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内蒙古河套地区就是中原地区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相冲突和交汇的前沿地带。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在这里碰撞、交融、相互吸收，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物遗存，从阴山岩画、鄂尔多斯青铜器到赵长城与秦直道，从汉代、北魏直至辽金元时期的墓葬、城址等等，无论是文物的发现还是研究成果的刊布，都曾引起中外学界的高度重视。综合考察该地区的山形水势、地形地貌和人文景观、出土文物，对于理解中国历史的进程及文明的构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2018年10月24至30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来自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赴内蒙古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包头、巴彦淖尔等地，进行实地走访和综合考察，希望从内（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和外（与蒙古及西伯利亚地区的联系）两个面向，更为深入地认识这一地区。这也是继2017年对居延遗址进行考察后，文研院组织的第二次西北考察活动。
本文原发于《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考察团成员
李 零 （北京大学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中文系教授）
李孝聪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邢义田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
李开元 （日本就实大学教授）
罗 丰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鲁西奇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黄纪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 睿 （故宫博物院考古所研究员）
刘 未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苗润博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士后）
任 超 （摄影师）
韩 笑 （文研院院长助理）
胡甲鸣 （文研院行政助理）
10月25日
7∶30考察团十二名成员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集合（罗丰老师由成都直接飞往呼市与大部队会合），乘CA1117次航班，9∶30起飞（晚点约半小时），10∶35抵达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机场位于呼和浩特东郊10公里，因东南5.6公里处有辽代万部华严经塔而得名。
11∶00乘中巴前往和林格尔盛乐镇。沿途所见多为突山，阴坡有树，而阳坡无。行车中李孝聪老师谈到，战国赵时已达阴山南部，实为后来蒙恬开拓后套之先导；中原王朝在河套地区的开发，很大程度上受到黄河摆动的影响，摆动带来开垦屯田的机会，而屯田实为设置郡县之先决条件。李开元老师与李孝聪老师还进一步讨论了鲜卑从盛乐到大同的迁徙路线。
12∶00到达盛乐镇，午餐后参观盛乐博物馆。罗丰老师赶到，与大部队会合。
盛乐博物馆位于盛乐古城遗址东侧，是遗址公园的一部分，采用半地下覆土式形式建造，正门外有五尊拓跋鲜卑先祖塑像，正中为北魏开国君主拓跋珪，两侧分列始祖神元皇帝力微、穆皇帝猗卢；昭成皇帝什翼犍、平文帝郁律四人。该馆自我定位为中国首座鲜卑历史文化主题博物馆，分为三个展厅，第一展厅为盛乐古城春秋史陈列展，第二展厅为鲜卑族历史与文化专题展，第三展厅为小板申东汉壁画墓复原陈列展。其中所展文物以复制品居多且未标明，但仍有部分器物值得重视，比如战国的玉环、彩绘陶鼎、图像瓦当（图1），汉代的方砖、陶壶以及魏晋时期的铜饰、铁马镫等。
