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生学术论坛

2018年10月13日、14日，“菊生学术论坛”第十一期“中兴惘然：中国近代史上的同光时代”学术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此次工作坊由商务印书馆和文研院联合举办，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领域的近三十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不须远溯乾嘉盛，说著同光已惘然。”晚清是中国史上空前的变革时代，而这翻天覆地的半个多世纪，又以甲午为界，分为同光(1861—1894)和光宣(1895—1911)两个时期。与剧烈变动的光宣之际相较，“同光”包含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相对统一安定的三十年，在此期间制度转型尚有更多自我选择的空间。这是一个去古未远而又非古(前)非今(后)的时代，这一时期政治与人事的常与变，内涵微妙而丰富，值得更细致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主任陈小文首先致辞。他介绍了“菊生学术论坛”与商务印书馆的创办缘起。商务印书馆创立于甲午战争之后第三年，今日论坛主题“同光时代”正反映了商务印书馆创立前期的时代背景。“菊生”二字取自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的字号，“菊生学术论坛”的创办初衷即践行张元济先生“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念。

 

第一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杨国强作了题为《同光时代的历史和人物》的报告。杨国强研究员指出，同光时代这实质上充斥着变局与危局，内有太平天国之忧，外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患，应对变局和危局的两代人物因其学养的不同而在个人精神层面呈现出差异。

 

关于同光时代的历史，杨国强研究员首先从兵权、财政、满汉关系等方面的变化进行分析。兵权方面，他以湘军为例分析了兵权下移的过程，朝廷逐渐丧失了对兵权的控制；财政方面，由于战争的影响，进贡京城的粮食在路途中被拦截，户部要求各地自筹战争经费，遂产生了商业税、外贸海关税，对后世影响甚深；满汉关系方面，太平天国运动以前，满人主导官场，而这以后，汉人地位上升，典型案例体现在内战前朝廷外交事宜均由满人负责，而内战后的所有外交条约均由李鸿章签订。兵权和财政的下移促进了地方制造业的发展与洋务运动兴起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篇章。然而，这一点与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的近代化进程显著不同，后者在权力由分散走向集中的过程中实现了近代化，而中国的近代化则发生在国家权力移交给地方之时，但也正因此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难以维系。此外，杨国强研究员还分析了自洋务运动后的南北差异及会党和教门之间的差异。

 

关于同光时代的人物，即应对同光时代之变局的人，按照时间顺序可将其分为两代。第一代以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等为主要代表，他们发起了洋务运动，这场运动维持了三十年，影响至今犹存；第二代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主要代表，他们推动了戊戌变法，这场变法仅推行百日即告终结。杨国强研究员认为，前一代人具备让人钦佩的个人精神。曾国藩靖港水战战败后曾两次投水自尽；李鸿章不畏“遗臭万年”而两次“议和”，在不利的情况下为国步步力争，可见其担当。而后一代人物则言论很多，但难见其个人精神。杨国强研究员将这两代人的差异归结于他们在清学与西学学养上的不同。前一代人学西学是自觉而非自愿的，他们可能不会通盘改变民众的想法，而是仍以中国为本位，应对变局之法也更为具体；而后一代人对西学是发自心底的倾慕，他们应对变局之法是用思想改造社会，这意味着他们（或第二代学人）从出发点开始便处于一派玄空之中，对解决社会问题收效甚微。

 

同光中兴时期的中国，广州，1869年

 

杨国强的主旨报告结束后，工作坊进入专场讨论环节。第一场专场讨论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戴海斌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凌鹏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高波先后作报告和评议。

 

 

凌鹏作了题为《“礼学经世”说形成史——兼论咸同时期曾国藩所见之世变》的报告。

 

他首先介绍了关于“礼学经世”的先行研究，并基于此提出了三个研究问题：第一，曾国藩是如何理解“礼学”的？第二，曾国藩是如何理解“世”的？第三，曾国藩之“礼学经世”说，其特异之处何在？

 

