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论坛 ｜第69期

2018年5月27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族徽：早期金文与商周社会”。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主持。淮北师范大学教授雒有仓、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长丰、南开大学教授陈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源、吉林大学教授何景成、北京大学研究员曹大志、郑州大学副教授郜向平、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黄国辉出席并作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严志斌

 

本次论坛主要围绕“族徽”展开。严志斌研究员在引言中提到，族徽又称族氏铭文，是研究商周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自宋代以降千余年来，对族徽的性质、构成、类别及其相互关系、迁移流动、兴衰变化，以及由此构建的商周家族、社会形态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学者的认识还有分别，甚至在族徽的性质问题上还有严重的分歧。

 

商周青铜器铭文上经常出现的一些图形文字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长丰

 

论坛伊始，王长丰研究员首先以“殷周金文族徽内涵的研究”为题进行发言，主要内容包括：殷周金文族徽研究概况、殷周金文族徽的汉字表述原则、殷周金文族徽的类型、基本族徽以及盟姻族徽。他认为族徽铭文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基本族徽，二是盟姻族徽。基本族徽就是单一方国（族、氏）使用的基本型的徽记形式；盟姻族徽在形式上是由基本族徽通过累加或缀联等形式形成的族徽类型，本质上是由基本族徽家族通过“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途径形成的“结盟”或“外姻”等关系血亲组织。

王长丰研究员指出，我们现在虽然对族徽有一定的了解，但很多细节仍有待发掘，我们将秉持开放的态度和心态，接受不同的、合理的观点和看法。

 

明初刊本 吕大临撰《考古图》 “饕餮鼎”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刘源

 

随后，刘源研究员以“从赐贝到册命”为题发言。刘源研究员认为，西周早期受殷文化影响较大。从殷王朝文化制度的特点来看，在政治运作方面赐贝最为明显，金文里面记录为赏贝，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认可机制，是巩固上下级之间的政治纽带；职官特色方面，作册、小臣较为典型，还有寝；社会结构方面，子和小子的关系非常突出，小子和王的关系比较疏远，子是王和小子之间承上启下的重要群体；在家族定义方面，族徽是重要代表。

 

殷墟妇好墓遗址

 

总体来说，西周早期继承了殷代的赐贝政治机制，但发生了些许变化。西周的赐贝（特别是从王的赐贝来看），与内外服是相匹配的，西周赐贝开始使用具有象征意义的贝以外的具体东西，如车马、臣、田等——这点值得我们重视。西周中期册命制度确立，册命取代了赐贝。虽然西周王朝受到殷文化的影响，但依然显示出了自身的特点。

 

北京大学研究员 曹大志

 

曹大志研究员接下来发言。曹大志研究员首先指出，在以往对族徽的认识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看法是郭沫若提出的图腾说。在这之后，最有影响的观点是族氏铭文说。关于族氏铭文的解释体系，曹大志研究员提到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复合族徽的问题。现在对复合族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族氏联合说，一般指族和族之间结盟或者通婚。但是很多学者指出两个家族无论是结盟还是通婚，结果都是两个家族，所以支持联合说的学者并不多。另一个解释是新族从旧族分出来的时候，会把其母族写新族名的前面。但在实际中，我们往往无法知道分化的过程。

 

商周金文族徽“天黾”

图片出自北京大学资源学院文物系刘桓《商周金文族徽“天黾”新释》，《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其次是作器者的问题。家族集体，家族共财，所以他们共同作器。西周时期文献记载是家族共财，但绝大部分是以贵族与个人名义做的。

第三个问题是族徽只代表个人的身份，不一定有血缘关系，所以墓葬不一定出现在一起。如果一个贵族家族中有多人担任不同的官，我们会在同一个墓地发现超过一种族徽。所以，曹大志研究员认为，所谓的族徽其实是亲称与职官名号。

 

淮北师范大学教授 雒有仓

 