图1 战国瓦当（邢义田摄）
图2 唐刘公墓志（邢义田摄）
鲁西奇老师指出，从盛乐博物馆所展出的出土文物可以发现，从战国以迄于两汉，在这一地区，农耕因素持续增加，到汉代达到了一个高峰，而至魏晋时期，草原的因素似乎又占据了主导地位；另外，根据馆中所展“唐故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太常卿刘公墓志铭”（图2），可知今盛乐古城在唐中后期为单于都护府城，亦即振武军城，而城中有六奇坊，说明唐代单于都护府城中是分划有坊的，质言之，在唐代这里可能是汉人与突厥共居的城池。
盛乐博物馆展陈中令考察团驻足最久者为汉墓壁画展厅，此墓原址位于和林格尔新店子乡境内恽河北岸一土山（应属汉代武成县），发现于1971年，为东汉晚期墓葬，墓门东向，略偏北，墓室由墓道、墓门、甬道，前、中、后三室及三个耳室构成，全长约20米（今已回填）。墓壁、墓顶及甬道两侧有壁画50多幅，榜题250多顶，是我国考古发掘迄今所见榜题最多的汉代壁画。这些壁画图像资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正式出版（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引起学界的研究热潮，近年来又陆续有新的资料和专著问世（陈永志、黑田彰主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孝子传图辑录》文物出版社，2009；陈永志主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孝子传图摹写图辑录》，文物出版社，2015；崔雪冬:《图像与空间：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与建筑关系研究》，辽宁美术出版社，2017）。盛乐博物馆的复原性展览按照1∶1.5比例对所有壁画加以放大描摹，依墓室原本结构、次序排列。与阅读已出版的平面图录资料相比，这样的展示能给研究者以更加立体、直观的印象，更能深入考察各壁画之间可能存在的意象关联以及局部壁画在整体格局中所具有的意义（图3）。
图3 盛乐博物馆壁画墓结构复原效果（任超摄）
在参观过程中，邢义田老师介绍了自己利用壁画图像来探讨汉代历史问题的经验与方法，特别指出了榜题对于历史学视野下图像研究的决定性意义。他提示大家前室的四壁上半部所绘出行图顺序当从西壁始，然后是南壁——东壁——北壁（逆时针方向）。这其实是墓主生平的连环画，主要经历是：举孝廉，任为郎，任西河长史（治在离石城），行上郡属国都尉（治土军城），任繁阳县令，护乌桓校尉（治在宁城）。鲁西奇老师指出其中除繁阳令外，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护乌桓校尉辖区均在农牧交错带，因此此壁画墓对于了解这一地带复杂的历史图景是非常好的资料，比如其中的牧羊牧牛图以及中室通道北侧所绘主客宴饮图、胡人进奉图等；又如南壁榜题“行上郡属国都尉时”，上郡属国乃汉武帝时为安置降附匈奴部众所置，统辖边地诸种胡夷，墓主人是以低品级官员身份代理，而护乌桓校尉府的隶属执掌等问题似可进一步探讨。李孝聪老师则对壁画所示当时的城市布局很感兴趣，特别是其中清晰地反映出“大城套小城”的结构以及明确标识的街市位置，对于探讨汉唐时期的方形城市建置及市坊分开问题大有裨益（图4）。
图4 和林格尔汉墓榜题（任超摄于内蒙古博物院）
图5 盛乐古城位置示意图
15∶10考察盛乐古城遗址。
盛乐古城位于和林格尔县上土城村北一公里处，北距呼和浩特市38公里，南距和林格尔县城11公里，处土默川平原与南部黄土高原山地丘陵区的交界地带，东傍蛮汉山，北依大青山，西濒黄河水道，南扼古道杀虎口，地处中原通往漠北的山口要冲（图5）。
这座古城遗址经过两次试掘。第一次在1960年春，为配合水利建设，对古城东部边缘作了一次试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县土城子试掘记要》（《文物》1961年第9期）称:古城东西1550米，南北2250米；西南部受河水侵蚀，破坏严重；南区为汉魏早期文化范围，东西残长670米，南北655米；北区大部分为北朝晚期和隋唐以后的文化堆积，城垣亦为此时期者。城中区有“皇城”，东城外有明代建筑的烽火台，保存较为完好。第二次试掘是在1997年，《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考古发掘主要收获》（《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记曰:
