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0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三十四期在第二体育馆地下报告厅B102举行。此次论坛主题为“华化与复兴：现代中国的中西建筑互动”。文研院访问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建筑学院高曼士（Coomans Thomas）教授作引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怡涛副教授主持论坛，美国路易威尔大学美术系赖德霖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李军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亦师助理教授参与讨论。
在会议开始之前，徐怡涛老师首先致开幕词。除了对此次论坛的背景，及与会嘉宾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之外，徐怡涛老师还指出，中国目前保存着几十万处近代建筑，这些近代建筑见证了中国由传统社会逐步转型的宏大历史进程，建筑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信息的载体，所以，历史有多么复杂丰富，建筑就会有多么复杂和丰富。中国百多年来的近代化历程，充满着矛盾、冲突、交融、转变，而这些保存于建筑之上的历史信息，如果确定其存在与价值，如何保存与利用，在中国急速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无疑是紧迫的问题。历史上，曾由中外人士所共同创造的中国近代建筑，今天，也应该由中外人士合作去解读与保存。而此次与会发言的学者们，有着建筑史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美学、文化遗产学等多学科的专业思考，有着来自清华、北大、欧洲和美国的不同学术背景，此次学术交流的成果，必将有助于探索和研究近代中国那段以建筑为载体的历史。在致辞中，徐怡涛老师还对北大文研院致以谢意，感谢他们对建筑史学研究的理解与支持，将“建筑物”这一非传统文科的研究内容纳入研究视野，涵养学术、激活思想。未来的学术史或将记录今天的改变，因为，今天的学术进步将改变未来。
图一 徐怡涛老师致开幕词
论坛第一个汇报人为刘亦师，汇报题目为“Untold Stories of Henry K. Murphy:A Case Study of the College ofYale-in-China”。刘老师的此次汇报以近代中国著名的教会学校长沙雅礼大学（Yaliuniversity）营建校舍的事件为切入点，梳理了雅礼大学校舍设计者，20世纪美国著名设计师Henry K. Murphy（1877-1954）在设计理念上的转变。Murphy一生共来过中国8次，为近代中国设计了大量著名建筑物，如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堂、塔等。Murphy作为“传统复兴式”风格的代表人物，在中国进行建筑设计时主张应尊重“中国建筑自己的传统”，将中西两种建筑风格结合起来，反对完全西式的建筑风格。刘亦师老师在正式进入主题前，首先讲解了一下Murphy设计雅礼大学的思想渊源与相关背景。
Murphy在设计雅礼大学校园时，参考了他与RichardHenry Dana于1912年共同主持设计的，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Loomis High School校园的平面布局方式，即建筑围绕长方形庭院，依中轴线对称分布的格局。随后又讲到了20世纪初美国兴起的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简称SVM运动），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大批美国大学生在毕业后以传教为名义，前往了世界各地，其中三分之一的学生来到了中国，促成了著名的Yale-in-China Association的建立，并选择了中部中国即湖南长沙为基地开展活动，长沙雅礼大学的创立正是由这个组织倡议起来的。由于Murphy与Dana此前设计的Loomis学校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好评，所以Murphy也被邀请来中国主持雅礼大学新校舍的设计。
图二 刘亦师老师发表演讲
Murphy在设计之初便主张，应该尊重中国建筑的传统，将中国传统建筑遗产加以利用，因此他便选择了中国北方，尤其是以北京为中心地区的建筑式样，将其与西方的建筑风格相融合。Murphy的主张提出之后便饱受争议，如在Yale-in-ChinaAssociation共职的著名学者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tourette）便反对Murphy中西结合的设计理念，赖德烈认为Murphy的设计理念在当时没有成功的先例，而且存在造价高不易维护，美学效果不佳的问题；因此，应采取如浙江之江大学校园的做法，即遵从西方建筑的建造方式和美学原则，仅需根绝当地气候做局部调整。然而，雅礼大学校长盖保耐（Brownell Gage）却主张应大胆创新，并引用启蒙主义思想家帕蒲（AlexanderPope）的名言：“Be not the first by whom the new aretried,Nor yet the last to lay the old aside.”认为Murphy的设计能帮助中国人重视自己的历史。