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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访学者论坛81】李放春:探究革命之“道”—— 在现代性与文明之际

发布时间:2019-10-15

主讲人李放春研究员

                    

邀访学者论坛

20191015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李放春作主题报告,题为探究革命之’——在现代性与文明之际。第七期邀访学者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周绍明(McDermott Joseph)、李开元、景跃进、石立善、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出席并参与讨论。

 

李放春研究员在报告中首先介绍了自己从事革命研究特别是北方土改研究的缘起、主旨与思想转进的过程。他把个人的治学经历扼要概括为存在自觉、历史自觉、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四个环节,并着重提出研究过程中贯穿的两个轴心性问题关怀:中国革命的现代性问题革命现代性的中国特点(及其中国文明/文化内涵)问题

 

报告的前半部分主要围绕共产党革命的现代性特征展开。现代性(作为)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基于现代中国历史经验(特别是革命经验)与以英美经验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之间的紧张,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以利奥塔、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入在中国学界造成的冲击。中国革命现代性这个历史设问乃是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思潮(与现代化理论范式相呼应)提出,以矫治其对中共革命的封建性意象的过度渲染。不过,李放春研究员认为,研究不宜从先入为主的概念界定出发,而应该(也只能)在这个问题关怀下逐步把握其具体的历史内涵。在以往的实质研究中,通过引入话语-历史矛盾分析、权力分析等研究策略,他尝试考察、勾勒中共在革命中对生产的高度关注、介入、领导及其与翻身(革命)之间生成的系统矛盾等现代内容。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1945年)报告的后半部分转入革命现代性的中国特点及其文明/文化内涵这一题域。据李放春研究员介绍,晚近十余年来,他的研究旨趣发生了文明转向,越来越关注从中国文明与文化史的长线视野来观照中共革命的中国特点,把握革命与文明的深层勾连。譬如,领导权力这一现代权力形式,既有着国际共运的观念渊源,而在实践中又烙上了深刻的中国风格。又如,诉苦翻心是中国革命非常独特的政治实践,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或俄国革命经验那里舶来的。那么,中国革命中为什么会生成这样的政治现象?共产党闹革命,为什么特别注重这样的政治实践?如果把它置放在中国的文化脉络里,就有可能得到某种贯通的理解。

 

李放春研究员在报告中介绍了爱森斯塔特等比较历史社会学家倡导的文明分析对于中国革命研究的启发意义,同时也回顾并梳理了中国学术史的相关思想资源,如梁漱溟在1950年代初关于共产党革命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开创性探究。进而,他还提出未来开展实质研究的可能方向,特别是韦伯式谱系学方法的运用。开展关于中共革命中的观念、制度等谱系学历史考察时,尤其要克服仅仅满足于古、今之间表面的、显性的相似性,应注重挖掘那些深层的、被遮蔽的历史与文化关联。他指出,谱系学式的历史考察非常有助于克服研究者的想当然的目的论式论证,在保持历史研究及其问题意识的时代性的同时避免落入时代的(包括新一轮的文明论述在内的)各种话语陷阱。

 

梁漱溟先生在1950年代初,就共产党革命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开创性探究。最后,李放春研究员在结语中将自己关于革命之的探究进路概括地表述为在现代性与文明之际所谓,不是指先验的道体或形上的道统,而首先是指那些需要我们经验地探究、梳理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线路,涉及到心态、价值、行动、制度等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在研究中应避免把文明”“现代性物化为两种孤立存在的实体,更不能将之彼此割裂地理解为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性。事实上恰恰相反,它们在实践中是一体而不可分的。他指出,立足于历史实践,探究现代性与文明之际,致广大而尽精微,才有可能深刻认识中共革命之

 

报告结束后,李开元教授对李放春研究员将学术进路作为个体生命历程来加以梳理、反思的报告方式表示了赞赏,并表示,李老师有机地结合了个人感性的体悟与理性的总结。随后,与会学者围绕本次报告的主题展开讨论。景跃进教授提出如何在社会科学与更为经验趋向的史学之间有效搭建桥梁的问题,周绍明教授提出普通农民与枢轴文明的关系问题及中国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差异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