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邀访学者论坛105】孙承晟:蒸花取露——西方药露知识及蒸馏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发布时间:2021-05-19


主讲人孙承晟老师



2021年4月20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五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承晟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蒸花取露:西方药露知识及蒸馏技术在中国的传播”。第十期邀访学者白玉冬、曹寅、陈瑞翾、杜永彬、黄晓春、李肖、马里扬、马忠文、聂溦萌、吴真、吴华峰、余旸、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报告首先从《红楼梦》中的玫瑰露说起。玫瑰露,即现在被广为使用的玫瑰精油或纯露,从《红楼梦》和其他相关文献来看,在清代宫廷和上层人士中已有较为普遍的流传,并在清中后期成为中药制剂的一部分。然而,追溯其历史,玫瑰露或蔷薇露完全是一个舶来品。自唐代从西域传入中国以来,直至清代,蔷薇露及蒸馏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曲折的历史,并且成为阿拉伯、欧洲、东亚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


报告第一部分有关西方药露和蒸馏技术的发展。在古代埃及、希腊、印度、波斯,作为一种特殊香料,以鲜花或植物相应部分制取精油或纯露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早期,精油或纯露主要是通过挤压或脂吸等方法获取。以水蒸气蒸馏的方法获取药露形成于8-10世纪的阿拉伯地区,其中尤以肯迪(Al-Kindi)、拉齐(Ibn Zakariyyā al-Rāzī)和阿维森纳(Ibn Sina)等贡献最巨。此后,以蔷薇露为代表的药露和相应的蒸馏技术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11-12世纪,阿拉伯文献在欧洲翻译流传,文艺复兴思潮兴起,科学技术亦得以蓬勃发展。16世纪初,在德国医生布朗希威格(Hieronymus Brunschwig)的引领下,欧洲发生了一场以化学蒸馏为标志的医学革命。


早期阿拉伯手稿中关于蒸馏技术的示意图


报告第二部分关注唐至明初蔷薇露在中国的流传和明末来华传教士对欧洲药露和蒸馏技术的引入。蔷薇露在唐宋时期亦传入中国,尤其在宋代广受文人青睐。在中国厚重的香文化中,蔷薇露往往被用来合成其他香料。与此同时,蒸馏技术亦受到一些人的关注,如在《铁围山丛谈》和《陈氏香谱》中均有提及。明初以后,蔷薇露在中国流传渐稀,制取药露的蒸馏技术亦被淡忘,以致博学的李时珍和利玛窦(Matteo Ricci)均未见到当时的中国有此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华传教士将欧洲已十分成熟的药露知识和蒸馏技术介绍到中国。尤其是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编译的《药露说》小册子,对药露相较于中药的种种优点、蒸馏的装置和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其中关于药露的相关内容编译自当时传教士携入中国的药物和蒸馏著作,文字相较于原文作了较大的调适,插图则多摹自中国传统的器具,而与西方的蒸馏装置有很大差别,反映了文化传播中的本土化特征。


第三部分关于欧洲药露制作和蒸馏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药露说》后被附于《泰西水法》一书刊行于世,此后,关于药露制作和蒸馏技术便广为传播。协助翻译《泰西水法》的徐光启对其中药露的制作无疑有深入的理解,同时他还尝试亲自制作药露。入清以后,关于药露的知识和蒸馏技术在士人间广为传播,如方以智、揭暄、李渔、屈大均、赵学敏等人曾详细记载。清宫中还设有武英殿露房,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白晋(Joachim Bouvet)等传教士被命以西法制作药露。此外,通过进贡的方式亦积累了很多药露。清中后期,蒸馏之法被人们熟练掌握,药露亦逐渐被吸纳到医书之中成为中医制剂的一部分。


   

熊三拔《泰西水法》,1612                                                     布朗希威格《论从混合物中蒸馏的技术》,1512


随后,孙承晟老师从全球史和物质文化史的视角阐述了以蔷薇露为代表的精油或药露和相应的蒸馏技术在阿拉伯、欧洲和中国之间传播的复杂历史及在沟通不同文明之间所扮演的角色。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唐宋时期的中西方交流主要体现在物质文化的层面;明末来华传教士更多介入知识交流与传播,使得中西方之间的交流步入了更深的层次。


最后,与会学者就西方药露的物质文化史和通过丝绸之路的传播、蒸馏技术与中国炼丹术的关系、中国香谱著作的传承以及中西交流史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孙承晟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