得益于诸多雅礼会教士的推动，才从客观上促进了“大屋顶”建筑的兴起，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第二位宣讲人为李军教授，宣讲主题为“Henry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1928)”，李老师继续围绕Murphy在中国的设计历程，以南京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堂、塔为例，对Murphy等所倡导的Adaptive Architecture（适应性建筑）进行了具体阐释。对于Adaptive Architecture适应性建筑，Murphy将其比喻为“新瓶装旧酒”或“旧瓶装新酒”，即折衷主义（Eclecticism）。近代中国著名建筑学家陈植则将其称为现代古典主义（New Classicism）。
图三 李军教授发表演讲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首都计划》，旨在倡导当时的建筑设计应以尊重中国传统，“发扬本国固有之文化”，找到一种既可以发扬中国固有之传统建筑之美，也可以适用于现代生活环境。在此政治背景下，中国境内的设计师们积极响应，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南京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陵园前身为南京灵谷寺，其改造工程由Murphy担任，工期始自1929年，1935完工。此陵园的主体建筑包括无梁殿纪念堂，横向排列的三座陵塚，纪念塔及其他一些附属建筑，以纪念堂和纪念塔所在的中轴线，与三座陵塚构成的横向轴线相交成为一个十字。在Murphy接手灵谷寺前，其主体建筑无梁殿以及中轴线尽头的塔都已塌毁，李军教授首先展示了当时已塌毁的无梁殿的老照片，并与改造后的无梁殿进行了对比。然后梳理了灵谷寺的历史沿革，分析了历史时期灵谷寺的格局，点明“灵谷寺”正式得名是明洪武十四年由皇帝朱元璋御赐，至清代乾隆年间形成了以无梁殿为主体，以宝塔为中轴线尽头标志性建筑物的格局。旨在说明Murphy的设计继承了历史时期灵谷寺的基本格局，重新设计了无梁殿以及纪念塔的式样。重建后的无梁殿外观仍为中国传统建筑的式样，如双层屋檐，檐下有斗拱层，门洞以及诸多装饰都保留了原貌；对于无梁殿内部，Murphy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但保留了其基本格局。从其横剖面来看，其内部原本为三个并列的、东西向的拱形厅室，其造型与西方建筑的拱形大厅十分相似。而无梁殿室内还保留了很多带有铭文的墙砖，从其文字内容可以看出，明代在营建无梁殿时的砖材很多来自于南方各地。
图四 无梁殿外立面
根据这些线索，李军教授自元代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开始，指出自元朝时起，便有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的建筑理念带入中国，并开始了与中国固有建筑传统的交融。而且其最先传入的是以杭州、泉州、广州等城市为门户的南方地区。最后，李军教授对其汇报进行了总结，将中西建筑的融合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元朝时期，在传教士的作用下，西方Avignon式教堂建筑自西向东传入中国南方，首先与中国的木构建筑体系开始融合；第二阶段为明朝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建筑传统由南向北开始传播；第三阶段为以灵谷寺改造工程为例，将西方基督教十字崇拜与中国建筑融合；第四阶段是将同位于钟山的明孝陵、中山陵、灵谷寺三个建筑群为中心，连同周围附属的各种纪念性建筑物，共同组成一个彰显中国传统精神的新的精神空间。
第三位宣讲人为文研院邀访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高曼士·托马斯教授，其主题为“中国风格的基督教教堂the Catholic 'Sino-Christian'style”。整个讲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为“1920-30年代天主教关于传教过程中文化适应问题上的新政策”，讨论了罗马教廷为何以及怎样改变其世界范围内的传教政策；第二部分的标题为“1922年以来天主教在中国的文化适应进程——中国化的天主教”，讨论重点为此进程的过程和遇到的挑战；第三部分的标题为“中国天主教会的建筑风格——中国化的天主教建筑”，讨论重点有两个，一为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风格，二是这个新风格是怎样被创造、发展和认知的。最后一部分为总结部分。
图五 高曼士教授发表演讲