土城子古城遗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1450米，南北2290米，面积约4平方公里。墙体保存基本完好，城垣残高0.5至10米不等，东北西三面居中设有城门，外置瓮城。古城分南区、北区、中区三部分。南区包括南墙、东墙南段与连接南北两区之间的一条横墙，南北长550米，东西长520米，系战国至魏晋时期遗存。北区包括有东墙、北墙、西墙、西南墙，城西南角被宝贝河冲毁，中部东西长1450米，南北1740米，系唐代文化层。中区位于南区的西北部，现存有东墙和北墙、南墙的东段，城西南角亦被宝贝河冲毁。南北长730米，东西长450米，中区是文化堆积最深的部分，最深处可达10米，文化内涵亦较为复杂，含战国、汉、魏晋、唐、辽金元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
从本次考察实际情况特别是当地文保负责人员的介绍看，现存遗址以北垣、东垣的北半段保存最好，残高5到10米，南垣中部被河水冲毁，东、北、西三面近中部设有城门，外有瓮城。分为西城、南城、中城、北城四大部分。西城仅存东墙和南墙东段，地层单一，为春秋时期文化遗存；南城包含南墙、东墙南段与南北两区之间的一条东西横墙，有春秋、战国、两汉及北魏时期文化层；中城位于南城西北，是因河而建的晚期城址，包含战国、汉、魏晋、唐、辽金元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地层堆积较为复杂；北城面积较大，包含西南部城垣，地层堆积相对简单，主要为隋唐时期文化层，当始建于唐代。城内大型建筑遗迹主要在西北部，高出地表2到3米（图6）。
图6 盛乐古城航拍图（任超摄）
据文献记载，此城附近在两周春秋时期为猃狁等戎狄的活动区域，当地考古工作者推测遗址之春秋文化遗存或与此有关。赵国至秦朝时期，此地属云中郡辖地。西汉于此设定襄郡，郡治成乐县，即今古城遗址之南城。后拓跋鲜卑在此活动并逐渐强大，猗卢建代国，以此为北都，即今遗址之中城，386年拓跋珪即位后，改国号为魏，以此为都城，至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隋于此兴建大利城，以安置突厥启民可汗降众，后又设为定襄郡治所，即今中城外围之高大城垣。唐在隋大利城基础上扩建，设云中都护府，后改单于大都护府。辽于此设丰州振武县，亦用今遗址之中城，临近宝贝河一带。鲁西奇老师提到：此地原来叫做土城子，旁边的一个村子现在仍然叫做土城子。显然，土城子是当地人的称谓，反映了这个城址的面貌——它是一座土垣围绕着的城；而盛乐古城则是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官方渠道给予的命名，试图说明其历史文化属性。古城的两个称谓，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馆外路边横卧着两块红字石条，一块刻有“鲜卑发祥地”，另一块则作“草原第一都”。对于前者，李开元老师指出，历史文献所见之鲜卑发源于今大兴安岭嘎仙洞，盛乐则是其由游牧部落走向地域国家，由野蛮走向文明，奠定北魏建国基业的所在，故改为“北魏发祥之地”当更为贴切。对于后者，谓其为草原地区建都之始，苗润博博士认为亦有可加斟酌的余地：揆诸史实，拓跋珪建国之时，汉化未深，游牧迁徙，并无定居之俗，很可能只是利用此地原有城池在附近区域进行驻扎，而未营建宫室，因此当时所谓“都城”的实态恐怕与后世文献之描写，特别是今人出于定居族群视角所得出的刻板想象存在较大距离，类似的问题亦隐含在我们对后来辽、金、元等北族所建早期都城的认知之中。
16∶20古城考察完毕，被告知在返回呼市途中临时增加昭君博物院一个参观点，遂乘车前往，约17∶00到达。
昭君博物院依托传说中的王昭君墓（青冢）所在地而建，前身为昭君墓文管所，经过四次扩建（第五次扩建正在进行中），景区占地已达683亩，展陈面积达1.5万平方米。真正的历史遗迹是高30余米，底面积13000平方米的“昭君墓”，有汉代夯土，曾有人疑为汉代烽火台，据称系因周恩来总理批示，未进行考古发掘。展区分为匈奴馆、和亲馆、单于大帐等等，其中匈奴馆号称为世界第一座表现匈奴文化的博物馆。此地耗资甚巨，建筑高大，装修豪华，但从专业研究者的角度看，其中所藏文物数量有限，并无明显特色与价值，且全部为征集而来，不乏赝品。考察团浏览之下，无意过多逗留，遂乘车离开。
