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0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读城：考古、历史与地理”。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未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钟翀、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分别作报告，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现场
论坛伊始，刘未副教授对论坛缘起、与会学者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一位发言的是郑嘉励研究员，他从第一线考古工作的体验和思考出发，对城市考古的相关议题进行评论。他提到，自己从事考古的三项工作分别是墓葬、城市和手工业遗存。三者之中，城市考古的意义最难解答，甚至会使研究者产生焦虑和迷茫。按照传统做法，城市考古的基本目标在于平面布局的复原，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规划等问题。而一些更为极端的说法是，城市考古的终极目标就是绘制出古代城市的平面图。但回顾以往浙江城市考古的成果，考古发掘所得资料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相当有限，在城市复原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次要——城市复原的基本手段仍是历史文献和历史地图的解读。
刘未副教授作引言
接下来，郑嘉励研究员对城市考古的发展空间展开了进一步讨论。他认为，虽然浙江很多城市存在古今重叠的情况，但只有持续进行数十年的考古工作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突破性的成果，并且该过程要求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但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会发现，也有很多古城并非古今重叠。以形成于宋代的台州章安镇为例，过去长期以为宋代与汉代是同址重叠的，事实却不然。唐代章安城已遭废弃，并在旧城以东一公里新建。这一情况的揭示，缘于一次窨井挖掘的意外收获。当时，工地上出土了大量东汉至南朝时期的筒瓦和纪年砖，研究者根据这些遗物的分布情况绘制出六朝时期章安城的大致范围，并证实当地不存在古今重叠。这个实例提示研究者，对于非古今重叠城市来说，恢复其城市形态是具备条件的，也有捷径可走。明代卫所城市“蒲壮所”的实例也体现了复原古代城市真实面貌和格局的可能性，并证明了在江南地区也能做出真正具有价值和示范意义的城市考古。
郑嘉励研究员认为，城市考古并不是一个“缝缝补补的事业”。在古今重叠城市开展考古工作有两个要点，分别是“平面找布局”和“纵向找沿革”。他以嘉兴子城考古为例，通过对城墙和中轴线上各部分建筑基址的发掘，以及从规制、工艺以及功能方面的分析，证实了即使是古今重叠城市，只要田野工作做得细，也能从细节入手来追寻城市早期的重要信息。
随后，杭侃教授也就城市考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虽然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方法还存有争议，但是目前考古学界还没有能够通过发掘来复原一个完整的隋唐时期城市。在回忆了学生时期的研究经历之后，杭侃教授肯定了城市复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城市考古是一个“蚂蚁啃骨头”、“拼七巧板”的工作，要求持之以恒，将成果一代代地积累起来。谈及未来的城市考古工作方向时，杭侃教授提出，应该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工作结合起来。宏观层面上，要理解一个城市，其历史地理研究非常重要；中观层面上，要分析一座城市的平面布局和纵向沿革；而在微观层面上，考古工作者们要保持充分的研究意识，对出土文物和城市剖面给予足够的重视。除去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工作，还需从城市史的角度进行中外城市比较。
杭侃教授
接下来，钟翀教授肯定了本次论坛的积极作用，并表示城市复原研究需要三个专业的学者相互协作才能共同走出一方天地。随后，他分析了当前城市史地研究面临的问题，指出在许多具体个案分析中，普遍存在重文字描述、轻图上作业的倾向，以致在相关研究中，系统的历史形态学考察难以展开。
延续城市形态学的讨论，钟翀教授对康泽恩学派的理论进行了归纳。康泽恩的做法对西方城市规划和城市保护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建立了城镇形态研究的基本框架，还形成了一套标准的术语和概念体系。康泽恩认为应该把城市的混乱状态拆分成几个定义清晰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康泽恩提出“平面类型单元”作为基本分析单元，通过这个概念，发现了城市中两个非常值得去研究的亚区域：城市核与城市边缘。
