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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论坛88】以王羲之的名义——右军书法的传摹与转化

发布时间:2018-12-16

 

文研论坛 |第88期

2018年12月16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八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以王羲之的名义——右军书法的传摹与转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主持,文研院访问教授、宁夏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罗丰作引言。文研院访问教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薛龙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教授刘涛,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刘绍刚,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馆员熊长云出席并参与讨论。

 

《冯承素摹兰亭序》卷,唐,纸本,行书,纵24.5cm,横69.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罗丰教授首先介绍了王羲之书迹在唐代的传播情况。唐代初年,唐太宗苦心搜集,得到王羲之真书五十纸,行书二百四十纸,草书二千纸。这些庞大的所谓王羲之书帖真伪莫辨,但世俗社会也有一套评价估值的办法,最简单易行的衡量标准就是按照真、行、草书数量分别估值。这一时期经过唐太宗的收集,其他地方得到王书的机会不多。著名书法家钟绍京,非常喜爱王书,并不惜破产求售,用数百万钱,也仅得王羲之行书五纸,没有获得一字真书。严谨的书法鉴定家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主持王羲之书法的鉴定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王羲之书帖作进一步的筛选。褚遂良还撰写了《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其中剔除了明显不真的王字,数量最大的草书则不在统计之列。虽然褚遂良的辨别能力无可怀疑,但面对庞大的所谓王书“真迹”,他的审核工作到底精细到何种程度,以及他的判断能力几乎是无法证实的。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如此大规模细致地接近过内府所藏的王羲之书迹,当然也无法推翻甚至讨论褚遂良的审查意见。

 

太宗时期,除收集大量王羲之书迹外,为进一步传播王字专置所谓的“拓书人”,用于复制珍贵的书法真迹。门下省、中书省和太子东宫都有数量不等的专职拓书手。贞观十三年,太宗命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将《兰亭序》真迹各拓数本,分赐皇太子、诸王、近臣。高宗时,又命冯承素、诸葛贞拓《乐毅论》及杂帖书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武则天时期王羲之书迹有一次流散,“太平公主取王帙五十卷,别造胡书印缝;宰相各三十卷;将军、驸马各十卷。自此内库真迹,散落诸家。”

 

《乐毅论》放大版

 

开元十七年,将王书出付集贤院,拓二十本赐皇太子和诸王,这项工作大约进行了两年,到开元十九年才收回内府。这一过程使用的方法是“集字拓进”,然后“分赐诸王”,“集字”的目的可能是便于诸皇子学习。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专业的拓书技能并非人人都可以学习掌握,所以官方拓书人是推动王羲之书帖传播的中坚人群。当然一般的书家经过艰苦的努力,也可以将王字临习得丝毫不差。例如一位被称为“马家刘氏”的女书家就可以做到“貌夺真迹,如宓妃遗形巧素,再见如在之古昔”。

 

《兰亭序》在民间流传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从现有出土的墓志来看,河南安阳出土的唐代《刘德墓志》为麟德元年以行书写就,通篇流畅。值得注意的是志文中的用字,经初步比较有32字与冯承素拓本《兰亭序》用字相似。据《隋唐嘉话》和《墨薮》的相关记载,贞观年间拓书人汤普徹在拓《兰亭序》时私自盗出,使拓本在民间流传。按这种说法,汤普徹盗拓距《刘德墓志》书写仅有三十年左右,可见《兰亭序》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当然,在《兰亭序》传播史中,还有“开皇本”之说,即一些记载认为《兰亭序》在梁朝时流出内府,隋开皇年间就已经被上石拓印,但清人一般否定这种说法。

 

王羲之的《兰亭序》自被发现以后,迅速变成影响最大的书帖,传播范围广阔。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王羲之书迹临写本中,《兰亭序》临本最多。这些临本有的抄写全文,有的是临习片段,有的是单字练习。从书法临习的角度来看,其摹仿水准一般。《兰亭序》远传西域的事实表明,在官府强有力的推介下,王羲之书法传播广泛,最远在于阗地区也有发现。敦煌文书中,还发现有《尚想黄绮帖》的临习本。吐鲁番出土的习字残片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学书者的习字习惯。这些都表明,王字楷书是唐代习字标本,并不仅在正州之内流传,而且到达西域。《尚想黄绮帖》还曾远至日本,藤原行成日记《权记》中记载他借书返国,其中就有王羲之真书《尚想黄绮帖》。

 