唐代开始出现大量吟咏青冢的诗文，但关于其实际所在，则向无定论。杜佑《通典》所记昭君墓在单于大都护府辖境，只能代表数百年后中唐人对此事的认知或曰想象，而非确定的史实。在真正过硬的文献、考古证据出现以前，无论怎样大张旗鼓的宣传、炒作，都只是一种愿景，而这愿景究竟是由什么驱动、又能带来怎样的效果，就不得不更引人深思了。从博物院出来，考察团偶然看到正门滚屏宣传标语有“重走和亲路”云云，不禁一阵唏嘘。返程途中“汉匈和亲”所牵扯出的民族、政治、历史、文化的复杂纠葛，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黄纪苏老师表示若深入挖掘可以作一篇文章（图7，此文近已发表于《读书》2019年第3期，题为《青冢》）。
图7 乌兰夫所题青冢牌楼（黄纪苏摄）
10月25日
9∶00从酒店出发，乘车前往内蒙博物院，9∶30抵达。陈永志院长陪同并全程担任讲解。
内蒙博物院共12个展厅，总面积64000平方米，展览面积15000，年均接待量204万人次，在全国博物馆中居第六位，日最高接待量23747人。考察团重点参观了“石破天惊——内蒙古自治区70年重大考古发现特展”“大辽契丹”“天骄蒙古”三个展厅。
“石破天惊”展包含大窑遗址、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兴隆洼遗址、哈民忙哈聚落遗址、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伊和诺尔北魏墓葬、辽上京遗址、辽耶律羽之墓、宝山辽壁画墓、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吐尔基山辽墓、多伦小王力沟辽墓、黑城遗址、元上都故城、集宁路古城遗址十五个建国以后的重大考古发现，其中十个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其中兴隆洼出土的骨笛及伊和淖尔墓地出土具有地中海风格的高车族头饰引起了考察团的兴趣，北方族群迥异于中原的早期文化形态值得重点关注。在辽上京遗址的展板前，陈永志院长与苗润博博士就辽祖陵南漫其嘎山所出“白马”残碑与辽史学界一大谜案——契丹圣山木叶山之地望问题进行了讨论。陈院长认为此残碑可以证明漫其嘎山即白马山，亦即木叶山，地在辽祖州境内，与宋人所记相合，而《辽史·地理志》所记木叶山在永州之说当为元朝史官臆造。苗润博则以此“白马”残碑仅存两字，上下文语境尽失，未可遽断其所指；《地理志》所记木叶山地望在永州的直接史源当出于金朝陈大任《辽史》，恐非元人臆造；宋人所记木叶山在祖州实出于后周使臣之传闻。因此，在更加明确的考古证据出现以前，似仍当以《辽史·地理志》所记为准。
图8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龙纹金带銙（任超摄）
图9 内蒙古博物院藏元代金冠饰（任超摄）
“大辽契丹”展厅陈列了鸡冠壶、黄金覆面、绣花五指手套、银丝网络连体衣等最具辽代特色的典型器物，并设有巨型的辽代壁画还原展示，罗丰老师注意到了其中库伦旗M1号墓北壁所绘女子观镜图中镜子的材质问题，与刘未老师对当时是否存在玻璃镜的可能进行了讨论。王睿老师则重点关注了展品所见辽代蹀躞与带钩、带扣的关系，她指出为适应游牧民族的生活特性，施带扣的革带至晋代发展成为蹀躞带，及在带鞓上装銙，銙附环，蹀躞即用以佩带什物的窄带则系在环上，最早出现于东汉，主要流行于晋代，在辽代成为高峰。除此之外，辽代墓志对于契丹人历史记忆的书写差异在这个展厅中体现得较为明显，罗丰老师就《耶律羽之墓志》中“宗分佶首，脉出石槐”一语或许反映了墓主本人对鲜卑族系的认同，而多伦小王力沟辽贵妃墓《萧氏玄堂志铭》将契丹耶律、萧姓起源追溯至汉朝刘姓（刘邦）、萧姓（萧何）的说法则引起了李开元老师的注意。
“天骄蒙古”展厅集中呈现了从元到清蒙古族的文物遗珍，独木棺、圣旨牌、景教墓门、碑形玉祭牌、东布壶等特色器物，都引发大家热议。稍感遗憾的是，恰逢该馆“边关岁月”展厅闭馆整修，考察团没能看到原本十分期待的国宝级文物——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所出匈奴金冠，只能留待来日。
13∶00从内蒙博物院出发，约14∶00到达托克托县古城乡古城村，考察赵国云中郡遗址，托克托县博物馆馆长石磊陪同。
