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论坛 ｜第90期

2018年12月22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海洋与传统中国”。与会专家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万明，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国家文物局水下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宋建忠，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姜波，文研院邀访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文研院邀访教授、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黄纯艳；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出席论坛。

论坛开始之前，邓小南院长进行了简短致辞。她指出，本次论坛的主题同时具有现实意义与学术意义，和文研院的学术目标非常契合；本次论坛在全球化的新视域之下，从海洋活动的角度观察了中国文明的演进史，这对海洋史的整体研究思路有非常切实的推进。随后，与会学者按研究关注的时代顺序先后发言。

王子今教授的发言主题为“秦汉时期的海洋开发与早期海洋学”。他首先展示了秦汉时期的海洋地图及其历史变化过程，并就此对秦汉海洋开发的背景进行解析。王子今教授指出，春秋晚期齐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使得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的霸主，汉代政府也有征收海税的行为。而在海洋观与海洋意识方面，战国以来的政论家就已经习惯于使用“海内”的政治地理学概念。他认为，“天下”与“海内/四海”对应概念的出现是中原人海洋意识的一种初步觉醒。秦汉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环渤海地区）较早地进行了海上世界的研究，统治者也表现出探求海上未知世界的高涨热情。

姜女石石碑地秦宫遗址

同时，王子今教授介绍了西汉考古发现中与海洋相关的内容，并由此指出：早在汉景帝时代，高层社会的日常生活消费就已包括了海产品的使用。他认为，秦汉时期海产品进入内陆饮食生活的现象与大一统政体的形成有关。此外，当时与海洋相关的神仙传说或纪念性质的文字遗存也在考古过程中被大量发现。

就执政者的海洋意识而言，中央政府强化了对海岸线的控制，认为“管理的疆土一定要到达海边”，也就是说，“得见天地”这一相当成熟的政治意识开始出现。王子今教授以汉景帝削夺诸侯王沿海地区的举措及设郡撤郡的现象为例，说明了争夺沿海地方控制权的具体过程。最后，王子今教授对秦汉时期的海洋学发展状况进行了简要介绍，指出当时的海洋生物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也积累了可观的航海经验。

景帝三年初吴楚七国之乱前形势（上图）与景帝中元六年二十五诸侯形势（下图），据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

鲁西奇教授围绕“汉唐时期滨海地域的社会与文化”展开论述。他以朐山和郁洲的寺庙与碑文等材料为基础，对其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详细阐释。根据东海庙碑铭文、孔望山石刻与《尹湾汉简》所提供的信息，鲁西奇教授判断，庙碑所在庙宇的建立与当地的盐业生产有关，且很可能是由部分盐民跟当地控制滨海盐业生产的大族共同完成的。位于东海庙对面郁洲岛上的石鹿山神庙则以土著的渔民和盐民为核心，体现着不尽相同的信仰。这不仅反映了滨海文化的差异，还反映了人群社会关联对政治关系的影响。

鲁西奇教授还指出，魏晋时期的郁洲岛成为“鬼道”（即“天师道”）的重要基地，表现出对内陆与国家体系的某种偏向。南北朝时期，朐山郁洲一带的土著人群与青徐侨流人群组成两类地域性人群，即分别围绕两个庙宇在地域社会中表现出严重的分化和冲突。鲁西奇教授强调，借助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文化的社会人群的概念，他想探究的是历史过程中人群文化的表达，而神庙信仰正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

海上丝绸之路地图

宋建忠主任的发言主题为“一叶知秋——沉船所见中国古代海洋贸易”，主要围绕水下考古与沉船的发现、海上丝绸之路所见的沉船案例两方面展开。他表示，沉船发现补充了文献之外的内容，史料和物证的结合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古代海洋学与海洋贸易的实际情况。宋建忠主任首先对水下考古的发展史进行了介绍，特别提到了中国水下考古正式诞生的过程。随后，通过对含有中国瓷器的具体沉船案例进行说明，宋建忠主任分析了由此体现的古代海洋贸易情况，并简要回顾了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与发展过程。

发现中国瓷器的沉船位置图

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现象，宋建忠主任援引《汉书》、《史记》、《皇华四达记》等历史文献中有关航线的内容，指出：早在《汉书·地理志》当中就记载了通往现在的斯里兰卡的航线，三国、南朝时期则出现了与现代定义有关的南海概念，唐代的海外贸易更是日趋发达，并出现对应的管理单位“市舶司”。黑石号、南海一号等沉船上发现的船货，宋元时期号称“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等同样是体现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程度的有力证据。随着全球航线的发展，海洋贸易愈发繁荣，商品也更加丰富。最后，宋建忠主任强调，全球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渐进化的过程。

南澳一号沉船水下实景

黄纯艳教授以“官民互动与宋代海洋知识体系的建构”为题，就中国海洋知识的形成与发展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首先归纳了中国海洋知识生成的基本特点：与近代以来基于西方认知和近代科学原理形成的体系相比，中国古代对海洋的认识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具有独立的解释和话语体系。黄纯艳教授将海洋知识分为自然知识、技术知识、人文知识三部分；对其进行的解释则存在三个基本逻辑，分别为天下、华夷与阴阳五行。而宋代海洋知识的来源主要包括三种途径：历代历史文献的记载、采访海外使节形成的记载、官民海洋实践的积累。

