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陈景濂的归来：战时印度的中国城与中国逃兵”。第十期邀访学者白玉冬、陈瑞翾、杜永彬、黄晓春、李肖、马忠文、聂溦萌、孙承晟、吴真、吴华峰、徐永明、余旸、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1945年8月24日，一名叫作陈景濂的中国公民在印度加尔各答被捕。警方逮捕陈景濂的理由是他违反了英属印度1939年外国人法案第七条的规定——没有合法证件逗留印度。实际上，陈景濂身上确实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文件。他声称自己是合法进入印度的，其护照由中华民国驻印度孟买领事馆颁发，护照号是658/2134/7132。他进一步辩解称自己的护照是在加尔各答的一家医院治病时丢失的。加尔各答警方没有相信陈景濂的辩词，仍然将他关押了起来。1945年10月23日，加尔各答警方收到了一封发自于印度阿萨姆警局的电报，称一位叫做陈景濂的中国公民，手持一本号码为658/2134/7132的护照从阿萨姆邦地区（Dibrugarh）请求出境。由于阿萨姆警方获悉加尔各答方面已经逮捕了之前在全印度通缉的陈景濂，因此他们没有对面前的这位陈景濂采取任何行动，而是让他离开了印度。那么到底谁是陈景濂？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姓名相同，护照号码也相同的人？为什么英属印度政府会在全国通缉他？在加尔各答被逮捕的陈景濂和在阿萨姆出境的陈景濂之后的命运又是怎样的？曹寅老师通过还原这位名叫陈景濂的中国远征军士兵在印度逃亡的经历，尝试展现普通人在国家机器的夹击之下所展现出的“不被统治的艺术”，以及中国国民政府的国家建构政策与英印政府的地缘政治焦虑相互作用所导致的误解和张力。这些误解和张力更近一步影响到了印度独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中印关系。

曹寅老师通过挖掘新德里国家档案馆、伦敦英国外交部、台北“国史馆”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文献重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加尔各答和孟买等地的唐人街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游荡在这些唐人街的中国逃兵的经历。曹寅老师发现，当时驻扎在印度进行整训的中国远征军的成分极为复杂，其中亦有数量众多的投机者。这些人借助各种手段来到印度后便脱离远征军，一些人希望以印度为跳板偷渡至美国，另一些则进入印度各大城市开设赌场、组织黑社会、从事走私贸易。曹寅老师以陈景濂在印度的行踪为线索，展现了这些远征军逃兵是如何通过贿赂军官以及购买假护照/身份证明/病假条洗白身份，从而逗留在印度的。

接下来，曹寅老师进一步将视野放大，将话题转向1940年代中国国民政府的国家建设计划和英印政府的地缘政治焦虑。他认为1943年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致力于打造为一个“文明”“正义”“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了塑造这个形象，国民政府必须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足够的能力来规训和管理中国公民。然而遍布在印度各大城市的远征军逃兵却严重抵消了国民政府的形象建设。基于此原因，国民政府指示其驻印度的外交机构和远征军指挥部在印度采取措施进行控制。另一方面，在印度游荡的远征军逃兵以及国民政府的干预被英印政府当作是一个严重的安全挑战。英印政府逐渐相信国民政府试图利用管理这些逃兵的机会来削弱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以将中国的势力延伸至南亚次大陆。

有关”搜捕驻印军之逃兵事“的案卷

中印两国政府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都试图逮捕并遣返这些逃兵，然而逃兵们往往能够利用政府间的相互不信任、政策漏洞、漂白/虚构身份逃之夭夭。曹寅老师通过对陈景濂及其冒名顶替者身份的辨析，尝试呈现国家权力机器的“外强中干”以及普通人“不被统治的艺术”。最后，曹寅老师解释了英印政府所组织的对于中国逃兵的系统监控和调查是如何以档案的形式被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所继承的。而同时被印度政府继承的还有英印时期的地缘政治焦虑。这两点结合在一起（而非单纯的两国边界冲突）使得印度政府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都对中国抱持着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