针对曹大志的职官名号说，雒有仓教授以“金文族徽的内涵变化及时代性质”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族徽的内涵，雒有仓教授认为，“早期金文不等于族徽”。早期金文包括族徽、日名、亲属称谓等，其中，族徽是表示族氏名号的文字，它与日名、亲属称谓等非族徽文字的性质不同。其次，讨论金文族徽的内涵，应充分考虑族徽来源的复杂性，明确“族徽来源不等于族徽内涵”概念，不能用一种来源的族徽去解释另一种来源的族徽，更不能用部分族徽的来源去解释全体族徽的内涵。

 

青铜器铭文

 

雒有仓教授表示，金文族徽的性质，更准确地说，应该为族氏名号。“号”有徽号、代号的意思，其实质体现的不仅是血缘关系，同时体现着一定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

雒有仓教授指出，正确认识金文族徽的内涵、性质，需要深入研究金文族徽的功能、作用及其变化。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深思：一是族徽与早期铭文的关系，二是族徽与非族徽文字的区别，三是如何正确对待部分族徽与全体族徽的关系，四是如何从发展变化的角度去认识金文族徽的有关问题。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陈絜

 

之后，陈絜教授发言。他认为，对于复合族氏铭文的含义讨论应当使用减法，要明白族氏銘文中的每个字体现着怎样的含义，发挥着何种功能，尤其对其中的职官、职业与地名用字的功能要认真梳理。

 

史墙盘 西周时期 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陈絜教授认为，在判断职衔称谓之前，首先要解决商朝的国家形态和家族形态，不然就无法解释清楚。另外，他认为研究者应该到具体的墓地、铭文和材料背景里去理解，并且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等去理解。陈絜教授以商周鱼族等为例子对复合族氏的研究及存在的问题做了具体细致的分析。

此外，陈絜教授对于如何认识族氏铭文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第一，尽量利用出土地明确器物和同时代的甲骨资料；第二，对文字的释读和对短篇铭文的理解都需要加强；第三，合理利用商周地理研究成果；第四，还应继续聚落形态的研究。

 

郑州大学副教授 郜向平

 

下午的论坛会上，郜向平副教授首先根据自己的研究做有关 “商文化墓地形态与族氏铭文问题”的陈述。他表示，对氏族铭文的研究应该经常与晚商墓地研究相互参证，但晚商墓地的形态仍存在问题。

目前所能见到的先商文化时期的墓群地很少：鹤壁刘庄的墓地规模比较大，墓地整体排列比较规律，且延续时间至少为150年。这表明此墓地有一个大型的亲缘组织关系存在，并实施了强有力的规划和控制。

 

鹤壁刘庄遗址发掘现场

 

而在洹北商城时期，墓地呈现出规模有所增大和东西向墓葬增多的趋势。

到晚商时期，殷墟墓地的布局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墓群的墓向和随葬品都比较一致，墓葬排列比较有规律，但整体布局杂乱，异于先商墓地。这些墓群内部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但墓群之间很难确定是否有亲缘关系。另一种墓向比较杂乱。郜向平副教授表示，如果这是居葬合一的情况，则难以有整体的规划。他进而解释，这可能是 “族邑布局”的发展模式所致。

最后，郜向平副教授将商墓的发展过程做如下概括：在先商时期，可能存在着大型亲缘群体的凝聚力和控制力，是当时主要的社会单位。到了早商时期，大的亲缘群体解散为小的亲缘群体，相对松散地聚集在同一个聚落内部。到了晚商时期，一方面小的亲缘群体给进一步整合；另一方面，等级较高的某些亲缘群体在新的基础上扩张了其规模。

郜向平副教授最后谈到，就族氏铭文而言，虽然很多殷墟墓地的材料和族氏铭文相互印证，但彼此之间的契合度并不高。其中，有些墓地的排列过于杂乱，葬俗差异较大，可能存在非亲缘性墓地。他继而指出，当时的地缘组织和官僚系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发达。

 

吉林大学教授 何景成

 

何景成教授以“关于‘族徽’性质的一些看法”为题做报告。他认为，早期铜器铭文（主要分布于商代和西周早期）数量庞大、内涵丰富、性质复杂。目前有很多关于“族徽”性质的讨论，但各种意见差异很大，任何只尝试用某一种理论或解释模式来说明铭文性质的做法都是不合适的。