托克托古城遗址位于古城村西侧，西南距黄河约40公里，周围为土默川平原。城址平面形状不规则，基本为南北向，城墙南北长1920米，东西宽1760米；东北部和西南部向外突出，东南部向内收束。东城墙约有一半被民宅所覆盖，西北部城墙湮没在农田中。西墙保存较为完整，最宽处底宽16米，顶宽8米，残高5.6米。北、西、东各有一个缺口，南墙有三个缺口，缺口与城门之关系尚不能完全确定（图10）。
图10 托克托县云中古城航拍图（任超摄）
据石磊介绍，墙体的夯土中夹杂着少量战国、秦、汉、北魏、唐等不同时期的遗物，表明城垣经过多次修缮和改造。城内西南角有一方形小城，边长约140米，利用原有城墙，加筑了东、北两面墙，城墙保存完好，其中东墙南端靠近南墙处的地势略低，或为小城门址。子城曾出土北魏窖藏，或为彼时所建。1996年西墙向西五六十米处发现了一处战国晚期钱币窖藏，征集回来的有144枚较为完整的刀币，13枚耸肩尖足大布，其中多数为战国晚期燕、赵两国货币。2001年，进行过抢救性发掘，面积较小，发现少量战国遗物，包括陶釜、铜镞、铜刀币、云纹瓦当等（相关发掘报告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托克托县博物馆：《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遗址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04）。最近一次发掘工作是2004年，在城中打了八个探方，出土了战国至北魏时期的器物。
此城当始建于赵武灵王时期，当时赵国边境的最西北端，扼守交通要冲，一方面防止胡人南下，另一方面又可南下进攻秦国。汉沿用此城，亦是北御匈奴，南控关中。此后历北朝至唐初一直使用，辽未用此城，而于其东北四五公里处建东胜州。
李开元老师说，云中城的得名，乃是群鹄游于云中的美景传说，《水经注》引《虞氏记》称，赵武灵王修筑北长城时，“昼见群鹄游于云中，徘徊经日，见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为我乎？’乃即于其处筑城，今云中是也”。李零老师指出，战国至秦云中郡辖地较广，西汉分秦时的云中郡之东为定襄郡，所以就形成了云中郡偏西，定襄郡偏东的格局，一左一右都在黄河外面；同时，此城面积较大，是我们此次考察所涉诸城址中最大的，按照王晓琨《战国至秦汉时期河套地区古代城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所划定之城址标准，周长4000米以上者即为大型城址。李孝聪老师谈到，此城址所在之土默川平原，是进入王朝历史时期不同人群的接合部，北方草原部族南下，多先驻足土默川，以此为跳板；同时此地也是早期中原王朝向北拓展的最重要基地，因而最早设立的郡县云中郡也在这里。鲁西奇则就以往关于云中古城布局结构的陈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小城很可能是在大城废弃之后才开始建造并使用的，因此不能等同于经典意义上的子城制度。
时近傍晚，夕阳斜照，同为秦汉史专家的李开元老师与邢义田老师驻足云中残垣之上，畅想了元朔二年（前127年）汉军夺取匈奴河南地的著名战役:此役由卫青和李息统领，从云中出塞，沿黄河北岸西进，大迂回包抄，迅速推进到高阙塞，切断了河南地匈奴与草原腹地的联系；后又挥师南下，从背后掩袭白羊王和楼烦王，大获全胜，完全占领了整个河南地，将汉朝与匈奴的边境，推进到阴山以北。邢老师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指着北方:“开元兄你看，汉军出云中，应当走北门，或者北上进入阴山，出阴山口深入草原，或者沿阴山南麓西去，一直到高阙。”
16∶30离开云中古城，驱车前往康巴什。
10月26日
9∶30左右到达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该馆位于东胜区市中心，其介绍中称所藏鄂尔多斯青铜器在数量、品类、研究价值方面皆为世界博物馆之冠。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主要包括宁夏、陕西、甘肃、内蒙古中西部、燕山地区和西辽河流域等）的古代少数民族墓葬中，经常发现大量动物纹样的青铜器，并形成一种以动物纹样、兵器、马具为主要特征的青铜文化。在1949年以前，这种器物多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经过建国以来数十年的讨论，学界更倾向于用“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或“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来指代这一分布范围较广的器物及文化类型（相关最新研究成果见罗丰《北方系青铜文化墓的殉牲习俗》，《考古学报》2018年 第2期）。该馆所藏此类青铜器较为典型（图11）。
