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下午，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印度洋地区的帝国与国家”。“大学堂”访问计划特邀学者、哈佛大学海洋史Gardiner讲座教授苏嘉塔·鲍斯（Sugata Bose）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邦维主持。本次是苏嘉塔·鲍斯教授系列讲座第二场。
苏嘉塔·鲍斯（Sugata Bose）教授
讲座开始前，王邦维教授在介绍本次讲座的主题后指出，鲍斯教授是研究印度洋地区的专家，并著有《一百条地平线：全球帝国时代的印度洋》（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一书。
讲座伊始，鲍斯教授介绍道，他曾于1986年12月主持举办过一次学术会议，主题是南亚与世界资本主义。他期望通过这次会议让南亚研究在更大的范围得到讨论。在《世界经济与南亚地区经济》（the World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ies in South Asia）中，他指出，区域间的舞台可能成为南亚学者和世界学者的学术交流场所，是时候打破区域研究领域的僵化模式了。
鲍斯教授专著：《一百条地平线：全球帝国时代的印度洋》（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鲍斯教授指出，早期的印度洋地区研究主要局限在贸易方面，之后的研究则将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研究结合了起来。18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各帝国开始在印度洋地区扩张，给该地区带来巨大的变化。传统历史学家未能以跨区域的角度研究该地区，因此，他们也很难找出殖民主义演变的重要因素。近十年的研究揭示了跨区域研究的重要性，鲍斯教授所著的《一百条地平线：全球帝国时代的印度洋》出版于2006年，之后便又在学界掀起了研究现代印度洋地区史的热潮。
印度前总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于1903年访问波斯湾国家。此次访问将英国殖民帝国的性质与前殖民地时期区分开来，并标志着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海洋主权变化的高潮。寇松形象地比喻道，海湾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同英国国王的最高影响力被巧妙地放在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大英帝国已经建立起了对殖民国家的主权领导，而科威特等海湾地区的统治者则完全效忠于英国国王。而在印度，于1857年爆发的民族大起义致使英国女王直接接管对印度统治，并且保留了土邦王公的土地和内部的自治权。英国女王成为印度女王，禁止任何获得公民权的实质性举动。
矗立于加尔各答维多利亚纪念堂前的寇松像
鲍斯教授表示，在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洋地区，主权的新概念与背离边界定义中的一些新奇概念相匹配，但并不是说，前殖民时期的国家没有领土边界的概念。国家之间的边界往往不是模糊的区域，不适合以线条的形式进行尖锐的划分。在边界被标记得更精确的地方，边界石之类的标记只在需要争议的特定情况下才成为参考点。对领土财产的焦虑是一种新的“疾病”，并已通过殖民主义从现代欧洲传播到世界的偏远地区。
鲍斯教授指出，英殖民者在印度使用了两种主权概念，间接统治领土的统一主权和王公主权。同样的，边界也至少有两种解释：一种需要在地图上明确地标出来，是对殖民地边界的严格监管；另一种则依赖于政治和经济的意外状况。
寇松及其夫人在波斯湾游历时与船上乘员们的合影，1903年
鲍斯教授认为，前殖民时期帝国和后殖民时期帝国在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存在关键的差异。帝国与国家的简单对比逐渐模糊了帝国之间的差异。如果说，现代殖民帝国有从欧洲国家模式中汲取的元素，那就是它们的中央集权结构和单一的主权意识形态。事实上，在殖民帝国和后殖民时期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共同之处。前殖民帝国通常有着更为松散的级联结构且支持共享主权的概念。在大英帝国之下，两层政体的主权具有真正的实质，且未被简化为那些默许了英国统治下的间接统治或非正式帝国的君主和酋长们的虚构载体。前殖民帝国的形式与殖民时期的殖民主义相比，在于合作中所设想的、不服从于较小主权国家的从属关系——这一区别远不止是政治理论的规则或语义的仪式。
问答环节，鲍斯教授同在场师生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围绕跨区域研究和莫卧儿帝国相关问题，鲍斯教授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地区研究将世界划分为各个区块，但是并未能将它们联系起来。一直以来，各个文明之间都在相互交流着。因此，治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不能以二分法简单地划分为陆地/海洋或全球/本地。针对莫卧儿帝国的奥朗则布（Aurangzeb）统治时期，奥朗则布并未推行大规模的改宗，帝国内25%的贵族都是非穆斯林。连年征战使得帝国的疆域到达了顶峰，但也拖垮了经济。此外，中央与地方权利的失衡也是导致帝国衰败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