《诸蕃志》中记载：“阇婆国，又名莆家龙，于泉州为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船，盖藉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

随后，黄纯艳教授对《诸蕃志》作了细致分析，指出民间实践的海洋知识通过士人、官员和官方机构的记录和发布进入官方视野，并成为社会大众可以获得的公共知识的路径。《诸蕃志》不仅记录了商人的海洋实践，还包含前人的成果与官方记载，所呈现的是完全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华夷世界的海洋知识。黄纯艳教授还引用《岭外代答》、《文昌杂录》、《宋史》等史料，整理了民间对海洋认识的具体情况与历史变化。他认为，对航海而言，民间的海洋知识中最重要的是技术知识，而官方记载有自身的取向，具体的知识仍然掌握在航海者群体的手中代代相传，但不会成为公共的知识。

姜波所长的发言题目为“从泉州到锡兰山——考古所见明帝国与斯里兰卡的交流”。他的演讲从斯里兰卡发现的“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开始，首先介绍了明朝与斯里兰卡的海洋交流在碑铭上的体现。该碑写于永乐七年，铭文使用了汉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三种文字，同时表明了大明皇帝对佛祖、真主安拉和毗湿奴的贡献，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不同宗教、语言与族群交流的情况。姜波所长对立碑的目的和过程进行了简要说明，并就郑和航海图分析了斯里兰卡作为当时的航海枢纽的地理意义。此外，对“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的讨论还延伸到了郑和个人宗教信仰的问题。

另一方面，姜波所长介绍了在泉州地区定居的锡兰族群的情况，由此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族群交流与宗教文化融合进行说明。以“世”姓家族为例，来自锡兰的族群与泉州当地或外来人群通婚，而随着家族汉化程度的提高，他们甚至获得了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万历及康熙年间均有高官命中。借助这一“斯里兰卡人在泉州”的具体案例，姜波所长生动清晰地揭示了外国人族群逐渐汉化的过程。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万明教授以“明代中国与海洋”为核心议题，介绍了明朝丰富的海洋外交历史。她认为，蒙元帝国崩溃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明朝建立的对外联系一开始实际是全方位、陆海并举的，同时包括了西域与西洋。万明教授指出，郑和下西洋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使中国以强劲的态势走向海洋，奠定了明代中国作为海上强国的世界地位。但与此同时，从全球史视角来看，郑和“下”的“西洋”就是印度洋的事实常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遮蔽。万明教授就此对印度洋上的商业贸易展开分析，并指出，郑和七次下西洋是将印度洋周边完全覆盖的一种航海外交。这种外交与今天纯粹的政治意义不同，也包括了经济贸易。

接下来，万明教授援引《瀛涯胜览》等文献，介绍了当时印度洋上的几条重要航线，位于印度洋沿岸的古里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郑和下西洋的重要作用之一也是中西陆海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而古里正是西域与西洋的交界点。郑和下西洋将东西方交往的重心从陆地转向海洋，马六甲王国也就此兴起，形成一个繁盛的海上国际贸易中心，马六甲海峡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凸显。万明教授提到，马六甲王国的兴起与明朝的航海活动密切相关，该国创建者拜里米苏拉也曾率大型使团前往中国进行朝贡。最后，万明教授再次强调，郑和下西洋全面打通了陆海的丝绸之路，为东西方交往的发展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伯重教授的发言主题为“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纪国际贸易中的商人”。他首先围绕“谁是海洋活动的主角”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由此引出有关国际贸易的关键议题。李伯重教授梳理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前后航海事业发展的线索，指出东半球海上贸易的主动权直到唐代乃至宋代前半期仍被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把持，但这一局面在元代开始改变，印度洋世界到中国的航线更多地为中国商人所了解，中国的航海技术与财力也具有突出优势。

在具体讨论商人问题时，李伯重教授提到，近代早期国际贸易商人和其他商人有着显著差别：他们需要面临运输等涉及贸易成本的重要问题，海上航行也有相当高的风险，因此，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都配有武装。也只有具备相当规模的商人团队，才能从事高风险的国际贸易，有效处理与不同政治力量的关系，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当时的商人分为两类：其一为“官商”，或代表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或得到政府授权；其二为“私商”，即民间商人。私商又可分为普通商人和海盗商人。此外，李伯重教授还引用了史学家麦尼尔提出的“军商”概念，即商业和军事力量结合而成的特殊商人组织。

随后，李伯重教授列举了郑芝龙这一著名海商的案例，并对15-17世纪中期东亚世界商人的特点进行总结。他认为，当时的大多数商人具有多种类型和身份，且这些身份随时可能发生转变：普通商人可能作为海盗发展势力，甚至占领土地、建立政权。在国际秩序建立之前，这种情况不可避免。

与会学者完成发言后，现场听众围绕论坛主题积极提出问题、参与讨论。面对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的制作过程问题，姜波所长分享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就其石刻材料与中国化的制作工艺来看，该碑较有可能由泉州的刻工完成。而在回应全球化秩序的变化如何影响明代航海世界构建的问题时，万明教授表示，中国历代的外交模式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差异性。如元代的扩张性外交在海洋上较为失败，而明朝更多地采取了扶植措施，当时奉行的“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理念虽同属于朝贡体制，却走上了与历朝历代相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