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121

2019年4月12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杜尚与西方当代艺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瑞芸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主持。

王瑞芸研究员

朱青生教授指出，艺术既是时代特征的反应，也是推动时代发展的动力。经典艺术体现了经典时代人性的需要。现代性转化之后，我们的精神状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就体现在当代艺术（包括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中。当下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人性的各个可能面向方兴未艾，因此，导致了对经典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看法，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非常明显。如同百年前的梵高深受社会制度的压迫而未获得承认却在之后大放异彩一样，我们现在看杜尚，会有“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昔”之感。杜尚开创的达达艺术，以其反艺术倾向引发了革命。理解杜尚，有助于我们理解艺术史如何从技术性的艺术转变为观念性的艺术。

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

王瑞芸在讲座伊始就引入安格尔与杜尚的两幅作品。两幅作品都叫做《泉》，创作时间相差近半个世纪，艺术特征却截然不同：安格尔的作品呈现了一个姿态优美神情单纯的美女，而杜尚的作品则仅仅是一个实物小便池。西方艺术到底发生了什么，才呈现出了这样剧烈的变迁？我们需要通过杜尚去理解西方当代艺术的价值。为此，我们要先了解西方艺术的大致轮廓。

安格尔1861年作品《泉》（左）与杜尚1917年作品《泉》（右）

王瑞芸提醒大家注意，如今学界已基本接受西方艺术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曾被称为后现代）。她总结古典艺术被现代艺术取代的理由有：社会生活方式改变；摄影技术的出现；写实艺术成为权威和唯一标准。经过文艺复兴，西方的写实手段成为唯一标准，且题材严重脱离生活。库尔贝开创的现实主义突破了题材限制，而印象画派则改变了技法，放松了对写实的要求。之后，野兽派把写实变成“写意”，立体派随意拆解物体……西方古典艺术，由于太过限制人们的创作范围与形式而被艺术家改变、反抗，孕育出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手法。在此基础上，西方绘画走向抽象，抽去了所有写实的轮廓，但仍然蕴含着美。

现代艺术既脱胎自古典艺术，又突破了古典艺术的束缚。左为鲁本斯1639年作品《美惠三女神》（The Three Graces），右为毕加索1908-1909年作品《三个女人》（Three Women）。

现代艺术打破了写实艺术的限制，给了艺术家创作自由。它从开始出现时被质疑甚至抵制，但最终被认为是西方艺术另一个伟大的成就——创作出许多新风格、新形式、新手法，拓宽了艺术表现范围。王瑞芸研究员特别强调，现代艺术被接受的前提是：尽管变形、抽象和古典写实在形态上完全不同，但两者都致力于表达美。

杜尚却在现代艺术全盛期就开始抛弃现代艺术。他所开创的当代艺术可以是任何俗物，甚至不必是绘画，也完全不必表现美。当代艺术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行为，可以是任何一切。杜尚在一战时期，从法国流亡美国。在1917年开设的一个独立艺术家展上，他用匿名的方式寄了小便池给展览的组委会作为希望参展的作品，却被组委会拒绝。艺术家个人行为的“艺术品”却在半个世纪后得到艺术界的广泛回响，成为一种艺术现象乃至文化现象。理解杜尚的行为与艺术风尚的转变，我们需要先了解杜尚生平以及现代西方艺术的问题。

摄影师曼·雷（May Ray）为杜尚拍摄的肖像，1920-1921年

杜尚出生于法国的小镇，其父亲是镇长和镇子上的公证人。杜尚在两个哥哥的影响下开始画画，进入学院。由于无法接受学院派的束缚，他很快退学并于法国的现代派一起发展，成为一个自由艺术家。他本在这个群体中如鱼得水，但在1912年发生的一件事成为杜尚与现代派决裂的导火索。当时评委会希望杜尚修改他的作品——《下楼的裸女》——以删除其中具有意大利未来派风格的运动感，从而保证法国立体派的纯洁性。杜尚一言不发地拿回了自己的画，并决心在未来疏远这些对艺术和自己的艺术表达施加权威的人。

对于现代派的手法，杜尚有自己的坚持，那就是为了自由。但如今现代派也有了自己的标准。他看出人们一直在艺术间建立权威。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给蒙娜丽莎画胡子，以表达自己的态度。在疏远了法国现代派群体后，他开始用绘画来反对绘画，比如画机器、在玻璃上绘画等等。乃至最后，他更是直接以生活之物来代替艺术品。

杜尚1913年作品《自行车轮》（Bicycle Wheel）与1919年作品《L.H.O.O.Q》

王瑞芸特别强调，艺术家有自己表达的权力和自由，但是当艺术家的表达获得时代的共鸣后，他的表达才成为了值得我们研究的对象。杜尚就是这样，他的反抗在半个世纪后得到了共鸣，成为了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对待艺术的态度。西方艺术在1960年的时候，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的成就和理论总结都已经成熟。格林伯格作为一个理论家，为现代艺术做了理论上的总结，这意味着现代艺术也有了理论上的标准与成熟形态。他的文章发表后，美国的评论家丹托就表示，艺术界全面的反抗就此开始了。因为一旦确定了标准，就产生了限制。

限制以两位艺术家的人生遭遇悲惨地体现了出来。王瑞芸研究员叙述了美国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与罗斯科的经历。当他们感到自己的创作灵感已经受到抽象表现主义技法的限制而日趋枯竭时，却受制于艺术品市场的限制而不敢改换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两人都以最极端的方式离开了人世，罗斯科甚至留下了“痛恨艺术”的遗言。

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的色域抽象作品《第14号》（Number 14），1960年

可以说，任何一种艺术在变成权威后，都会对生动活泼的生命造成压迫。如果说现代艺术被当代艺术取代有其理由，那就只有一个——现代艺术限制了创作的自由。

而杜尚却是一个追求极致自由的人。他高中毕业后长期未婚，没有职业，没有财产。他不愿负担任何东西，不属于任何女人，也不属于任何团体。常人所贪恋的财权名色，在杜尚处都成为了束缚他自由的枷锁，需要被抵制和放弃。他对一切欲望都保持警觉，对一切权威都加以质疑，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一旦他感到压迫，就会马上拒绝。正因为是这样的人，他才得以用极端的手段，来重建艺术家和艺术的关系，即艺术家必须做艺术的主人。当其他成功的艺术家以努力奋斗获得自己的成功时，杜尚以放弃、拒绝艺术的方式获得了自己在艺术史上的声誉。

杜尚的异装肖像

王瑞芸指出，面对现代社会，杜尚以无为的方式保持内心的自由，又以无我的方式化解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不同于那些有着鲜明个人特征的艺术家，杜尚的态度是“我不相信个体这个词，因此，我对自己不认真”。无论对他的朋友还是传记家来讲，杜尚本身与世界的距离以及对人对事的随和特质，使之充满了难以言说的魅力——他的艺术作品也以同样的方式展现了这种魅力。杜尚艺术的吸引力并非来自美，而是来自否定美；并非来自清晰，而是来自难解。他以玩闹的方式对待艺术，以否定艺术的方式成就艺术。

一生不羁的杜尚

讲座最后，王瑞芸总结到，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都有其宏大叙事，但在追溯杜尚而形成的当代艺术中，我们看不见宏大叙事。杜尚给了人权力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他也是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创作他的艺术。杜尚始终给人一种轻盈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