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下午“再现传统中国的思想——迈向论述化、命题化的哲学”主题座谈会在静园二院召开。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黄进兴院士与历史学系广大师生就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史进行了深入研讨。四川师范大学张邦炜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欧阳哲生教授、陆扬教授、叶炜教授等参加了讨论会。

黄院士首先提出，文、史、哲三科虽然在研究对象上有所重合，但在研究取径上却有较大差异。文学研究者常常抱怨史学、哲学研究对文字的解释不够准确，史学家则诘难文学、哲学研究忽视思想史的时空架构，哲学家的批评则主要聚焦在“缺乏架构”上。上述批评也不一定是单向而没有回声的。曾有一位中国哲学研究者运用西方哲学解析的方法研究南宋朱陆异同的问题，就引起了中文系的教授不满。

当然，当前的西方哲学界正对解析的方法进行反思。法籍哲学史名家哈铎（Pierre Hadot, 1922-2010）的思想曾对晚年福柯产生重要影响。他认为西方上古哲学的精髓在于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抉择，而非理论概念的推衍。一个决定性的例子，就是那些上古的哲学家全无著述，连一个手写的字都没留下来。黄院士认为以哈铎的观察为基点对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具有反思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西方哲学不断影响着中国思想的造作。二是依靠中国哲学史的疏理进行哲学研究，而西方哲学研究从19世纪开始就已摆脱哲学史的议题（对这种状态的否定要迟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历程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纲》是一部“截断众流”的巨著。胡适在1958年回忆这部著作时，特别强调其是以“名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之后的学者，包括反对胡适的学者如牟宗三、梁漱溟等，都继承了胡的“方法论”，即以逻辑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正如稍晚的劳思光所提出的：“中国人不曾建立逻辑，因此自己未发明思想上的显微镜，但不能说思想上的显微镜不能用于中国思想的考察。”当然，以“方法论”的意识引领学术、是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的一个特点。

胡适以降的哲学史家在继承“名学的方法”同时，又深受各派西方哲学的影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针对胡适《中国哲学史上纲》而做，冯氏实则深受西方新实在论的影响。侯外庐的哲学史著作深受唯物论影响，自不待言。台湾的中国哲学史家劳思光转着意于批评冯友兰，他的著作鲜明地运用西方分析哲学的方法，清晰明确，条理井然。简单来说，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语言趋于将传统的充满隐喻的修辞变成类似几何证明的客观论证。

“傅斯年的贡献或许被大大低估。”黄院士认为，胡适晚年写作《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而不提“哲学”，应受傅斯年影响。因为傅氏就强调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所有的哲学，尽多到苏格拉底那样子而止。这一看法本身就对近代以来单纯运用解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具有重大反思价值。黄先生顺带批评了当前有关傅斯年的史学史研究，强调傅斯年继承了不是“兰克学派”，而是流行于1890年代的“新兰克学派”。进而提示：研究某人具体的史学观念，理应对此人接触到的西方思想思潮进行细致分疏。

黄院士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宋明理学的功夫的重点在于成就自身。而近代以来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大体是根据西方的思想来整理中国的论证，如牟宗三即以康德的框架来断定宋明理学的正统与别宗。而根据哈铎“哲学在于个人道德的成就”的观点，与牟氏同属“新儒家”唐君毅的解释或许更为成功。因为唐氏的论著总是迂回曲折地表达某种切身的体验。当然，将上述“反思”落实于实践似乎还有若干问题：且不说哈铎本身频频受到“反哲学”的指控，即如何探索传统儒家思想的实践面都面临不小的困难。

北大历史学系陆扬教授率先分享了自己的“听后感”。他认为黄先生的讲座提到了几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哈铎这种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思想，值得东亚思想史研究者的重视。

其次，黄先生对胡适两部著作的演讲涉及了“哲学”和“思想”两个概念的区别问题：对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区别，西方学界已有一定认识。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前言中也已提到这一问题，特别是到底从生活抑或道德的角度描述思想结构的问题。陆教授同意黄先生对胡适的观察，并补充了胡适和杨联陞的书信中频频讨论到中古思想史的情况。对于胡适转向中古思想史研究的原因，陆教授认为他一方面是为了上古思想史遗留的关键性问题，另一方面或许是与陈寅恪存在某种竞争。

关于傅斯年，陆扬教授同意黄先生认为学界严重低估其思想的论断。并指出傅斯年在《史语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到的原则和他自己在讲义中的说法差别很大，或许从侧面造成了我们对他的误解。傅斯年对诗经相关问题的完全触及后现代史学所提出的语言问题，不应以“史料学”视之。

北大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对胡适和傅斯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补充。总的来看，他认为傅斯年、胡适师生之间终身保持互相影响的特殊关系，傅斯年较早就向胡适提出了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看法，受到了胡适的重视。黄院士进一步提出“傅斯年是老师的诤友”，并表示傅斯年“中国没有哲学的看法”体现了傅氏对西方哲学具有分辨力。他最后强调：西方哲学的学术取径变化很快，如解析哲学言哲学重在分析，维特根斯坦则言哲学是一种治疗。不同学派对“哲学”的定义迥异，谈论这些概念务须谨慎。后现代打碎了整体论的观点，我们当前面临的，是如何在破碎中重建现代学术的问题。

撰稿：胡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