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7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文明的共处与汇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担任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志强评议。文研院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胡鸿，文研院访问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波，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员春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扎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嘎尔让出席并参与讨论。
马戎教授对论坛选题背景进行简要介绍
首先，马戎教授对论坛选题背景进行简要介绍。他表示，中华文化的构建应与中国各方面的发展相对应。中华民族内部本身就存在多元文化，其内涵和外延呈现出复杂、多层次交融又各具特色的格局。而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区域间差异并未缩小，地方性的文化体系受到了外来的文化的冲击。结合中央“一带一路”的倡议，文明的共处和汇通问题牵扯到国际间文化交往，使得这种讨论具有必要性。接下来，与会学者就不同议题分享自己的研究与体悟。
胡鸿副教授以“中古华夷关系的理想与现实”为题，从历史学视角对华夷关系进行分析。首先，胡鸿副教授就“华夷的理想”展开论述。他认为，这一理想的实质是“一部分人的理想”。在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古代历史中的族群关系以及国家如何处理民族问题一直深受关注，人们也能从通论记述中了解到中国的主流传统。但在政治理论中，不少美好的理想化论述是服务于宣传需要的。而在古代真正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采用的措施更为复杂。胡鸿副教授阐明，他所讲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主要基于华夏一方的建构与想象，并在一定程度上为非华夏族群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完全认同这套秩序。
胡鸿副教授以“中古华夷关系的理想与现实”为题，从历史学视角对华夷关系进行分析。
溯其演变过程，胡鸿副教授介绍，华夷秩序思想学说的主干形成于战国时期。具体而言，经由春秋直到战国时期，诸夏联盟获得一定优势，人们在全新的背景下开始了一种对华夷模式的全新想象。后来的五服制、九服制结构以及“天下共主”模式，都在战国时期首次形成，且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仅停留在思想家的构想和文本上。随后，这些想法逐渐投入到礼仪与制度实践中，并在两汉魏晋时期维持以华夏为文明中心的关系模式。胡鸿副教授表示，十六国、北朝时期，草原征服者虽然占据了中原的核心，但他们并没有推倒既有的观念，而是接受了这一套秩序，将自己放在华夷秩序的中心。隋唐时期重新统一之后，这套华夷秩序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扩大规模。
接下来，胡鸿副教授陈述了学说和现实之间存在的互动和张力。这部分内容主要分为三点，分别是：圈层结构在何种程度上塑造并影响当时的现实操作，共主观念在实际的历史行为中如何得到体现以及华夷关系是否属于君臣关系。
为了解释这些问题，胡鸿副教授援引《国语·周语》等历史文献的叙述，详细介绍了五服制度下的臣服结构以及君臣之间的义务关系。由“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原则进行延伸，最终的目的在于“天下合一”的理想状态。同时他也提到，在文献中所设想的圈层结构放到实际历史中的华夷空间关系，其建构性和不合理性显而易见，但这种思想模式一直存在，且影响深远。“共主”强调了在理想的华夷关系模式之下蛮夷的不可或缺性。胡鸿副教授以王莽模仿周公并诱西羌献地为西海郡为事例说明了这一点。而在“臣与不臣”的问题上，他分析了呼韩邪来汉朝觐见皇帝的历史事件，以汉朝对其所用礼仪的变化过程，生动说明了在现实情境下如何将思想转变为适当的执行策略。
接下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春花以“同文之盛——清乾隆帝敕修多语合璧辞书”为题，集中介绍了乾隆皇帝在民族语言方面开展的实际政策。乾隆时期，正值清朝盛世、文化繁荣的阶段，满蒙联盟、满汉联合使得整个中原地区乃至蒙古部落、西藏和回疆先后统一，并最终形成多民族大一统的局面。乾隆皇帝在文化方面实施“同文之盛”的做法，在康熙《御制清文鉴》基础上编纂多语合璧词典。从满蒙合璧开始，增加了汉文、藏文、维吾尔文条目，陆续编撰了《御制满蒙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后又根据实际需要编撰了《五译合璧辑要》。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春花以“同文之盛——清乾隆帝敕修多语合璧辞书”为题，集中介绍了乾隆皇帝在民族语言方面开展的实际政策。