针对这三个研究问题，他首先介绍了“礼学经世”的提出及其演变过程，曾国藩对于“礼学”态度的转变可分为三个阶段：礼学修身阶段（道光二十三年至咸丰三年）、“礼学经世”的提出阶段（咸丰四年至同治三年）和“礼学经世”的发展阶段（同治四年至同治十年）。随后，凌鹏从湘军之败坏、哥老会问题、天津教案三个事件分析了曾国藩对于当时之“世”的理解。

 

曾国藩书“百字铭”

 

 

高波老师作了题为《晚清以降“泰西如三代”观念的兴起与中体西用论的裂变——以廖平和王国维为例》的报告。他介绍了中体西用论在光绪中后期至民国早期发生的变化。所谓“中体”，通常被理解为伦常名教，更具体说即三纲五常。随着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泰西如三代”观念的兴起，中体西用论在原理和历史观上都遭受了严峻挑战。廖平和王国维是对中、西体关系逆转做出系统回应的代表人物，相比廖平将三代整体野蛮化，王国维则不再将三代视为一个整体，而是将夏、殷和周分开，让“中体”仅仅与周相关联。两人都试图改造传统的三代观念，以维持“中体”对中国历史与当下时局的适用性。

 

在评议环节，戴海斌副教授建议凌鹏老师加强第一部分“礼学经世”说的发展脉络与曾国藩所见之“世变”之间的关系，同样他也建议高波老师加强文章第一部分“泰西如三代”和第二部分廖平、王国维两位人物案例之间的关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则建议高波老师考虑所引材料中话语的性质，他强调叙述者一些合理化的口号和策略可能与其真实信念并不对等。此外，他认为晚清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可以作为研究“泰西如三代”观念的历史背景。

 

第二场

 

同光时代官僚内部存在清流浊流、守成趋新、军功正途之分，流派内部势力间亦风起云涌，政治诸源思想上、行动上的相互碰撞同样值得学界关注。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姜鸣作了题为《“甲申易枢”与晚清政局大变动》的主旨报告，系统梳理了代表性事件“甲申易枢”的来龙去脉及其带来的影响，力图还原同光时代乃至晚清朝廷的政局变动。“甲申易枢”事件肇起于对法战败后清浊之分与主战主和立场分异的暗流涌动，以盛昱上奏弹劾张佩纶为导火索，加以上层统治的利用，遂演变为清廷上层继1861年“北京政变”之后第二次重大权力更迭。其间事件过程、人物互动错综复杂，对于晚清历史后来的发展影响至深至远。但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以往学界对此课题研究甚少，只能依据野史笔记说法和家族后人隔代回忆进行揣测。

 

对此，姜鸣研究员通过史料分析和考据，将“甲申易枢”归纳为涉及军机处、总理衙门的一场人事调整，慈禧/醇亲王、盛昱/张佩纶两组当事人物于斯交锋。在梳理事件的基础上，照应学者过往解读给出的对于王仁堪、孙毓汶等人物的三个释疑，并进一步提出四点困惑。他认为，对于分析“甲申易枢”的过程，以及其中的政治势力角逐、人事安排，随着当事人档案、书信、日记等新史料的发现，学界得以了解和还原更多关于“甲申易枢”事件的历史细节，而仍有很多题目等待解谜与考证。

 

白鹿洞书院，1869年

 

 

论文讨论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文楠主持，围绕同光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与“清流”议题进行深入讨论。戴海斌副教授以《清流、洋务“各有门面”？——李鸿章与张之洞早期交往浅说》为题，追索渊源、回溯前史，关照以“青牛角”闻名的“清流”中坚张之洞与“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洋务派”代表李鸿章之间的观点异同及互动关系，梳理两人早期交往的相关史实，并以此详细解读“清流”、“洋务”之间及“清流”内部人物间的关系。

 

中堂习气、书生之见，反映出李、张二人不同的政治性格，而在两人早期的交往中，既有合作、亦有冲突，呈现出“不一样的联系”，与宏观视角下清流、洋务两派缠绕的格局相辉映。戴海斌副教授通过分析指出，在“清流”与“洋务”看似对立的关系外，其实他们在观念上体现出了汇通的思路，“清流”不是铁板一块，“洋务”与“清流”也并非截然二分，而是在各具门面、各成气候亦交流碰撞的互动中，融于时代洪流。结合“清流”内部南北分异进一步理解，政治并非纯粹的人、党、派的对立格局，实为利益与信仰间权衡、关系不断形塑的动态过程。

