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8日，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三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作主题报告，题目为 “巴蜀符号探索”。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赵刚、韩潮，访问学者徐建委、高波、张治、孙正军、戴海斌参与讨论。

巴蜀符号主要指在四川盆地内，于战国秦汉时期巴蜀文化的器物上经常出现的符号。古文字的解读（特别是对死文字的解读）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在四川重庆地区发现的巴蜀符号是是这一重大课题中的难题之一，目前尚未明确其性质与含义。因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重建与理解巴蜀古文化。

严志斌研究员

严志斌研究员首先回顾了学术界有关巴蜀符号的研究状况。巴蜀符号研究始于1936年，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了一件錞于。1942年，卫聚贤先生整理公布了48种纹饰符号，他认为那就是巴文。学术界对巴蜀符号以比较严肃的态度进行探索和研究是在宝轮院、冬笋坝二地公布巴蜀墓葬材料之后。佟柱臣、徐中舒、邓少琴、蒙文通、童恩正等人对此都有讨论，讨论的焦点在于性质问题。严志斌研究员将其归纳为花纹说、图像语言说（李复华、王家祐为代表）、吉祥符号说（孙华为代表）、文字说（李学勤为代表）、图腾徽识说（王仁湘为代表）五种，并点评了各种观点的得失。随后，严志斌研究员提及巴蜀符号研究存在问题与难点：部分符号漶漫不清、部分符号发表摹本有误、符号间的区分问题、符号与纹饰的区分问题等等。此外，有很多器物是采集或传世而得，因而丧失了考古出土背景。

随后，严志斌研究员介绍了自己目前的研究进展。他仔细甄别了246种巴蜀符号，其时代可由战国早期延至西汉早期。三星堆文化刻划符号与巴蜀符号之间存在缺环。巴蜀符号最多地出现在兵器与印章上，在杯、罍、豆、带钩等生活用器上也常被发现。严志斌研究员以罍形符号、钟形符号、水草形符号、栅栏形符号、兰字形符号等具体符号为个案，讨论了巴蜀符号的特征、变化、组合、地域、年代及符号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分布与变化情况以及符号与其载体性质的对应关系。

巴蜀符号（器物形）

严志斌研究员认为，有一些巴蜀符号有较为固定的组合，且组合顺序保持一致——可能出于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巴蜀符号组合的演变经历了由简益繁、由繁趋简的过程。此外，严志斌研究员还讨论了巴蜀符号的方向性与器物性问题。他认为，讨论巴蜀符号应当与器用联系起来，且其在铜印与铜兵器两类性质不同的用器上有着比较明显的使用差别。至于族群性问题，严志斌研究员表示，可通过巴蜀符号地域性分布来探讨。就目前材料来看，巴蜀符号的大多既见于蜀人区的成都平原地区，也见于巴人区的峡江地区，并不能区分出巴人或蜀人专用的符号。总体而言，巴蜀符号似乎不具备民族或种族的族群性特征，但又不能排除其具有聚落性（地域性）的特征。目前，对巴蜀文化聚落与墓地性质的研究开展得尚不充分，有关族群性的研究还得基于巴蜀人群的聚落形态性质研究才能更好地得出结论。

四川省郫县红光公社独柏树墓葬出土的带有符号的兵器

发言结束后，与会学者就三星堆文化、古印度文字、自然语言学及考古工作等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