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纪念死者的方式”。文研院特邀教授，国际知名土耳其历史学家、汉学家涂逸珊（IsenbikeTogan）主讲，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副教授党宝海，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士后付马出席并参与讨论。

涂逸珊（Isenbike Togan）教授

讲座伊始，涂逸珊教授即指出，为去世的亲人举行悼念活动是世界上的通行做法。某些文明中，这一点可从墓葬建筑中表现出来；而在另外一些文明中则通过宗教建筑来表达。不管怎样，纪念性建筑物在许多文明中存在相似或者相异的地方。缅怀死者是普遍做法，但在东亚和内亚（西亚），敬奉死者有着特殊功能。

涂逸珊教授表示，我们通常把这些不同特征归因于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的文化差异。对于这些遗迹的研究是按照不同学科的专业化要求开展的，因此，对这些现象的解读也仅限于学术方面。但是，在丝绸之路研究精神的指引下，人们可以在人类对于生者和死者认知的基础上，以人为关注点来考察这些不同。

位于土耳其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建于1550-1557年

清真寺位于所在的院内还包括拱北和一座墓地

涂逸珊教授认为，这种“概念化”方式冲破了种族、民族、国家、宗教和诸多学科的界限，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文化网络以及个人对情感的表达。在后者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潜在的相互关系，也可以看到类似史蒂芬·古尔德（Stephen J. Gould）所谓“不是梯子而是灌木”的现象。

史蒂芬·古尔德的本意是强调“不同文化中出现相似的行为并不一定意味着相互借鉴，也可能是像灌木丛那用是自然生长的结果。因为人类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因为人类已经在相同的环境中共存了上千年，但是却没有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这可以从土耳其、日本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得到印证。这种遗产同样可以给我们显现出他们在概念、实践，以及美学和民间文学表达方式方面的异同。

一副描绘南亚穆斯林葬礼的版画，约作于1888年

随后，涂逸珊教授重点介绍了丝绸之路沿线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和对于死者的纪念方式。许多文化对逝者的缅怀都被纳入到了宗教活动范畴，但就算是在同一宗教内部，具体操作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例如，在穆斯林世界，墓葬建筑非常多，但是伊斯兰教强调信徒平等，为逝者修建纪念性建筑是不被宽恕的。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在这一点上最为极端，他们甚至摧毁了境内存在的陵墓。在其他地区，则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阻碍人们修建陵墓。例如，在苏丹，环境不允许为逝者修建墓葬，因为尸体要被土狼吃掉。只有那些被认为圣洁或者圣神的人才能避免这种命运，他们的尸体会被一些小布块保护。在西藏，这些小布块被做成旗帜形状，会随风飘动并吓退土狼。因此，圣人的墓葬是可以参观的。对普通人的吊念活动会持续一年，最后，他的家人会去拜谒他的陵墓。通常，他们会带去食物和酒来表示吊念阶段的结束。

因此，尽管在伊斯兰教世界为死者修建纪念性建筑是不被宽恕的，但仍然存在纪念仪式，且不同地区方式各异，为逝者修建纪念性建筑的做法也颇为流行。与其他讲阿拉伯语的民族相比，在那些操突厥语民族居住的地区，这种情形更为普遍。在那些发现墓葬建筑或者伊斯兰式纪念建筑的地区，有些墓地独自矗立着，有些则被清真寺包围。

一场伊斯兰对死者的纪念仪式，摄于阿尔巴尼亚，1908年

接着，涂逸珊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在伊斯兰教义反对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会专门建造一座清真寺和坟墓？这个问题在早先一项名为“安纳托利亚地区前伊斯兰象征性元素如何适应伊斯兰式建筑”的项目中被研究过。文中认为，之前以朝代、建筑风格为划分标准对土耳其和中亚地区伊斯兰式建筑进行的研究，“单一化”了建筑本身和建筑性因素。

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中亚地区非常重视“北”这个概念；而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则主要强调与麦加的朝向，但这一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并未落实。土耳其的墓葬就表现出这两种倾向：有的墓葬仍然坐落在北方，有的则朝向麦加。那些修建在朝向麦加方向的墓主绝大多数是统治家族成员或地位显赫的人，这种位置被称为“天堂花园”（Garden of Paradise）。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人们相信墓主人会受到民众的祝福，因为他的陵墓指明了麦加的方向。