 

 

迎向“清流”内部，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孙明在《都祠之祭与礼制之势：以光绪六年畿辅先哲祠之创立为重点》中，以畿辅先哲祠的创立，探讨都祠之祭与礼制之势。

 

畿辅先哲祠于光绪五年至六年，由李鸿藻主持，张佩纶、张之洞等直隶籍同乡京官创立，旨在供奉畿辅先哲，兼具会馆之用。孙明助理教授结合会馆史、礼制史等多个面向，将先哲祠与政治、礼数相勾连，并与贤良祠、昭忠祠相联系。他认为，畿辅先哲祠综合了国家祭礼、京师士人民间专祀、京师会馆祭孔礼仪、地方祭礼等而创成自己的祭礼模式。

 

深入分析，畿辅先哲祠可被看作北“清流”应当时朝廷与士林礼制强化之势，宣示自己重礼教、倡名教的政治文化态度，从而领袖士林的载体，且形塑了当时士大夫的政治社会生活样貌。畿辅先哲祠之礼与功能定位，为研究光绪朝士大夫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提供了打通政治史与社会文化史的新启发，而对于晚清政治的探索，亦应跳出简单的对立框架，看到政治的变化、博弈及与社会文化深刻的包纳与互动。

 

广州，1869年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吉辰在《张之洞在甲午战后政局中的位置：以督鄂时期为中心》中，从地域政治角度出发，在拉长的时间维度下关注张之洞长期督鄂的特点，以此梳理考察张之洞在甲午战后政局中所处的地位。甲午战争后，张之洞的政治地位逐渐凸显，一度奉旨进京受器重，并成为“第三号地方实力派”，而原有的李鸿章、刘坤一“直江两督”统领疆吏势力的传统格局，在甲午战后此消彼长，逐渐转变为由刘坤一、张之洞“江鄂两帅”领衔的新局面——这种转变反映出张之洞势力的崛起。不过吉辰亦认为，在地位上升的同时，张之洞除几度署任、召京之外，一直官居湖广总督，始终牵挂湖北的新政事业，并通过一系列努力促进近代化、利导“地以人贵”、强化对辖区地方控制，使其治下湖北成为全国近代化水平领先的省份。湖广的地位渐趋重要，开拓出政治时局的新生态。以此为眼，可知同光时代的人物作为与整体政治、地域格局起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文楠综合以上论文陈述做出总结评议。他指出，围绕“清流”而起的诸多讨论中，“清流”不再被固化为实体，而是以流动的关系线索呈现，其中涉及的人物（如张之洞、张佩纶）与立场亦在不断变化、碰撞交汇，并生发出新的可能性。新旧面向在同光时代交锋，历史演进并非单向的重塑传统，而是因时而变，传统仍然具有生发的活力。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讨论，可以跳出单纯的新旧、西化抑或保守的论辩框架，在新与旧之间寻找新的创造性方式，并围绕其中代表人物的“有为”与“不作为”进行更深入的解读。

 

第三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作了题为《<佩韦室日记>中的肃顺及晚清社会》的报告。肃顺是同光中兴的重要人物，但其一手资料却极难找到。《佩韦室日记》记载的内容虽然不包括辛酉事变，却涵盖了高心夔担任肃顺儿子家庭教师的一年多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因而有助于我们确证肃顺在辛酉事变前做的事情。

 

肃顺是辛酉事变的主角之一，对晚清政局产生过重大影响。但由于他是政变的失败者，又严苛骄横，不得人心，后世多对之污名化，但率多附会之辞。但在《佩韦室日记》里，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个主战果决、渴贤仗义甚至多情善感的形象。辛酉事变后，高心夔对肃顺在同光中兴中起的作用做出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罪过——为皇帝进献南方歌伎且做事高调、不知避讳。张剑教授指出，肃顺的悲剧是性格悲剧，也是时代悲剧。性格张扬的有才之人，在沉沦保守的时代进行改革，难免遭遇嫉恨乃至丧失生命。此外，《佩韦室日记》中关于晚清政局和社会生态的记录，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杨国强研究员在报告后补充道，我们现在的研究多关注历史事件，但研究历史人物更要紧，因为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能够把我们带向历史深处。肃顺是同光中兴中很重要的人物，研究他或许能够有大的历史发现。