何景成教授首先讨论了“族”和“徽”的概念。他指出，目前学界关于“徽”有了统一的认识，即这类铭文基本上都是文字。而“族”即家族，是一个血缘集团。血缘集团一般都有一个外在的标识符号，以此作为本组的标志，区别于其他血缘集团。

之后，何景成教授讨论了在早期金文里“族徽”被用来标示血缘家族集团的问题。他认为，不管是族徽还是族氏铭文，首先强调的都是“族”这一概念。在周代，表示血缘集团的符号主要是姓和氏。但由于“族徽”铭文本身信息含量少，加之大部分非经正式考古发掘所得丧失了其原生和共生背景信息。因此，讨论这一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从一些信息较为丰富的典型材料入手，奠定问题讨论的支点。而在有关“族徽”的资料中，微氏家族铜器窑藏是一个很难得的典型资料群。

 

丰尊 西周时期

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一号西周青铜器窑藏出土

 

何景成教授指出，早期金文中有一些文字，从其出土情况和器物年代跨度来看，可以认定其作为某一家族的代表符号的。这表明，这类铭文是作为家族的标识来用的。虽然其含义或商人为何采用改文字作为自己家族标识的原因尚不清楚，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不能改变该类铭文作为家族标识的性质。标志家族区别符号的文字是可以称为族氏的。

何景成表示，缀有所谓“族徽”符号的铜器，其器主往往是同一家族不同世系贵族，或是父子关系，或是兄弟关系，或属于同一氏称。这些情况表明，这类符号是作为家族标识使用的，可以视作氏族符号。

在此基础上，何景成教授继续讨论了这些铭文所反映的作器者的亲称或职称与族徽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在商代有铭铜器所反映的作器者亲称主要有“妇”“小子”“乃孙”三种称谓，但亲称和族徽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另外，他认为作器者的官职和铭文后所缀的符号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黄国辉

 

黄国辉副教授就“试说族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一主题陈述了自己的研究。他首先界定了“族徽”的概念。他指出，学界对商周族徽有很多称谓，主要考虑的是族徽的文字特征和内涵特征。而族徽不完全等同于氏名，即有些族徽仅仅是家族的徽号，它们可以代表这个家族，却又不能等同于家族的氏名，族徽和氏名之间不必然是同一的。他赞成“族徽”和“复合族徽”这个概念，而不采用“族氏铭文”或者“复合氏名”的概念。他认为，“复合族徽”代表一个器物中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氏铭文，指称对象应该是同一宗族。

在对关于复合族徽的研究的“族氏分化说”、“族氏联合说”、“族氏从属和联合说”、“族氏友好说”和“亲属职衔并用说”五种说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黄国辉副教授认为，复合族徽反映的是不同族徽氏族之间的同宗关系——这种关系既有可能是分化的，也有可能是联合的，但脱离血缘关系的复合族徽是不存在的。

此外，他还指出，目前有两种标准来衡量复合族徽。第一种是以字数为标准，即复合族徽是超过两个字以上的；而第二种是以族徽的数量为标准，即代表一个氏族徽号的数量标准。黄国辉副教授表示，自己更倾向于第二种标准。

对于商周族徽的判定和研究，黄国徽副教授则强调，我们的研究必须慎之又慎。他借用林沄先生的话说道：“轻率地用族徽去解释一切早期铜器铭文是靠不住的，要确定早期铜器铭文中哪些是族徽，必须有全部金文、甲骨文资料的综合研究为基础，并注意研究器物本身的年代以及成组的铜器群的相互关系，才能得到比较近实际的判断。”

 

与会学者合影

 

在自由讨论环节，大家继续就族徽内涵、复合族徽的形成与性质进行讨论，并就族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最后，严志斌研究员做总结，他表示，这次会议是学术界第一次以族徽为主题召开的讨论会，具有重要意义。会上各位发言人都充分表述了自己的意见与学术思想，有关族徽的共识与分歧也得到清晰的呈现，这对以后的研究与探索是有益助的。他对各位发言人精彩的报告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族徽的研究，他认为，不应奢望以一种模式解释所有问题，应当充分考虑族内、族外的各种关系，并应将族徽放回到具体的铭文、具体的铜器、具体的墓葬与墓地及相关考古与历史情境中去研究，先夯实具体族氏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