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2日，“中国古代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工作坊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此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7至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项目组联合承办。台湾长庚大学讲座教授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黄宽重，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副所长王鸿泰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张邦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伯重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黄正建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刘后滨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曹家齐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哈佛大学、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等单位的四十余位学者参与讨论。

邓小南教授和黄宽重教授首先代表工作坊召集人发言。邓小南教授回顾了大陆和台湾学者在推进信息沟通议题方面的努力，强调信息沟通在中国古代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该议题沟通着不同时代、地域甚至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人，希望工作坊能令参会者有所收获。黄宽重教授强调信息沟通可以扩大为有影响性的议题，是很理想的跨领域研究方向。推动相关讨论有助于跨出历史研究范畴与其他领域结合，扩大历史学的影响面向。

工作坊根据议题分为四场进行讨论。第一场“文书政令与信息沟通”议题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教授主持，张邦炜教授担任评议人。

首先，刘后滨教授以《唐宋间中书政务裁决文书双轨制的形成》为题作报告。刘后滨教授关注到唐代中书门下批复一件政务同时发出敕旨与敕牒的情况，认为这一现象与开元、天宝以后国家政务运行方式的转变有关。刘后滨教授还讨论了文书行政研究的断代差异，呼吁重新审视唐代文集的意义。随后，北京大学历史系叶炜教授从唐代皇帝的信息搜集、筛选等难题出发，提出安史之乱前后唐代君臣交流方式的转变。安史之乱之前的制度设置强调奏事的层次、程序，注重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之后则有意抑制程式化、固定化的沟通形式，强调皇帝与大臣以个别或小范围的方式直接沟通，皇帝藉此加强对重要政务信息的控制。黄宽重教授继而以宋代“邸报”为例探讨了信息传递的议题和史料问题。黄宽重教授认为宋人对信息相当敏感，信息沟通可以由军事信息、公文书形成与传递路径、信息传递与士人关系等诸多议题展开讨论。黄宽重教授还鼓励开掘文集、书信、笔记等史料，注重制度和事件对个人生活的具体影响。苏州大学丁义珏博士对北宋御药院的职能形成过程进行细致考索，认为应当关注皇权在制度层面的扩展或缩减，反思皇权的绝对性。四川师范大学王化雨副教授由元祐时高太后发布“慰反侧之诏”为切入点，揭示元祐初年朝廷安抚新法派的努力。王化雨还提出从制度实际运行中把握信息沟通，特别是关注诏书形成背后的政治运作。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古丽巍博士将北宋后期的睿思殿放到空间、信息和制度三个维度下进行思考，强调处于宫禁最深峻处睿思殿政治功能的强化与北宋后期决策机制变化的关系，并认为宋神宗在指挥对夏战争中寻求新的信息来源，最终刺激了以睿思殿为中心的政治空间的产生。

张邦炜教授对各位学者的发言给予高度肯定，进而围绕新史料开掘、宋代宦官影响朝政能力、宰相信息来源、宋代皇权问题进行点评。张邦炜教授进一步希望工作坊的开展可以兼顾连续性、广泛性、贯通性和系统性，切实推进信息沟通议题研究。

台湾长庚大学讲座教授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黄宽重

第二场“官民之间的信息沟通”议题由国家图书馆高柯立副研究员主持，李伯重教授担任评议人。

曹家齐教授首先以《宋朝地方政府对信息传递系统之维护——以地方行政中的驿传事务为中心之考察》为题作报告。曹家齐教授的报告着力从驿传设置、铺兵来源等角度，探讨了宋代信息传递系统如何维持的问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方诚峰副教授认为宋代的“事目”作为文书分拣的依据，在宋代行政各层级信息的总揽与分流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事目”的使用便于君主（以及长官）周知事务，具有防壅蔽的作用。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梁建国副教授将北宋京畿区内涝治理视为一种政治过程，从决策过程和决策效率的角度考察了治水政令传达和政策落实的方式，指出治水的信息主要通过人员、机构、文书三种途径传递。高柯立副研究员对南宋平江府给复学田碑所涉案情细节进行细致考辨，发现此案藉由府学教授不断申状方才得到宰相的关注，并认为当地将公文刻石既可与官员进行人情沟通，也可不断强化豪强的豪横形象。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李仁渊助研究员对明清官方信息管理的研究进行梳理。李仁渊助研究员将官方信息依性质分为常规化信息、非常规化信息和制定规则的信息，将信息流通与管理的机制分为发送端的收集与编纂、传递端的送达、收受端的处置与储存等环节，进而具体探讨不同时代的信息处理机制对当时国家社会整体的影响。王鸿泰研究员讨论了明清民间社会如何抓取、夺取信息，以及经过编辑的信息流入市场被阅读、消费的过程。明代民间的“报坊”将获取的消息重新编辑成故事，所生成的“邸报”具有广泛的阅读群体。“邸报”的流行增加了民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也造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化。