随后，钟翀教授介绍了他所主持于2012年开始的“城市历史形态学研究班”相关工作。研究人员以图上作业为基本手段，从聚落发生学的角度追溯城市肌理的生长与形塑历程，厘清历史本底。通过这样的分析，会得出一些新颖有趣的结论，有时甚至会推翻之前的某些定论。钟翀教授还提出了中国城市研究的两个关健词，即物理空间和逻辑空间，这套概念也为外国学者所接受。接下来，钟翀教授通过无锡古城门结构的“形态框架”遗痕、江南古城濠郭配置中的“夹城作河”形制、16世纪初筑城前上海“县市”形态与规模等研究案例，详细解释了实勘作业和历史地图分析的过程以及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接续以上讨论，包伟民教授从方志研究入手，对唐宋坊市制度、坊巷等边界问题发表了看法。他提到，地方志关于整个内部城区的描述通常由“坊”展开，但它究竟代表什么则一直存疑。从唐代存在坊墙的坊市制城市到宋代的厢坊制城市，坊，变成了一种居民区。从《临安志》的记录可以发现，坊存在不同性质的内容，但古人对这种差异性并无任何区分意识，将其归在同一个类目之下。经过归纳，包伟民教授认为，坊存在着三种形态：坊区、街巷、纪念性建筑。地方志编撰者出于政治目的对坊和街巷进行区别对待（如避开描写街巷“俗物”），使得研究者产生误解，以为坊才是城区构成的最主要的景观。
包伟民教授发言
包伟民教授指出，历史学和考古学之间是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的。他认为，将考古学与历史学分开是很糟糕的做法，前者本来就是后者的一部分，并为历史学研究提供资料。但考古学绝不是历史学的附庸，若前者发现了历史资料中缺少的部分或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那将在资料层面具有更大的意义。他最后表示，城市考古和历史地理研究不能局限于地方志记载，对唐宋城市的研究需要认清坊不是城市肌理的主要内容，回到街巷为中心的思路。
综合前面四位的报告，李孝聪教授指出，城市考古与城市历史地理拥有不同的研究视角，方法也不尽相同，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他认为，城市历史地理重点需要关注的地方，一是城址与地形的关系，二是平面布局与制度的关联。他还强调了文献的史学基础地位，以及地图和考古材料的重要性。最后，在中外城市比较的问题上，李孝聪教授表示，研究者应寻找中外城市发展中的共同性，不一定要非找出东西方的相互影响关系、跨文明的差异性等问题的答案。
李孝聪教授发言
接下来，与会学者对报告内容进行充分的延伸讨论和交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在对先前的讨论进行总结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在跨学科的研究过程中确实存在学科关注点不同的现象，但这些同属历史领域范畴的学科应互为支持、互为依托；将断片式的材料进行合理的拼装则要求研究者的长期积累才可以完成。随后，妹尾达彦教授也对当前考古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状况发表了看法。
邓小南院长发言
论坛最后，刘未副教授对讨论成果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虽然与会学者之间存在观点上的出入，但大家都是在历史学科这个大的思维框架下去考虑问题的。同时也需要对对方学科的学术史有所了解，以便从方法论的角度展开对话。他还就城市考古“研究方法的能与不能”、“城市布局的变与不变”两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前者在于明确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复原方法，整体性是其优势所在，推测性、粗略性是其局限所在。所以复原只是起点不是终点。局部的考古发掘作为解剖手段，可以走向细读。另外，平面复原的基本要求是共时性，必然在历时性方面有所牺牲。局部发掘的优势恰恰可以以更细小的时间尺度体现变迁，也就是城市遗址的形成过程。后者的关键则是重视城市过程中的人为改造，以及超越物质形态的“无形之变”。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忽略“重叠”部分的变化，即：城市主体框架不变与局部肌理变化，城市平面结构不变与建筑实体变化，城市物质空间不变与人为再结构。
最后，刘未副教授表达了自己对城市考古的期望：历史地理、城市史、建筑史等学科本来都应该构成城市考古研究的基本参照，只有充分了解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推动城市考古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