 

 

随后，工作坊进入论文发表环节。首先由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开军带来题为《“同光体”诗歌写作中的汉魏六朝影响》的文章。

 

李开军教授指出，学界普遍视“同光体”上续“宋诗派”，并以“宋调”来描述“同光体”的诗歌面貌，将杜、韩、苏、黄、梅、王等作为其诗歌宗尚之典范。这样的惯常思路，很容易忽略“同光体”诗人在诗歌写作过程中受到的其他诗学资源的影响。李开军教授的这篇文章主要探讨汉魏六朝诗歌对“同光体”诗人的影响，他分别抽取了“同光体”三大流派的领袖人物进行分析，即赣派的陈三立、闽派的郑孝胥与浙派的沈曾植。其中，陈三立早年诗歌中就表现出对汉魏六朝诗歌的习得，而这与陈三立在这段时间与王闿运的交往有关。王闿运作为当时诗坛的重要人物，影响极大。郑孝胥则在三十岁的时候形成了自己认可的诗歌风格，即宋调的诗歌写作，但在此之前，他其实学习了很多汉魏六朝诗和唐诗。郑孝胥三十岁前的诗歌写作也体现出了汉魏六朝的特点。沈曾植有“三关”的说法，即先要通关元祐、元和，最后落脚在元嘉上；而想要通关元嘉，就要把山水和老庄并在一起。1877年起，他开始读文选中的汉魏六朝诗歌。后来因在外无书可读，他就读了王闿运编的诗选，对谢灵运的理解越来越深——这为他提出三关说提供了阅读经验的支撑。

 

在对三人诗歌创作取径的详细分析基础上，李开军教授提出了四个可供探讨的问题。首先，“同光体”诗人是如何与汉魏六朝诗歌发生关联的？其关联的动力在哪里？我们可以以此进一步反思汉魏六朝诗歌遗产在近代中国的存续命运。其次，汉魏六朝诗歌的影响，并未随着陈、郑等人的诗歌转向而消失，它给“同光体”“宋调”诗歌带来了什么？再次，陈衍推重曾国藩对近代“宗宋”诗风的影响，但经过考察后我们发现，沈曾植之所以喜欢黄庭坚的诗，其实有着自己的源流，因此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曾国藩的影响。最后，人们对王闿运对近代诗歌的影响有淡化处理的取向。但是从上述三位诗人诗歌写作经历来看，王闿运却是重要人物。或许王闿运的诗风以一种别致的方式活在同光体诗歌的写作中。

 

 

接下来，陆胤副教授进行评议。他指出，李开军教授启示我们重新思考过去被认为是宋诗派的诗人。他们早年其实都受到汉魏六朝诗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对宋诗派和“同光体”做出新的考量。后人将“同光体”中的宗宋诗风与曾国藩联系起来，或许是因为历史的建构作用；而后人把王闿运的影响淡化，可能也是历史的影响。

 

随后，陆胤副教授带来了自己的论文《“同光体”与晚清政局——从“清流”到“幕府”》。陆胤教授首先借用钱仲联在《论同光体》中的说法提出一个问题，即所谓的“同光体”诗人多在光绪年间，“同光体”的“同”字是没有着落的。陆胤副教授表示，他的文章想要解决的就是“同”的落脚点在哪里的问题。他指出，“同光体”最初受到乾嘉金石考据的影响，远非后来以为的宋调的影响。同光之际，京师学术文会十分鼎盛，学风复返乾嘉之旧。“同光体”与广义的清流生活方式有关，很多诗人即第一代清流的门生。彼世文人崇尚的生活方式就是研究印章、砚台，进行拓碑等。这也是后来追溯同光体的远源。

 