王羲之草书以《十七帖》最为著名,很早就被刻成石刻。敦煌文书中发现的《十七帖》临本年代大约在晚唐五代之际,其中四件临本《瞻近帖》、《龙保帖》、《旃罽胡桃帖》和《服食帖》的行款与传世石刻稍异,但文意更为顺畅,有校勘价值,且临本字迹比传统刻帖生动许多,因此毛秋瑾推测,临本可能有更接近墨迹的刻本作为依托。另外,南唐《澄心堂帖》本的《洛神赋》也是一集王碑帖,字体作行楷书。此帖可能是在梁人文献的启发下集字托名王羲之的书迹。

 

王羲之书帖在周边国家的传播非常广泛。七世纪,日本开始向唐王朝派遣遣唐使。留学生及僧侣们来到中国以后学习各类文化知识,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天皇对于唐朝制度文物十分向往,收集了许多唐代舶来品,其中就有很多名家书迹。天平胜宝八年日本圣武天皇的七七忌日,光明皇后在东大寺为圣武天皇举行佛事活动,奉献物后来被记入《东大寺献物帐》,其中详细记录了王羲之的书帖情况,包括每卷字体、纸色、行数及装潢等信息。除古代文献记载之外,流传至日本并且现存至今的王羲之响拓法帖被认为是最可靠的王羲之书帖的复制品。收藏于宫内厅的《丧乱帖》上钤有“延历敕定”四字朱印(延历是日本桓武天皇的年号),东京前田育德会收藏的《孔侍中帖》也属同样的情况。此处罗丰教授补充道,关于古人所谓“临、摹、响拓”三种复制法帖的方法,黄伯思曾经指出三者的区别:“临,谓以纸在古帐旁观其形势而学之”“摹,谓之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谓之响拓”。但唐代的双钩之法,后来很可能已经失传。近年日本学者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放大字迹,发现双钩之法的复杂程度超过以往的认知。唐代纸约0.07毫米厚,勾过之后仍用细如发丝的尖笔线条勾填,技法相当复杂。原书中的起笔、连绵、飞白包括一些虫蚀痕迹,都要用这种方法忠实再现。

 

王羲之传至日本的书帖不止以上这些。传为十一、十二世纪的《秋荻帖》是日本著名法帖,最后十二帖是王羲之尺牍法帖的临写本,主要是《十七帖》,一般认为是藤原行成临摹。除此之外,光明皇后临本《乐毅论》现藏正仓院,与传世的星凤楼帖本较为接近,其祖本大约是褚遂良《拓本乐毅论记》中所称冯承素等摹本。虽然光明皇后临本与传世秘阁帖本相较尚有距离,但也揭示出日本皇室对传为王羲之楷书的熟悉程度。

 

《秋荻帖》,日本平安时代

 

刘涛副教授认为,罗丰教授对书法传播过程所作的梳理是对不同问题进行观察的一种整合,可以作为研究书法史的范式。基于罗丰教授的报告,他补充道,针对王书在唐代时的流传,还可以增加《集王圣教序》这一源头的线索以及公私收藏的两个不同系统。另外,刘涛副教授认为,对于民间学习王字的考察,还可以涉及童学这一侧面。

 

刘绍刚老师的发言则从自己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出发,通过介绍湖南郴州出土晋简的情况,呈现王书范式形成之前以及同时代书简上的书法面貌。这批晋简的书写年代早于《兰亭序》,但用笔绝似。在东汉简和晋简研究中,由于字体的杂糅,字体描述往往不易。魏晋以降的文人书法,楷、行、草在同一碑帖中同时出现的现象相当普遍。中国书法自二王时代走向自觉,书体演变也在这一时期接近尾声,中国人对于书体演变的注意力开始减弱。二王书法折射出自东汉到魏晋时期书法及字体演变的基本面貌,是当时众多书法家中的突出代表。

 

薛龙春教授针对罗丰教授《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一个王字传统的建构与流行》一文提出了三点补充。一是在书法经典的形成过程中,不仅需要传播,还需要临摹的自主性。二是在范本的学习中,学习者的身份和阐释角度的问题。如黄伯思对《集王圣教序》的批评,就是从文人角度,对官样文书规范化、成熟化书体的一种批评。第三点则关系到《集王圣教序》是怀仁集字还是怀仁临写的问题。罗丰教授在论文中的观点倾向于后者,其中关键的证据来自董其昌《戏鸿堂帖》,董其昌称《集王圣教序》为“怀仁一笔书《圣教序》”。薛龙春教授则认为,董其昌作为一名艺术家而非学者,其说法是否可以采信还有待考虑,而《戏鸿堂帖》本身质量也较粗糙。至于《集王圣教序》中字体大小和响拓本王字大小不一致的问题,可能与今天已不可知的唐人响拓过程中放大字体的技术有关,也有可能在刻帖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与原迹不完全一致,这种情况在王铎的小手卷中便有所反映。如果《圣教序》为怀仁临写,就很难解释当中出现的重复字、替代字的问题;且从今存临摹本和原帖的比较来看,即使被称为“如灯取影”的临摹作品也很难保持与原迹的一致。