春花研究员摘录了几部敕修词典中的具体内容以说明这些现象，如《御制满蒙文鉴》和《御制增订清文鉴》。入关前，满人提倡学习汉文化，入关后也继承了明朝的体制，故康熙时期的辞典吸收了较多汉语内容（如汉语音译）。而到乾隆时期，为了应对入关满人的满语水平下降的情况，开始对许多词语陆续进行规范。《西域同文志》则是应平定西北之后，编排战争中来往文书的需要产生的。
此外，春花研究员援引御制诗、私人笔记等史料，介绍了乾隆自习多种民族语言的情况。乾隆自幼学习满语、汉语，为达成缔结联盟并与当地高层巩固关系，他还学习蒙古语、藏语乃至嘉戎语、维吾尔语。《满蒙话条》、《满蒙汉字书》等文献也证明这点。春花研究员得出以下结论：乾隆皇帝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并下令编刊众多合璧词典，其目的是借助藏传佛教对蒙藏民族进行有效统治，从而达到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目的。
扎洛研究员演讲的题目是“喜马拉雅版的宗藩体制：灵活性与局限性”。他首先简要介绍历史上喜马拉雅周边各邦国的情况，指出西藏西南地区的一些小政权实体有着较长的历史。清朝时期，这些彼此之间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邦国被视为藩属，是清朝整体对外关系体制下一个特殊的次层区域。
扎洛研究员演讲的题目是“喜马拉雅版的宗藩体制：灵活性与局限性”。
十二世纪以后，藏传佛教逐渐越过喜马拉雅山向南发展。这些在不同时期与藏传佛教某个教派保持着紧密联系，甚至构成了母寺和子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有时候带有政治隶属的性质——朝圣就是用宗教包装的政治过程。在当时，西藏保留着干预邦国内政的传统，最常见的便是通过调停纠纷介入其中。随着清朝在西部的控制力量逐渐伸向远方，中央王朝对外关系的理念和体制（如设立封号）也自然而然地移植到这些地区。扎洛研究员提到，《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象征着清朝的对外关系体制的移植达到最完整的程度，规定西藏对外事务统归驻藏大臣管理。由此，中央朝廷对喜马拉雅地区的宗藩关系逐步实现了规范化。
尽管如此，西藏地方与这些“藩属”的交往还是受到诸多传统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扎洛研究员总结了宗藩体制的几个特点：其一，除廓尔噶进京朝贡以外，其余各邦国都委托驻藏大臣、西藏地方进行管理，这造成朝廷对沿边情况信息模糊，并导致决策屡屡失误；其二，宗教仍是彼此交往中的核心因素；其三，从强关系向弱关系转变，导致到后期彼此关系日渐疏离。
扎洛研究员还表示，针对英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殖民扩张，清朝也对僵化的宗藩体制进行了调整。首先，册封的级别开始提高。朝廷为加强情感联络增加了对各邦国的物质赏赐。但这种调整依旧具有局限性。僵化的等级制使得清朝在礼仪和文书上都处在被动局面；且朝廷始终过度地以自我为中心，一味强调藩属的义务，但同时又回避自己的义务。其实质是综合实力不济。最后的结果则是，清朝在喜马拉雅山区与英国进行外交博弈中全面落败，藩篱尽失。扎洛研究员总结道，目前，该地区仍广泛地使用藏语，信仰藏传佛教，也与西藏自治区维持着商贸和朝圣活动——西藏地区对他们仍保持着强烈吸引力和影响力。
王娟助理教授以“历史书写中的文明汇通：汉藏文献中的文成公主叙事”为题分享了自己作为社会学者的研究和思考。首先，王娟助理教授对社会学在面对“文明”问题时的失语状态进行了分析。她认为，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特别擅长处理的是能够进行“逻辑”分析的问题，因此，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等就是经常被讨论的议题；而相对来说，“文明”则是一个较难以经验研究来触及的领域。在回忆了自己对康区地方近代转型的研究时，王娟助理教授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实际仍处在政治社会学的框架之下，几乎没有涉及文明的层次，希望借助这次论坛的机会来尝试一条以社会学的视角来探讨文明问题的途径。
王娟助理教授以“历史书写中的文明汇通：汉藏文献中的文成公主叙事”为题分享了自己作为社会学者的研究和思考。
王娟助理教授选择从“民族史书写”的角度来切入这个问题，她认为，一个文明体对自身历史的书写，呈现了其对该文明之特质的理解，而“民族史书写”往往涉及对多个文明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叙述，就可以呈现其对一个多文明体系的理解。接下来，王娟助理教授就以汉、藏两种文字的历史文献对“文成公主”这个人物及相关事件的不同叙事为例，来分析汉、藏两个文明体系构建彼此间的政治、文化秩序的不同模式。
《旧唐书·吐蕃传》遵循了华夏史书“四夷传”的典型笔法，其中关于文成公主和蕃一事的记录，主要内容包含吐蕃赞普亲赴河源迎亲、执子婿之礼、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等，核心在于确立唐、蕃间的政治、文化秩序。
