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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访学者论坛29】林晓光:文本扭曲镜像中的汉魏六朝文学

发布时间:2017-11-07

2017年11月7日,文院秋季学期第七次邀访学者报告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院访问学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林晓光以“文本扭曲镜像中的汉魏六朝文学”为题展开报告。文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邓淑苹、李楠、孙圣民、肖瑛,访问学者陈波、陈志远、华、胡鸿、唐雯参与讨论。

 

 

在本次报告中,林晓光老师通过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阐述了汉魏六朝文学的面貌受文本保存状态影响,文本扭曲镜像误导后人解读文学的情形。林晓光老师指出,应充分反省文本生成机制,纠正作品与文学史的误读行为,发现被历史遮蔽的面相,并重新思考汉魏六朝文学的性质、功能与评判标准。

林晓光老师首先以曹植名篇《洛神赋》为例,并介绍这是一篇含“兮”字骚体句式与不含“兮”字六言句式相混杂的作品。这种现象在汉魏六朝赋中十分常见,往往被学者认为是赋家探索体式多样性的表现,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加以解释。曹丕《柳赋》与应玚《灵河赋》均属此类。

但是,汉魏六朝文学的现存文本,大多数都并非由作者个人创作出来后,以原生态面貌保存至今的。与现代文学以作家个人手稿为第一手文献进行发表、出版不同的是,唐代以前,文学文本的这一生成阶段已被湮没在历史时空中。我们能够获得的最早文本,大多数是通过中古总集、六朝正史和唐宋类书保存下来的。其中尤其以《艺文类聚》等类书的保存数量为多。在那之后,又经由明代以后的历代学者从早期文献中辑佚编撰,重新编成系列性作家别集及通代性的总集。因此,在这一领域,上述这些总集、正史和类书才是能够追溯到的最原始文献。

 

 

带着这样的意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柳赋》《灵河赋》这类骚体、非骚体混杂作品的产生,实际上是由于其片段被分别编录到不同类书中造成的——有的类书保存了“兮”字,有的类书则将其删去。当这些片段被后代学者重新辑佚拼合起来后,相互重合的部分中,含有“兮”字的句子便覆盖了不含“兮”字的句子;而不相重合的部分,“兮”字已被删去的句子便暴露出来,从而形成了这种混杂的体式。换言之,这是一个应从文本在后世流传接受角度解决的问题,而非作家主观创作角度。

回到《洛神赋》,通过将收录于《文选》的文本与王献之书“玉版十三行”的片段进行对勘,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看来,对“兮”字句的这种传抄编选脱落早在六朝时期便已开始了。

 

 

在这种文本对勘的基础上,林晓光老师对早期赋史中骈赋、律赋的流行阶段以及赋与赋的分合等问题进行了反思。进一步跳出赋史,林老师介绍了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在这个方向上加以扩容深化的新潜力。在承认这一时期文学文献已难以完整且近真再现的前提下,学者开始走向文本中介研究,即通过梳理作品文本在各种抄本、刻本、选本制作流传过程中的动态文本生成史,来确认其研究基础。宋元以后,学者无须凭借文本中介便可直接面对作品原初面貌,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则与之有着研究范式上的差异。这种文本生成研究,一方面超越了对现存文本作线性排列的博物馆展品式文学史叙事,走向“层累”式的、前后联动的文本建构史;另一方面则通过归纳文本生成原理及类型,反推现存文本中已不可见的部分,致力于复原中古文学的疆域全像。

但是,这一研究方向目前引起了一种忧虑,即“文本学”是否会摧毁“文学”研究?林晓光老师表示,“文本学”恰恰能为古典文学研究建立更可靠的文本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最终仍能落实、也仍将回归到作品解读上,甚至可能由此展开重写文学史的工作。他在此展示了另一个案例。

 

 

曾被鲁迅称为陶渊明“摩登”情书的《闲情赋》,实际上在《艺文类聚中还收录了一系列的汉魏亲缘作品。以王《闲邪赋》为例,由于类书的删略,这些作品的文体被遮蔽,叙事被歪曲,不同人物的声音被张冠李戴地拼凑到一起,从而引起后世的误读。在将这些作品片段一一对照《闲情赋》落实到应在位置后,可以发现,这一系列作品从属于同一个谱系,共享一致的主题、文辞与书写模式。而这一谱系又与汉魏六朝文学的另一重要谱系——《神女赋》谱系交织、互文。

在以上实证性讨论的基础之上,林晓光老师最后转入对汉魏六朝文学世界的整体思考。那是一个共享基本写作程式,并以是否具有学习、获取这一程式的能力为文学标准的时代,具有与书画音乐等纯艺术相似的性质。在这样的世界中,“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往往不如“这套文本”与“那套文本”的关系来得更直接有效。与“抒情”“个性”等作者个体可控因素相比,那个时代的作者更像是被特定传统及资源规定了的书写传递者。从这些角度看,文学作为一种基于特定文化传统和社会资源的书写能力,直接作用于政治、社会运作,并成为表达个人及家庭社会地位的符号系统。正是这一基本功能承载着中古贵族文学的兴盛展开。

 

 

主题报告之后,各位学者就如何评价程式定型的关键人物、著作权的成立、变异文本的出现时代与复杂性、东西方抄本的文化性质与具体表现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在林晓光老师看来,这些前沿问题正是在目前工作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索的。例如,构造性的程式得到分析理解后,大文学家是如何跳出这种程式创造新声的?新变又是如何被再度纳入程式中的?在过去,评价张衡、蔡邕等名家一般基于现存文本及古人评论,但在文本生成研究的基础上,其枢纽性作用又将得到怎样的展现?这一方向上的许多问题正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予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