张之洞对“同光体”（形成/诗学的建构）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光体核心诗论“三元说”就形成于戊戌、庚子间的张之洞幕府。同光体诗人从学六朝到哀六朝的转向，除了诗人自身的脉络之外，也与张之洞有关。张之洞从文化整体的角度贬低六朝，认为六朝的文风和政局大有关系。贯通唐宋的幕府诗学，就有很多应和张之洞的诗句。盛唐和北宋是他们心中的盛世，而六朝和南宋则是衰世。通过对与张之洞、陈衍等人在诗歌取向上大有不同的沈增植的分析，可知在张之洞幕府中，政治共识大于诗学共识。沈曾植《菌阁琐谈》“开元文盛”条指出，打开了开元的局面，才有了贞元、元和、元祐。“三元说”其实也是一种政治理想。可惜这一政治理想在世风日下的清季覆亡，这才有了“不须远溯乾嘉盛，说著同光以惘然”的哀叹。

 

李开军教授认为，此文思路细微缜密，文史贯通，其对陈衍和沈曾植诗学的分梳有很大的价值。但他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其一，人们一般用来支持张之洞“斥黄”这一说法的诗，似乎只是因为张之洞不喜欢黄诗行文艰涩，并不能作为其“斥黄”的主要证据。其二，此文读来给他人的感觉是，在张之洞幕府中，陈衍的作用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晚清的笔记中谈到张之洞幕府中人分三流，陈衍未入流。此处矛盾不知作何解释为好。

 

张之洞

 

姜鸣研究员指出，在历史学中张之洞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很重要，只是由于张之洞幕府的存在和“同光体”的存在，才提升了张之洞的历史地位。张之洞的幕府似乎夸大了“同光体”中“同”的重要性。

 

最后，高波老师指出，从概念史的角度看，“同光体”这一名词还可做进一步的分梳。他认为，陆胤副教授想要回答“同光体”为什么有“同”，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王闿运、曾国藩的地位升降，以及六朝诗对“同光体”的影响。

 

 

第四场

 

深圳大学的项巧锋作题为《清末升官谱：从婚姻看孙宝琦的政治世界》的报告。他指出，孙宝琦这样一位荫生而非进士出身的官僚子弟，在清末动荡的时局中，婚姻关系在其为官、升官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关系和影响。

 

婚姻与官场、政局紧密相连，能够反映清末的政治世界与北洋政权的衔接性问题。他首先介绍了有关孙宝琦的研究史料、先行研究，梳理了孙宝琦从捐钱买官到从事实务、从甲午困境到出使法德、从荫生到逐渐步入晚清政局核心的过程。其次，他分析了孙宝琦的子女三段婚姻关系：一是与庆亲王奕劻的联姻，满汉通婚与王公结交亲贵，使孙宝琦个人及家族在晚清颓势中成为受益者；二是与盛宣怀联姻，孙宝琦主动与盛家联姻，从同僚至好到亲家，二人在官场上互为借力，达成升官之目的；三是与袁世凯联姻，袁世凯主动与孙宝琦结为秦晋之好，从同门、同僚到亲家，双方来往更为密切。项巧锋认为，出身各异的官员，门路变多而繁复纷杂，婚姻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从孙宝琦在为官之道上的婚姻关系，可窥其在晚清时局变化之中的政治抉择，亦可勾勒出清末政治官僚的政治格局与民初政治的密切联系。

 

广州居敬斋前，1869年

 

 

针对项巧锋的报告，四川大学的廖文辉指出，通过三桩婚姻来分析孙宝琦在清末政治、文化、生态之中的关系，大体是成立的，但在材料方面还稍显不足。此外，就孙宝琦个人的人际关系而言，婚姻关系与其他政治关系需要作对比研究，个人案例的代表性亦需要进一步分析。仅就孙宝琦个人的升官谱而言，其官谱的演变与铺陈尚需加强。

 