后弘期的藏文史籍则遵循了以佛教为中心的叙事框架，因其成文于与其他文明接触之后，因此，史书所描述的世界构成就是多文明体系，而吐蕃并不处于世界的中心。在这个体系中，“文成公主”是构建汉、藏间秩序的一个核心环节。王娟助理教授展示了藏文史籍和民间传说中文成公主叙事的细节，尤其是由释迦牟尼替身像的流转所构成的因果链条，指出这些故事情节构建了唐、蕃间“文明的传递与超越”的秩序模式。
王娟助理教授还特别分析了藏、汉文献对于调和两种文字之记录差异的努力。藏文史书以佛教“三重视界”的手法调和了汉、藏文献的不同记述。民国时期汉语世界对“文成公主”形象的重塑则基本排除了佛教史观，而有选择地接纳了部分民间故事的情节，尤其强化了书籍与生产技术的重要性。最后，她总结道，对比两部《唐书》与近代汉语世界关于“文成公主”的叙事，尽管二者都致力于构建以华夏为中心的唐-蕃秩序，但两部《唐书》所构造的秩序具有明显的文明视野，而近代汉语世界在“国族建设”背景下重新构造的汉藏秩序则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基于技术的科学主义和进步观念在解构神话的同时，丧失了文明汇通的能力。
嘎尔让副教授则以藏传佛教再度东渐为例，论述互动互通中的多元构建问题，并将讨论重点放在了汉藏关系在民间信仰层面的互动。近二三十年来，藏传佛教恢复了向内地传播。嘎尔让副教授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总结，并归纳出两种主要形式：藏地喇嘛和堪布到内地传教以及内地佛教徒到藏地学习。传播趋势的主要特点为：一，信教人数增长快；二，影响范围广；三，对民族关系而言，积极作用与负面效应并存，需要积极引导，发挥其正能量。
嘎尔让副教授则以藏传佛教再度东渐为例，论述互动互通中的多元构建问题，并将讨论重点放在了汉藏关系在民间信仰层面的互动。
以放生活动为例。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族群、文化、语言等诸方面的差异被生命裂变之间的关系淡化，佛教轮回因果的框架逻辑得到了体现。人和金钱的关系也在特定情境下发生了变化，被一种新的关系和秩序所替代。嘎尔让副教授表示，在内地弘扬藏传佛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藏族僧人之中素食主义的兴起、学习内地文化习俗、现代科技应用等现象都体现了汉藏之间的文化认同大大增加。另外，他还对佛教被狭义民族主义绑架提出了质疑。
陈波副教授以“文明当中的共主经验”为题，将讨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世界诸文明的范畴。他首先探讨涂尔干以其社会理论所描述的共主概念，即把他所理解的社会种谱系树上不同的社会种聚集为一体的“帝国”，并由此回溯欧洲历史上的帝国演变。古希腊以后，城邦国家到帝国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概念，“帝王”之称谓具有明显的军事化特征。欧洲与中国对朝贡品的定义也存在税务性质和自愿性质的差异。其次，陈波副教授引用了莫斯所研究的礼物馈赠案例，尤其是印第安人的夸富宴，说明了礼物馈赠中具有两种关系类型，即媲美关系和竞争性关系；在竞争性关系中，部落酋长在比拼和消耗富有的过程中打败对手，成为诸部共认的首领。
陈波副教授以“文明当中的共主经验”为题，将讨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世界诸文明的范畴。
接下来，陈波副教授提出，中国的共主体系首先强调的是天下的不均质性。在“天下万国，草根为王”与“诸侯并立，天下共主”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朝贡体系之下的赏赐行为体现了共主必有的一些内在逻辑。而在二十世纪东南亚地区的印尼，因历史上泛灵论的文化底蕴渐次包容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剧场式国家的共主秩序建构；类似的有谭拜雅所说的中南半岛上的星系政体共主模式。陈波副教授最后介绍了利比亚部落冲突与昔兰尼加教派作为诸部落共认的代理人，在与外来者交涉过程中成为诸部落代表的案例，他认为，利比亚在昔兰尼加教派之下，在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意大利打交道过程中，最终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民族-国家，这同样属于共主的方式。
张志强研究员总结评议。他指出，民族问题、边疆问题及其与整个现代性知识的对话问题需要回到传统当中寻找资源。
最后，张志强研究员总结评议。他指出，民族问题、边疆问题及其与整个现代性知识的对话问题需要回到传统当中寻找资源。最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包容，即如何将差异包容在一个体系当中，将不同族群包容到一个政治体系当中，将不同的文明、宗教包含在一个文明体系当中。以佛教为例，张志强研究员表示，需要对藏传和汉传佛教重新梳理，找到汉藏融通的新的可能性。而汉藏文明的共处、交流与汇通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政治资源，并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