李伯重教授认为传统中国的信息沟通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这一问题不应忽视“民”的重要性和主动性。早期近代商人的信息系统比国家的信息系统更有效率：从明代开始，民间的信息变得越来越丰富；到了清代，晋商、徽商的内部信息传播迅速而准确。信息沟通领域的“官民互动”也是值得关注的面向：民间信息沟通的发达导致了官方信息的商业化，官方也有意藉由商人搜集商业信息，这一切的变化都是从宋代开始的。

第三场“政治讯息表达与政权交往”议题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赵冬梅教授主持，刘后滨教授担任评议人。

首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乌云高娃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党宝海副教授以13世纪元朝与高丽、安南的外交文书为主题做报告。乌云高娃认为元朝与高丽的外交所涉及到的通用语言有蒙古语和汉语，双方政府培养了不少翻译人员，这些译官为撰写或翻译元朝与高丽的外交文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党宝海则对元朝和安南之间的外交文书做了大致的分类，并结合历史背景，分析了元朝对安南外交政策的变化。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刘欣宁博士报告主题为《简牍所见汉代政务沟通形式：公文书、书信、口头》，她提出了对于“文书行政”研究的反省，认为过分强调文书会忽略其他信息传递形式。刘欣宁博士指出，公文书与书信的交互利用，显示官吏同时也是个人，既可能以官吏身份向同僚请托私事，也可能靠私人关系推进公务运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吕博博士以《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书》为中心，对唐代册书的运作机制和礼制意义做了一些推论，认为“册”体现了最高等级的王言形式，不需要受到任何机构的审查、节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仇鹿鸣副教授以田氏魏博时期的立碑活动为中心，分析中古时期政治讯号的传播与接受。他尝试将政治行动归入实践层面，而将构筑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政治话语定义为“表达”，政治表达与政治实践表里相依、互有张力。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的方震华教授做了题为《宋代君主与将领的讯息沟通：以元丰伐夏战役为例》的报告，从个案出发分析北宋将从中御的理想与现实，同时指出快速通讯工具的缺乏从客观上限制了君主直接指挥作战的效率。

评议人刘后滨认为，本次工作坊频繁涉及信息传播的制度化渠道和非制度化渠道的问题。如果把信息传递制度化的部分比作海面上的冰山一角，海面下非制度化的部分纵然体量很大，但不通过暴露出的一角，茫茫中难以找寻到海面下的部分，所以制度化的呈现方式依旧是不可绕过的研究依托。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刘后滨教授

第四场“信息披露与民间信息沟通”议题由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徐力恒主持，黄正建教授担任评议人。

首先南京大学文学院的童岭副教授发表了《唐帝国的东亚情报与佚籍<高丽记>再考》一文，分析了日本旧钞本《翰苑》的学术意义，就《翰苑》所引《高丽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做了细致的考证，在此基础上，他认为《高丽记》的实际性质已经超越了地理书，是一部唐帝国的东亚情报书。徐力恒博士做了题为《书信传递制度的理想与现实》的报告，梳理了“家书允许入递”的制度设置，并通过一些事例，分析制度运行中私书入递影响官方文书传递效率等问题。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的李如钧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李全德副教授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苏轼贬谪时期的书信。李如钧主要探讨苏轼贬谪时的信息传获情况，认为苏轼透过书信等多重管道，能获得许多外界资讯，反之却严格控制自身信息的发出，反映出该时期新旧党争更形激烈。李全德则分析了书信作者与读者间的沟通，突出书信作为信息媒介的特点。他通过考察苏轼与文彦博、章惇、滕达道等人的书信，认为苏轼信中虽多言往事之悔，但内心对于政事并无悔过之意。中华书局的胡珂编辑报告主题为《另类的人际交往模式：黄庭坚与王献可的书信往来》，探讨了宋代士大夫通过书信而主动构建的、没有原生社会关系基础的人际关系是否能持续深入发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毛亦可博士分析了清代禁生祠书院与扑毁去思碑、德政碑等行为，讨论了清廷如何处理民众称颂地方官的信息，并指出禁令的深层原因，在于清朝统治者惧怕官员“为民挟制”，更惧怕官员借民众之势来挟制朝廷。

评议人黄正建认为，研究信息沟通，根本问题在于定义什么是信息。若将信息定义为外界的一切知识，那么可以探讨的范围就远不止书信、情报，可能会过于宽泛。所以先要明确信息是什么，才能有的放矢地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信息传递是一个非常有拓展性的议题，可以跨断代跨学科，未来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在圆桌讨论环节，邓小南、李伯重、黄宽重、路育松等学者，围绕信息沟通的制度化演进、新旧材料的搜讨和议题的系统化建设等问题展开自由发言。在最后的总结中，邓小南教授表示，就议题的建设而言，聚拢是一种方式，辐射也是一种方式，本次工作坊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日后要在不断的讨论对话中理出若干脉络和线索，促进议题的汇聚和系统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