随后，廖文辉作了题为《危机与崩溃：咸同之际的新疆协饷运作（1851-1864）》的报告。他指出，咸同时代的历史研究多聚焦于东南沿海与腹地，较为忽视边疆。然而实际上，内地战乱对于边疆的冲击很大，新疆的财政问题十分突出。他首先介绍了清朝的财政体系和新疆的治理体系，并指出内地财政的稳健和库存的充裕是维持新疆财政平稳运行的两个基础。从乾隆稳健到嘉道军力与财力俱衰，尤其咸丰之后，内地财赋陷入混乱，应解协饷积欠严重，新疆地区遭遇了自乾隆中叶以降前所未有的财政困局。其次，他分析了清朝中央政府与甘肃、新疆在开源节流方面的尝试与变通。在开源方面，虽然采取了发行钞票、铸造大钱、收取厘金等补苴之计，但却难行于新疆；在节流一端，采取减成支放俸饷的做法亦难弥补协饷欠解造成的巨额支出缺口。财政危机和协饷欠解削弱了新疆的驻军战力并激化了社会矛盾，在财政与军事双重危机的冲击下，清朝政府在新疆地区的治理迅速陷入暂时性的崩溃。最后，他指出，对于“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研究，不可标签化、派别化，应该重新加以检讨与考察。项巧锋对其报告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侯俊丹在总评中指出，对于晚清官员道途之中的婚姻分析，仍可被放在政治集团或文人圈运作方式中加以考察，尤其在人事布局方面需要深入分析；对于咸丰之后新疆治理与财政运作研究，可以打破以前对于地方政府扩大自筹财源的刻板印象，因为不同区域社会的特点与功能有所不同。

 

 

第五场

 

第五场论文发表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作主持总评。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张晓川首先作了题为《晚清国人对西方人种知识的“拒”与“迎”》的报告，他试图在知识认知这个大的框架下来反思西学东渐及相关研究，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史料思辨不足等问题，他提出“知识层级的维度”的概念，即水塘落叶、存而不论的层级、介绍引进的层级、质疑反驳比附的层级、成为读书人的思想资源和工具层级、进入常识领域层级、层次的总体性和复杂性等，并由此展开对于人种、肤色、比附与申说、甲午时间点等具体问题的探讨。

 

他认为，甲午之后倍感屈辱与震撼的士人深切意识到种族危机，国人对新知从漠然视到欣然接受，近乎来者不拒和过佞西学，但就知识角度而言，国人对西学并非无条件的接受，真正的绩学之士往往要加以重新审视和切磋琢磨，更多地以旧学接引、衡量新知和赋予旧学新的解释，这也是晚清西学东渐最为曲折和意蕴最深之处。

 

甲午战争中的鸭绿江之战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崔文东接着作了题为《幕末志士形象变迁与晚清士人思想转型——以明治汉文史传的晚清阐释为中心》的报告。他以日本明治时期知名汉学家蒲生重章与岡千仞的两部汉文幕末维新史传（《尊攘纪事》与《近世伟人传》）为例，探讨两书在晚清士人中的流传和改编过程。

 

日本幕末汉学家标举忠孝节义、名教尊攘，意在突出儒学之贡献。驻节日本之清朝文人，与汉学界频繁互动，对此颇为称许。黄遵宪不断在《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等著作中叙及幕末志士，赞赏其春秋大义与儒学精神；至戊戌年间，康梁等维新派借助明治汉文史传与黄遵宪的著作，进一步改编幕末志士史传并塑造侠士精神。从黄遵宪到康梁，可见晚清士人面对同样的主题与文字，阐释却大相径庭。从“文”到“武”的转化，既是跨文化交流“侧重之变化”所致，亦是晚清士人思想转型之体现。

 

论坛最后，北京大学韩策老师主持圆桌讨论。张剑教授强调史料的重要性，指出多学科的交流与融合是未来学术发展的方向，现在是一个“拆门槛”的过程，但也要把握拆解之度，思考如何重建门槛。田耕老师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谈及近代知识转移和新学术传统生成的两条主线：一是国史、古史、外国史三种知识力量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二是分析概念与实践概念的运用与探索。高波老师发表了关于晚清史的看法，从历史的内部而言，晚清史尤其同光一代，仍有诸多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清流、甲申等；同时，晚清与古代具有强大的连续性，应该尝试与古代史领域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