事实上，伊斯兰教的教义并不宽恕修建坟墓的做法，同样，也没有为那些“少数人”（selected few）指出哪些地方是风水宝地。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挑选风水宝地的做法开始流行开来。18世纪奥斯曼帝国历史学家哈菲兹（Hafız Hüseyin al-Ayvansarayî）就有关于一些人去世之后安葬在伊斯坦布尔清真寺院子中所谓“天堂花园”的记载，且这些墓葬在方位上大多朝向麦加。

位于土耳其布尔萨的穆拉迪耶清真寺附近的墓葬“天堂花园”

涂逸珊教授指出，土耳其历史学家埃姆尔·埃辛(Emel Esin)利用西方的原始资料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发现可以帮助理解突厥语族（Turkic speaking peoples）伊斯兰化之前的文明。从这个方面来看，重视祖先崇拜的中华文化可作为理解这些问题的钥匙。中国人非常敬奉祖先，清明就是专门用来祭奠祖先的日子，这一天，大家通常会去祭扫祖先的陵墓。此外，寺庙（尤其孔庙）是生者举行祭奠祖先仪式的场所。他们专门用于祖先崇拜，并没有任何其他信仰体系的约束。因此，在中国，这种丧葬建筑不需要随建寺庙。根据德·格鲁特（De Groot）的研究，在20世纪初墓地里就有寺庙，但我们不认为这是古代墓葬建筑中的普遍现象。

麦加大清真寺与天坛

寺庙在宫殿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家里则被称为祠堂。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他们并不是葬礼建筑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从周代到秦代的漫长岁月中，祭司阶级处于被忽略的位置。祭奠祖先的仪式通常由每个家庭的长者来主持，皇帝作为统治中国的天子则需要祭天。大约从公元前31年开始，皇帝和大臣祭天已成为一种惯例。从明代开始，天坛成为皇帝祭天的场所。值得注意的是，天坛和墓葬没有任何关系，皇室祭祀祖先的地方在皇宫中，现在是北京中山公园的一部分。

涂逸珊教授表示，上面的讨论表明，中国和中亚、中东地区在丧葬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丧葬建筑和相关组成部分只用于这一目的；而在土耳其和中亚地区，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祖先崇拜已逐渐融入了伊斯兰教的宗教结构中，清真寺便是一例。

然而，当我们将比较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日本时就会意识到，仅仅一种对于宗教的解释是不够的，日本的墓地也有佛教寺庙等建筑。但是在日本，这种做法不被认为是祖先崇拜，而是日本神道教元素的一些特征。

 结论部分，涂逸珊教授指出，当我们从特定学科的角度研究上述问题时，只能看到特定的文化。一般来说，当我们谈到相似性时，倾向于从传播者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同样也可以用约瑟夫·弗莱彻范式（Joseph Fletcher paradigm）强调横向的延续性（horizontal continuities）。但是从一些案例，我们也可发现差异性，这一点可通过观察与数字“7”有关的仪式来看到。

相关文献表明，土耳其的这一传统似乎更加接近东亚而非近东地区。伊斯兰世界并不把宗教仪式融入到宫殿或家庭中来，这也是为什么宫殿不能改造成清真寺——这一点和雍和宫形成鲜明对比。雍和宫曾是清朝皇子的居所，后被改造成藏传佛教圣地。雍和宫之所以能实现这种功能上的转换，是否因为宫殿本来就是非常神圣的？或说是否出于寺院逐渐并入宫殿的原因？

在通过从西亚到中亚实地考察后，涂逸珊教授认为，这种现象是迈向非精神政治统治（non-spiritual political）的第一步。总之，我们可以说，对死者的纪念在墓葬结构中的体现超越了艺术史的范畴，它不仅告诉我们有关感性的内容，还告诉我们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宗教和政治的地位。

评议环节，昝涛副教授表示，涂逸珊教授以墓葬习俗作为切入点，考察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风俗习惯，并对各地的丧葬风俗做了许多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随后，涂逸珊教授同与谈学者及听众就古代陵墓朝向等相关问题进行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