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访学者论坛

2019年10月22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周月峰作主题报告，题为“另一场新文化运动”。第七期邀访学者周绍明（McDermott Joseph）、李开元、景跃进、石立善、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路国权、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琥，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周月峰老师的报告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既有叙述，认为以往的叙述大致分两条脉络，一条聚焦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所代表的倾向于革命的道路；另一条是胡适等为代表的偏文艺的、改良的轨迹。两种脉络影响深远，但实际上都是以《新青年》同人的声音概括新文化运动，而遮蔽了其他群体的方案。直到1980年代开始，梁启超、《学衡》派等新文化运动“配角”的主张才被重新“发现”。不过，他们有些仍受整体论影响，心中有“新文化运动”的特定图像，以此为标准，规范、选择甚至裁剪其他方案与行动，反而忽视了其他新文化方案、实践自身的独特性，也未能进一步呈现他们展开“新文化运动”的故事。

梁启超诸人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

报告第二部分，周月峰老师具体分析了“梁启超诸人”（以梁启超为核心的一个读书人群体，包括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蒋百里等）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梁启超一派在当时所举办的文化事业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办报（包括《时事新报》、《晨报》、《国民公报》）；创刊（《解放与改造》）；成立共学社，出版“共学社丛书”；成立讲学社，邀请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人讲学；接办中国公学，创办自治学院，讲学清华、南开、东南大学等。他们几乎在每一种事业里都成为一股重要力量，转移风气，激起新潮。同时，他们在几项事业背后又生成有一个大致清晰的新文化方案，希望“以解放求改造”，创造一种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西方的新文化，实现再造文明。其目标和方式都与北大师生辈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既有理念，又有行动的群体，一度让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产生了被包围的紧迫感，可见他们在当时的声势有多么高。并且，他们对当时的观察以及对未来的思考，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在追随与反对之间的文化追求

对“梁启超诸人”新文化方案与行动的考察，不仅让我们重新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同时也加深我们对五四思想界中各群体关系的理解。从以往有关梁启超诸人的研究看来，他们与《新青年》同人的关系，常常是被关注的重点，不过大多是一种“赞同”与“反对”的定性研究。其实，正因为梁启超一派有自己的新文化方案，且方式、目标异于时流，故与其他方案时相冲突。但他们的目的是实行其新文化方案，而不是为了“赞同”与“反对”《新青年》同人。比如，他们前期侧重社会，虽与国民党人相近，但与胡适所主导的“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不同；即使是均侧重社会，却又因主张在预备期“少管小事”、“养精蓄锐”、“不要做零碎的牺牲”，而被运动中的学生及主张“去作大破坏与大建设的工夫”的国民党人责难。他们后期的文化方案虽调整为多谈思想、学术，却因东方文化的倾向与《新青年》对立常与国民党人为敌，且因放弃了社会主义及具有革命性的社会改造方案而与后来的共产党人为敌。

整体来说，五四思想界是由《新青年》所主导的。梁启超一派想要进入思想界，就无法回避《新青年》的话题，在某种意义上有追随的一面。不过，他们虽整体倾向于新派，但即使在追随时，也常常有调节以《新青年》一派为主导的时代横流的努力——白话文如此，在民主与科学之外强调哲学如是，其他如社会主义、整理国故诸方面也是如此。两派之间的关系是追随、角逐，又有调节。在面对旧势力时，他们都属于新派阵营，但其实又潜伏着矛盾。正因双方同在新文化运动之中，本有竞赛，而新文化方案又有重要不同，且梁启超他们常常想要调节后者，才使胡适一方如临大敌。这样的关系，与其说是赞成或反对，不如说是两种（多种）新文化方案的竞争。

在竞合关系中理解新文化运动的过程

从梁启超诸人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出发，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梁启超诸人的理解，甚至有助于理解《新青年》同人，更重要的，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故事的发生情况。梁启超诸人因怀抱以自己的理想调节时代潮流，故在当时的思想界与其他势力常处于时而追随、时而竞争、时而合作、时而对立的交错、动态的关系之中，深刻影响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走向。他们在竞合中形成自己的主张，塑造自己的形象，又在互动中影响其他群体，最后又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整个新文化运动。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他们有没有统一的蓝图，是否完成都不是第一位的——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本身对于作为整体的新文化运动的构成作用。作为配角的梁启超等人不是整体新文化运动的外在对立物，也不是新文化运动中独立的一部分，而是参与整体的新文化运动创造的建设性力量。这对于整体的新文化运动有构成性作用。他们参与了时代的思考，形塑了时代的思潮，在新文化运动风气转变过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所以，被历史记忆所抹去的，也不单只是他们的文化观点与作为，更是这一构成性作用。

总之，将《新青年》同人这一“主角”、类似梁启超诸人的“配角”，甚至其他“反派”一起纳入思考，其意义在于为历史提供一个更原生态的舞台。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新文化运动真正回归于历史，我们的研究才能尽可能体现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并且让读者看到文化运动者如何“运动”，以及在当时各方的互动中展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这样也就改变了我们看待新文化运动的眼光，从考察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把它当作一个静态的东西）转向将新文化运动当作一个过程。这也是“另一场新文化运动”的第二层含义，即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多个群体多种方案互动中形成的一场复合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