高曼士教授首先介绍了一战后欧洲罗马天主教廷在传教思想上的改变，20世纪20年代，罗马教廷认识到了传教过程中文化适应问题的重要性，只有让传教士更好的与所在地域的文化相适应与融合，才更有利于推动传教活动的深入，也可以为天主教自身注入新的内容，从而做到博采众长。高曼士教授将其总结为“世界—本土—世界—本土—世界”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收授”过程。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教区的主教Celso Costantini（中文名刚恒毅，1922-1933在中国）在中国兴建了众多教会建筑，包括修道院、大学、教堂等。为响应罗马教廷的政策，建设中国化的天主教，刚恒毅面对诸多挑战，如来自法国传教士的质疑，中国新精英阶层的敌视，以及缺少合适建筑师等。在刚恒毅的力主之下，他找到了牧师Adelbert Gresnigt（中文名 葛利斯）。葛利斯并非一个建筑师，这之前也从未来过中国，他只是一个为天主教廷服务的画家和雕塑家，常年活动于欧洲与南北美洲。他通过旅行、图片、阅读等形式学习中国建筑，形成了以横向宽阔的正立面，注重台基、屋顶等中国建筑元素的建筑风格，并将牌楼，塔等建筑形象采纳进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以辅仁大学主楼为例，其形象综合了中国军事建筑如城墙，钟鼓楼，以及西方的庙宇建筑，其屋顶采用的是中式的歇山屋顶，室内装饰也采用了许多中国元素。而这种建筑风格在创造出来以后，至20世纪30年代，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行，究其原因，一是由于1929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实践机会减少，其二便是因为此种建筑形式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并没有很好的与所在地的文化根基接轨，受认可程度并不理想。最后，高曼士教授进行了总结，中国化的天主教建筑既有其局限，也有其积极意义：此政策来源于国外的集权化决策，而不是中国人或说中国教区自发形成的需求，而且自推行开始便存在认可程度不高的问题，但是从文化角度讲，此事件将中国建筑传统与西方天主教结合了起来，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做出的贡献。同时，高曼士教授也就天主教廷为何没有推动现代化建筑方式这个问题进行了简单解释，其症结便在于技术不够成熟，且在当时缺乏成功案例的问题，因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具备电力系统的现代化建筑技术建造的教堂才逐渐成为主流。最后，高曼士教授总结道，1920-30年代西方天主教中国化事件是基于中国背景而对天主教的重新定义，中国吸收了国外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
图六 辅仁大学旧址
第四位汇报人是赖德霖教授。其汇报主题为“中国建筑话语＋设计常规：‘中国复兴’的范式解析”。其汇报分为三个部分：一、“中国复兴”是一个尚在进行中的大业；二、“中国建筑”是一个开放的话语场，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三、“中国复兴”设计是对传统的认知或话语与当代建筑设计思潮的对话与互动。
图七 赖德霖教授发表演讲
赖德霖老师认为，中国复兴或说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建筑设计，应该是史学史研究与建筑设计史的结合。赖德霖老师首先从近代中国中西结合式的建筑风格说起，时至现代。然后，以台湾著名建筑师卢毓骏（1904-1975）于1964年设计的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学楼为例，卢毓骏在进行此次设计时借鉴了中国商周时期的明堂的建筑形象。近代以来，自王国维开始，学术界对于明堂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卢毓骏本人也发表过《中国古代名堂建筑之研究》，其中国文化大学的建筑设计灵感正来自于他本人以及其他学者对明堂建筑的研究。在此建筑哲学的影响下，台湾还有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中正纪念堂等都是类似的代表。随后，赖德霖老师又提到，民国时期著名文学家林语堂在其著作《吾国吾民·建筑》（1935）的观点，即应对中国式的居室与庭院给予特别的重视。在此影响下，出现了一批与此对应的建筑设计师和建筑设计作品，如王大宏、贝聿铭等人。关于中国复兴式建筑设计，赖德霖老师还列举了其他设计理念，如“天地图示与现代几何设计”，代表作品包括苏州博物馆、日本甲贺市美秀美术馆；“民俗象征性话语与后现代符号设计”，代表性的作品如台湾101大厦出现的，取材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如意头形象；和贝聿铭设计的汉光建筑设计所中运用的五中马头墙造型，“画意体验与新粗野主义设计”，代表作品如取材于吴冠中画作的王澍设计的宁波博物馆。最后一种为“诗意体验与新粗野主义设计”，代表作品为黄声远设计的位于台湾宜兰的河滨公园西堤屋桥，作者在设计此建筑时取材于宋代词人秦观的《满庭芳》，设计者将词中出现的各种场景与意向都体现在了建筑中，使参观者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诗中的意境。
图八 苏州博物馆
赖德霖老师列举诸多建筑设计风格，旨在说明要做到“中国复兴”建筑范式，可以从多种角度，广泛取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也体现了中国式建筑设计是一个开放式话语场、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演讲主旨。
在演讲结束后，演讲嘉宾与听众开展了积极的互动，继续在中国近代建筑的文化交融与形式演进等问题上开展了富于启发的讨论。本次学术演讲，从多学科视野审视了中国转型期的建筑历史，解读建筑意向，推进了建筑考古学、建筑史学在近代建筑研究领域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学术示范效果。
图九 讨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