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雅集”系列活动第二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由文研院本学期邀访学者、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祁小春先生带来主题为“王羲之的《十七帖》诸问题”的演讲。雅集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朱青生教授参加了本次活动。在书法艺术方面，《十七帖》使用了王书中致近亲的书体，亲切温润，具有平易之美，与书信内容琴瑟和谐。在此次讲座中，祁小春教授并非以赏析《十七帖》的书法艺术为重点，而是将其作为一件传世文献加以探讨研究。

在进入《十七帖》的主题之前，祁小春教授展示了几件王羲之尺牍书信的唐人摹本。《丧乱帖》中，有的字并未使用草书笔法，或为草稿；《七月一日帖》草书之流美，后人多以为范本；《快雪时晴帖》被乾隆誉为“三希”之首，惜有阙文；《奉橘帖》中，“多”字最后一笔增添回环，展现出王羲之的笔癖；《初月帖》或有言之为王羲之于马上所写。

《王羲之十七帖》

回到传世的馆本《十七帖》，现帖文完整的明末祁豸佳旧藏本，即現藏日本的三井本。祁小春教授开始讨论第一个问题——《十七帖》是如何出现的。《十七帖》作为王羲之的一批草书尺牍，无论内容还是书法，都被认为是由来有绪、最为可靠的法帖。唐张彦远《右军书记》对《十七帖》有详细著录：“《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烜赫著名帖也。”祁小春教授指出，《十七帖》诸帖来源未必皆出一家所藏，并无文献明确记载其最初献自何人或出自某家。所以《十七帖》可能应来自于唐初的大规模征购或四方进献，后又经过褚遂良等“取其书迹及言语，以类相从成卷”加以整编而成除。当然，《十七帖》中寄周抚的一组书简源出一家之藏的可能性很大，此外寄郗愔等人的书简则可能出于他藏，后以书迹风格相近故，遂“以类相从”而被编进《十七帖》也未可知。

祁小春教授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十七帖》是寄给谁的书信。据宋黄伯思的说法，因为《十七帖》重点内容以“问蜀事为多”，故这些内容应“皆与周益州书也”，即给周抚的书信。其中，《七十帖》、《蜀都帖》、《儿女帖》都是有关计划游蜀的书信，其内容反映了王羲之想趁周抚尚在蜀任期间，尽早促成此行，其急不可待的心情溢于纸面。而除此之外的书简，尚无法确认究竟寄给何人。

祁小春教授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十七帖》的版本系统。祁小春教授指出，《十七帖》以书迹形式传世的《十七帖》有三个系统：一是传南唐李煜得唐贺知章临本置于“澄心堂”，并刻以传世，称贺监本，今已佚，故标榜“贺监本”的一般被认为是伪作；二是唐人临摹本，有传世的和敦煌所出唐人临本；三是末尾有勅押和唐褚遂良跋尾刻本，称馆本（或勅字本），传世拓本最早亦为唐以后物。传世馆本亦有七个流传系统，其中三井本最佳，全29帖不阙，是完整且纸无损坏的唯一本子。随后，祁小春教授将《十七帖》从开篇的《郗司马帖》到最末的《虞安吉帖》及最后的跋尾完整展示了一遍。

文研院邀访学者祁小春教授

祁小春教授讨论的第四个问题是——馆本《十七帖》成立的时间。学界对此看法不一，较为权威的意见认为，应在五代南唐李后主时代（937－975）。周笃文先生指出，敦煌唐人临本《瞻近帖》与《龙保帖》二帖临在一处，正好与《右军书记》第3、4帖的次序相符，这说明敦煌写本《瞻近帖》、《龙保帖》乃早于馆本，并且未必晚于《右军书记》本。馆本在帖数上多于《右军书记》本，在排列顺序上又与《右军书记》、唐临本不同，而在时间上均晚于后二者，所以馆本29帖恐怕已非《十七帖》原有的形式了。

祁小春教授讨论的第五个问题是——馆本《十七帖》是否完整。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后”条云：“予尝见毕文将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来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华’一种。……然余案今诸本并无此一种，而《法书要录》十七帖亦不载此，不知何缘毕氏本有之？但未尝见此帖，无从知其真伪。姑记于此，以俟后观云。”如果黄伯思所言唐初摹本说法可信，则可以确定《来禽帖》有脱阙。由此可见，今本《十七帖》应该已非最初形态。

第六个问题是——褚遂良是否“编整”过《十七帖》，这也是祁小春教授本次讲座中最重要的话题。魏晋人书信尺牍一般都有专门的书式语词，其程序为“月日名白……姓名白”，此为尺牍常见书式。但《十七帖》中29帖竟无一帖署有日期姓名。祁小春教授认为，现存馆本《十七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王羲之尺牍的面貌，但并不是其最初的原始形状。馆本、《右军书记》本与“贞观中内本”都存在阙“月日名白”的相似点，因而可推定均非出自《十七帖》真迹本，很可能是来自于已被“改动”和“编辑”过的某一流传系统。

张彦远在《右军书记》卷首的题词中，对《十七帖》有详细的描述，从其所描述的豪华装裱形式，应是真迹本才有的待遇，但问题也随之产生。通过文献学考证手段可以确定，馆本与《右军书记》之间存在渊源关系：前者虽晚出，已非后者原有形式（帖数、顺序不同），但正因为有张彦远“贞观中内本”的记述，才证明其中至少23帖必出自《右军书记》帖。祁小春教授指出，官本是王羲之的书迹无误，学习书法之人可以放心以此为范本；但从文献学的角度，是不是真迹还需考证。

祁小春教授现场讲解

其次，对于《十七帖》之未款“月日名白”，祁小春教授有专文《〈十七帖〉为何阙“月日名白”》讨论这个问题，指出在某些场合下，尺牍可省略“月日名白”。第一，若书信不日就能送达，则可能省略日期；第二，有时书信使用二纸复书形式，日期写于上纸，而只有未写日期的下纸得以流传；此外，《十七帖》中除“月日名白”之外的帖文，似亦有删节。

如果说《十七帖》可能被人改动，则最有可能是褚遂良出于编草书教材的目的。《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记载：“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辩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由此可见，褚遂良在当时的朝廷之上可谓王书辨伪之权威。也就是说，为了编辑一部草书教材，褚遂良可能从内府中选择出《十七帖》并做了相应的编整，可能包括：删“月日名白”或部分正文语词，以统一形式；所选皆为草书风格相近相似的书简，以统一书风；对原帖字迹略加改动，以便临摹辨识。

那么，张彦远所见“贞观中内本”究竟是真迹还是摹本？一种推测是，张彦远《书记》题词所记录的“贞观中内本”或为一个集摹本，而张误认作贞观内府装池的真迹本；也有人认为，从张家家藏的聚散经历来看，张彦远或许并未见过“贞观中内本”。

著名书法家李双阳现场临摹王草

最后，祁小春教授总结称，馆本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一些原尺牍的面貌，但并不完整，现状非其原始形状。馆本与《书记》本和“贞观中内本”都具某些相似性，故可推测这些均属出同源，但非出自《十七帖》的真迹本系统，而很可能源自已被“改动”和“编辑”过的被用来作草书教材的《十七帖》系统。主持人王一川教授最后指出，书法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学问，研究者要注重考据，注重其艺术性背后的语言、文学、文化背景的考辨。讲座结束之后，到场的著名书法家李双阳即兴挥毫，现场临摹了几行王草。伴随着现场师生的热烈掌声，本次雅集活动落下了帷幕。第三期“文研雅集”活动将于11月11日举行，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后黎晟带来有关宋代帝后像研究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