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5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真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中日书籍环流与俗文学学科的建立”。第十期邀访学者曹寅、杜永彬、聂溦萌、孙承晟、吴华峰、徐永明、余旸、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对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俗文学文献的搜集存藏与系统研究，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新发展。本次报告首先回顾了发足于日本的“俗文学”“敦煌俗文学”学术概念，传入中国之后如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歌谣运动”合流，从而成为“新材料与新问题”迭出的新领域。吴真老师着重分析京都学派中国学的创始人狩野直喜在1910-1928年之间纵横亚欧，追踪俗文学新出文献，以文学史的观念和文献实证方法发见中国俗文学的研究价值，并在京都组建一支戏曲俗文学的研究团队。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指出：“一个学术共同体要形成公认的话语，就要求相关学科具有用途广泛的文献积累。除了书院制度和各种形式的赞助之外，考据学者还需要一个由藏书家、出版家、书商组成的交流网络，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吴真老师认为，相对于传统的经史和诗文研究，俗文学文献在古代并无公私藏书专门分类的文献积累。因此，俗文学学科在20世纪的兴起，首先是俗文学文献的发现与刊布，令潜藏于各地的秘笈得以进入公共学术领域，成为研究对象。在藏书家、出版家、书商组成的俗文学书籍交流网络之中，旧书店身兼发现者、出版者、发售者三种角色，而学者又深度参与到出版、研究以及归入公家典藏的书籍流通过程；再加上1910年之后中日之间频繁的学术交流与书籍贸易往来，从而令俗文学的研究文献和学术研究呈现出“东亚环流”的历史景观。

东京文求堂书店从1910年开始着意搜罗中国俗文学文献，运至日本出售。董康1912年赴东瀛访书，斥巨资买下文求堂所售《杂剧十段锦》，后以诵芬室名义影印刊行。差不多同时期，罗振玉从文求堂购入一批黄丕烈旧藏杂剧，1914年，在狩野直喜的主持下，京都帝国大学将这批杂剧覆刻印行，名为《覆元椠古今杂剧三十种》。此后，盐谷温影印日藏《元刊平话五种》《三国志平话》《娇红记》等，长泽规矩也影印《橘浦记》等，日本学者对日藏中国俗文学古籍之发现与出版刊布，极大推动了俗文学研究，以至于1929年余嘉锡在敦促江南图书馆影印《古名家杂剧》时感叹，“若能提前付印，公之于世，则刊行中国古曲，不能专美于东邻，尤吾人之所渴望也”。

从1928年开始，为了集合资金刊布古籍文献，中国学者组成了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北平古佚小说刊行社、戏曲文献流通会等同人组织，影印排印刊行了《清平山堂话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金瓶梅词话》《雨窗欹枕集》等新见古籍，奠定了俗文学研究的文献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俗文学研究者与盐谷温、青木正儿、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等日本学者的互通有无，与文求堂、文友堂、文奎堂、来薰阁等中日旧书店的相助互利，都体现了俗文学学科在20世纪学术环境之下的“东亚学术共同体”新特色。

1933年，久佚于中土的元代贯云石《孝经直解》元刊孤本在日本被发现。由于狩野直喜一直倡导从白话文体入手探讨元杂剧兴起之原因，提出“元代统治者不尊学术文艺，故不能深通中国古文学，甚至在诏勅碑文之类的官方文书中杂以俗语文体，于是俗文学兴起”。在这一学术理念的观照之下，宇内孤本《孝经直解》被京都“元曲研究会”被视作了解元代社会风俗的语料库，也被视为解开“元杂剧兴起”这一学术难题的钥匙。《孝经直解》影印件从日本回传中国，1938 年由北平来薰阁书店影印出版，并且由吉川幸次郎捉刀写跋。

1938年3月，来薰阁书店影印出版贯云石《孝经直解》  

来薰阁的店主陈济川，也是20世纪俗文学研究的重要推手，吉川幸次郎《琉璃厂后记》曾断言：“在民国初年，当北京大学崛起一批年轻的思想家时，其他的书店无动于衷，不予理睬，勇敢地与这些人接近的，也是他。与此相关联，对于以往的古书店从不关心的戏曲、小说类书籍的热心收集和买卖，也是他。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研究中国白话文学的人，而没有得到过他的帮助和恩惠的，绝无仅有。”来薰阁刊布的《孝经直解》成为之后六十年海外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元史及汉儿言语研究的重要文献。

追溯《孝经直解》在“远渡日本→旧书店出售→私人收藏→学者推动→书店影印出版→学术领域的公共研究资料”的环流历程，可以清楚望见中日两国的书店和学者在文献发现与书籍环流方面的互动与博弈。《孝经直解》的重新发现与影印刊行，体现了现代学术史的两大时代特征：一是中日学术界的联动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二是俗文学文献的发现刊布与中日古旧书业的推动。

最后，吴真老师强调，她目前的工作是让书籍和书店成为20世纪俗文学学术史的主角，致力于发掘三百多种《文求堂书目》《文奎堂书目》《来薰阁书目》等书店待售书目、各藏书机构购书记录、学者日记与来往信件等书籍文献的历史信息，通过讲述一本本书籍在东亚乃至全球的流转经历，更为立体地呈现20世纪由“书籍环流”所推动的俗文学知识谱系之建构以及全球学术共同体之形成。

这一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随后，学者们就白话文运动、中日学术文化的环流与隐流、书籍史与物质文化史、中日学者的合作与竞争等相关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