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106

2018年11月14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零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间公众’的存在与价值——一个民族志调查”。文研院访问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伊莎贝•蒂罗（Isabelle Thireau）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迪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评议。

伊莎贝•蒂罗（Isabelle Thireau）教授

讲座正式开始前，王迪副教授首先对伊莎贝教授作了简要介绍。伊莎贝教授早在四十年前就曾到中国访学，她以一个外国学者的身份见证了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的社会变革，与中国社会学界有很深的渊源，并在中国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首先，伊莎贝教授简单介绍了她所进行的中国研究的背景。她从个人亲身经历和研究体验出发，说明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复杂情况。以八十年代中期广东南海县某村外来务农人员子女进入托儿所等问题为例，她指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情”这一传统观念的丰富化和多样化，并认为当时的一些问题并非经由制度，而是依托对话空间得以解决的。伊莎贝教授由此切入正题，开始介绍她对天津胜利广场健身聚会的研究成果。

伊莎贝教授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天津胜利广场作为“城市的公共聚会（public gathering）”的角色和功能上。她分析了社会学家关于“聚会”的不同定义，并明确指出自己对此概念的三个要求：其一，与临时性聚会不同，本研究关注的是永久性、连续性、有制度化过程的聚会；其二，这类聚会允许陌生人出现，具有开放性；其三，这类聚会只存在于同一城市内。

胜利广场

在天津居住期间，伊莎贝教授观察了三类公共聚会。除位于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的胜利广场之外，她还观察基督教山西路堂、天津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团队。伊莎贝教授分享了参与其中的所见所闻，并指出每个聚会均有其独特性，参与者也有着较大的选择空间。她对胜利广场所处的地理空间、周边建筑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进行了详细说明，全面展示了它作为城市景观的具体形态。

随后，伊莎贝教授开始对胜利广场自1991年起至今每晚七点开展的健身聚会进行介绍。她认为，这一活动属于“不稳定的聚会”，人们的参与呈现出时间与时刻上的多样化，随机性也较强。参与者能自由地出现和缺席，未必需要参与所有项目，也可以在活动过程中短暂缺席。同时，聚会的参与者还体现了空间的多样化。伊莎贝教授对聚会参与者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参与者人数浮动范围较大，年龄层和职业类型多样，约三分之二的参与者在年龄在五十岁以上，但退休状态不一；其中，约四分之三的参与者为妇女，约四分之一的参与者为非天津本地的长期居民（但大部分已购房或租房）。胜利广场上的这一聚会群体没有正式名称，也没有具体的人员名单。

接下来，伊莎贝教授分享了她对参与者进行的访谈，用以进一步说明聚会参与者之间关系的建立过程。她由此指出，聚会日常化带来了稳定性与合法性，并认为这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聚会表面是灵活、浮动的，但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对稳定，因此获得了可预测性和合法性。重复的行为带来了整合性和规律性，因此，这一聚会不需要复杂的协调和组织过程。伊莎贝教授借用参与者所说的“随便来、随便走、随便做”来描述聚会的自由度。这种自由是和聚会的稳定性相匹配的，而“重复”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身体在场也给聚会带来了物质性，在场的众多个体共享着同样的物理感受。参与者的自由选择展示了他们的观念与期待，其中最重要的自由就在于通过确定自己与他人的相对位置来进一步确定自己的具体位置。伊莎贝教授展示了不同时刻聚会参与者的位置图，并对“距离的多样化”进行深入解释。从图像上看，聚会中人的位置较为分散，其主要原因是参与者在寻找对话伙伴的过程中形成了“对话的圈子”，而“先来后到”的规则与打招呼的过程也会影响参与者所在的具体位置。聚会形态表面的“乱”，实则体现了微妙的内在规则，“说话的可能性”直接了影响聚会的外在形态。因此，伊莎贝教授再次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她认为，场景中音乐的存在使得对话与沉默均属正常，参与者拥有说话的权利，也有不说话的自由；研究者不能简单地从参与者所站的位置推断他们的人际关系。

伊莎贝教授援引了聚会组织者的说法：“一块儿做是最重要的”。这说明，在这一情境中，行动重于群体的边界，“我们”的出现来源于参与者的共同体验。伊莎贝教授从不同维度对此进行了阐释。在“一起做”的过程当中，身体对音乐的共同体验十分重要；参与者在广场聚会中的出现包含了对特定个人的“明确化”，“对自己负责”的心理使人们的出现有一定的连续性；与巴黎相比，胜利广场上的聚会包含了人际关系的多样性，但参与者不会过多地透露自己的私人信息。

伊莎贝教授认为，聚会中参与者对他人了解的形成，即把人特殊化、普遍化，其中包含了对他人出现的期望和等待。而在将特定个体的形象具体化的过程中，“眼熟”有着独特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其中不仅包含了语言，还有视觉的参与。就胜利广场的情况而言，聚会形成了由陌生人构成的复杂群体，且不要求进入聚会的特定时长作为成员身份的认可标准。

对于聚会中存在的话语问题，伊莎贝教授提到了话语障碍与去障碍的过程，并解释了障碍被去除的过程。借助具体人物和事例，伊莎贝教授还表示，人的不同身份决定他们获取聆听权与话语权的方式，此外，情境也会对话题造成影响，如时间、在场人员等。同时，她对聚会中“大家关心”的话题进行了区分，如自身日常生活的问题与国内外的突发事件，可以确认与无法确认的事情等。对于后者，伊莎贝教授具体阐述了聚会参与者对争议性话题的讨论调查，说明集体性的怀疑有利于抑制臆想的扩大化与普遍化。大多数讨论包含了与伦理、价值取向有关的观念，参与者的不同经历与背景导致观念的多样化与讨论的社会化，参与者在勾连观念与事实的过程中重新解释了观念与事实。

最后，伊莎贝教授借用了“中间公众”的概念，并强调其在重构社会共识过程中的价值。胜利广场的民族志调查正体现了社会演进的一个面向：复杂的互动过程以表面上的简单形式得以展示，不同的合法性、合理性在共同的空间内铺排。伊莎贝教授认为，胜利广场聚会可以看作一个民众重构社会共识的非组织化的行动模式，有着相当的研究价值。

周飞舟教授评议

随后，周飞舟教授对讲座进行了评议，并就部分内容进行了归纳和回应。他认为，研究对象的挑选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中有特殊意义。在聚会参与者的交谈之中，对他人的评价反映了说话者自身的价值判断，乃至对当前社会的评价，伦理价值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卢晖临教授就“中间公众”的价值与新的社会关系提出了问题。伊莎贝教授认为，中间公众建立了基于当下的关系，他们强调当下的共同体验，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者身处聚会的共同的历史感。在回应听众关于中间公众受到新媒体与信息技术变化影响的问题时，伊莎贝教授表示，需要考虑各种中间公众的形态，因为不同的聚会对不同的参与者产生不同的影响。面对“中间公众”的不同定义，伊莎贝教授则指出，这一概念应当获得更广的解释和应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