 

《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

 

熊长云研究员的发言首先厘清了王书的四个系统:真迹、临摹本、集字本和技术发达以后产生的影印本。这几个系统之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临书者的基本逻辑应当是希望尽量缩减与真迹之间的距离,但又往往受制于无法获得好的本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早期摹本就是较好的载体。当这些载体逐渐消失后,石刻《圣教序》则成为重要的临摹范本,而《圣教序》的影响最广泛的时期恰恰在明代以后。对此,罗丰教授指出,在中国书法历史中,流传最广的书法作品并非水平最高的书法作品,影响流传的因素更多在于书写者的名气。唐宋时期《圣教序》的临摹者可能更多属于公文写作的系统,并没有太高的地位,故而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针对熊长云研究员提出的“赵模《千字文》”与《圣教序》之间的关系问题、怀仁所得法帖的来源问题,罗丰教授则认为可能与玄奘东归后寺院与皇室的关系逐渐密切有关。

 

朱玉麒教授将罗丰教授的这项研究比作王字的“政治学批判”,并为清代王字的流行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乾隆年间福增格任新疆辟展(今新疆鄯善)大臣时,随身记录的笔记,后被来华的俄罗斯传教士斯卡奇科夫买走。朱教授在莫斯科访得后,继续追踪得到福增格所记其在长安的见闻,其中便提及圣教碑,福增格《松岩集》中又收有他的《兰亭考》。满族文人对王字的关注和精深研究,可以为清代王字传播提供又一佐证。朱教授还总结道,王字既因其自身境界,又因政治的推动传承至今,影响深远,它的命运承载了中华文化的精神。

 

史睿老师从时空两个角度总结了王羲之书法的流传问题。从时间上讲,王羲之之前的时代以及与他同时的出土材料可以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在王羲之之后,对于王字的收藏、鉴定和临摹,历代文献中都有很详细的著录。另外,史睿老师就书字的放大缩小问题补充道,从南朝陶弘景的《与梁武帝论书启》等材料中可以知道,陶弘景对当时的集字技术,尤其是关于放大缩小的问题曾经提出过建议,因此最晚在梁武帝时代已经有人对摹写集字中的放大和缩小有明确的意识。另外圣教序碑中体现出的模勒技法,应当与唐太宗和武则天时期的御制碑属于同一序列,是一个先在纸绢的书迹上勾摹再上碑石的过程。从空间上看,在唐王朝的都城长安,以朱雀门和丹凤门为界,以北是皇家内府收藏,以南的长安坊里则是私人收藏。随着帝王对书迹兴趣的增减,诸如二王书迹这样的“国宝”就会在长安城内公私之间流动,而高度展示性的书迹(如寺院匾额)和藏于内府私宅的书迹呈现出的王字是完全不同的性格。此外,学王字的人员不仅限于帝王这样身份尊贵的人物,还有一些身份非常低微的人也在学王字。昭陵孔颖达陪葬碑碑座铆口两侧上留下的刻工刻写练习的痕迹与王字呈现出极高的共性,即为刻工学王字之佐证。当考察的空间进一步放大,鉴真东渡前收集二王书迹作为礼物,在其收集工作所涉的地理范围内也留下了很多有关王书的记载。最澄和空海来华时,一在江南,一在长安,二人求法带回的书法文献和作品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针对薛龙春教授在发言中提出的董其昌时代是否存有怀仁临《圣教序》的问题,史睿老师展示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品照片并解说道,尽管一般认为该作品属于明代中后期的伪作,但这件伪作反映的是明朝人对怀仁集字过程的想象和还原。史睿老师总结道,这次论坛展示了关于王书的典范形成、发展、流传以及学习等各方面问题,为书法史研究展开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

 

论坛现场

 

论坛最后,与谈的各位老师与在场听众就有关圣教序碑石刻修缮、书法技术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论坛在热烈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