筑。木制清真寺还是奥斯曼前期的重要特征之一,人们把这种状况归因于塞尔柱突厥帝国。直到现在,当地仍然有许多木制的清真寺,这些都象征着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融。

 

土耳其安卡拉的Aslanhane清真寺的木制结构

 

接着,涂逸珊教授谈到,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座清真寺的米哈拉布(mihrab)上的龙的图案——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中国。一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学者认为,这条龙是在抵御邪恶。

在中国,龙被认为是警惕和保护的象征。而在土耳其,这一现象被人们所忽视,因为龙在伊斯兰教和之前的历史记忆中未曾出现过。

在丝绸之路沿线,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共性特征:屋顶的装饰图案。在敦煌的洞穴、阿富汗巴米扬以及安纳托利亚哈哲·贝克塔石(Hacı Bektaş)都可以看到相似的图案,而这当中年代最久远的似乎是敦煌石窟的图案。这种屋顶装饰起源于北魏时期(350-532),呈现出八边形图案。

 

敦煌莫高窟第249窟窟顶壁画中的八边形图案

 

在富尔迪(Fuladi)巴米扬,一个类似的屋顶图案被称为“灯笼屋顶”(lantern-roo)。此外,类似“灯笼屋顶”图案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土耳其东部的某些壁炉和烟囱上都能找到。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被安置在房子的中央作为通风工具使用。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灯笼屋顶”可被看作是一个微型世界。大家在帐篷中围坐在壁炉边,散发出一种团结的氛围,而后逐渐演变成国家统一的象征。

 

 

在土耳其建筑中能见到的“灯笼屋顶”结构

 

最后,涂逸珊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她指出,前面关于烟囱、灶台、屋顶灯笼式天窗以及天花板寓意的讨论是相互关联的。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它们只是纯粹的装饰品,但也有人认为它们的深层次含义被转移到宗教和政治中去了。涂逸珊教授认为,这提醒我们:不同的人,感知也不同,因此,相似的物件可以被用作不同目的;另一方面,那些乍一看不太相似的物件却很可能会被联系在一起。

正如库马拉斯瓦米(Coomaraswamy)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那些对宇宙感知的象征已变成纯粹的装饰品。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办法似乎是把着力点放在人的身上,这样能够使我们看到那些在国家和政府层面的研究中无法观察到的东西。

 

涂逸姗教授被聘为北大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

由副院长渠敬东教授颁发聘书

 

评议环节,罗新教授指出,涂逸珊教授从物质、艺术、形象等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丝绸之路沿线所见的各种相似、相同和不同。通过本次讲座,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感受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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