图11-1 战国双兽青铜饰牌
图11-2 战国蹲踞型青铜鹿
此外，该馆尚设有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及墓葬壁画的专门展厅。邢义田老师就此进一步阐发了图像研究的方法，指出同一幅画作往往是艺术传统的延续性与历史背景的时代性的结合，而历史学家的责任正在于对二者作出恰当的区分和切割。
11∶00左右到达鄂尔多斯博物馆。此馆藏品更为全面，除青铜器外，还包括该地区出土或征集之历代器物。该馆所藏牦牛带扣引起了李零老师的研究兴趣，他说之前在西伯利亚考察的时候，发现在耶尔库斯科俄罗斯的考古工地上出土过和鄂尔多斯市博物馆藏一样的牦牛带扣。牦牛是高寒地区的动物，鄂尔多斯地区竟然和贝加尔湖出土了一模一样的带扣，它们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关联（图12）。
图12 鄂尔多斯博物馆藏牦牛带扣（任超摄）
该馆所藏汉代铭文砖可与此前在盛乐博物馆（包括后来在包头市博物馆、磴口县博物馆）所见者对读（图13、14）：
图13 鄂尔多斯藏汉铭文砖（任超摄）
图14 盛乐博物馆藏汉铭文砖（任超摄）
前者作“宜子孫，富番昌，樂未央”，后者一般被释读为“富樂未央，子孫益昌”，李零老师指出，二者对比可知，所谓“益”字当亦系“番”字之变体。此外，展陈中大夏二年《田煚墓志》拓片照片引起了部分考察队员的注意，此为目前所知唯一一方大夏国纪年墓志，其开首称“大夏二年岁庚申”而无具体年号，依干支可知此年当为赫连勃勃真兴二年（420），此时距文献所记大夏建国已历十余载，而真兴又非夏国首个年号，故此处“大夏二年”的称法很值得玩味。日本学者三崎良章曾专门撰文讨论此问题（《大夏纪年墓志铭中“大夏二年”的意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商务印书馆，2004），目前看来，所论似未中鹄的，或可结合大夏国史的编纂及其对开国史之改造作出新的解读。
午饭后驱车前往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车程约三小时。途中大家聊起了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进行推测、想象的程度问题，罗丰老师说“所谓推想有两种，一种是胡说，另一种是更胡说”，引得举座开怀；而李开元老师则阐释了自己所总结之“史真—史料—史实—史书”这一历史学非虚构写作的叙述体系，触发了大家更多的思考。
16∶45到达麻池古城，内蒙古考古所副所长张文平、包头市文物局副局长苗润华陪同。
麻池古城位于包头市九原区麻池乡政府所在地西北方，西侧为昆都仑河主流，位于大青山和乌拉山交界。古城分南北二城，呈相接的斜“吕”字形。据调查资料显示，北城北墙长720米，西墙长700米，东墙长546米，南墙长314米；南城东墙长638米、南墙长684米、西墙长472米、北墙长338米（图15）。
图15 麻池古城航拍图（任超摄）
关于秦九原郡所在，曾长期存在争议。如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九原郡郡治标在九原区昆都仑河西岸哈林格尔乡孟家梁古城，东南距麻池古城约7公里。上世纪80年代，靳之林通过徒步考察秦直道，首次指出秦直道的北部重点指向麻池古城，当为秦九原郡（《靳之林徒步考察秦直道记》，《瞭望周刊》1984年第43期），逐渐得到较多学者认同。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张海斌、鲍桐、魏坚、郝园林等人的深入讨论，学界基本达成共识:麻池古城与《史记》所载秦始皇“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及《水经注》“河水又东迳九原县故城南，西北接对一城，盖五原县之故城也”的记载相合，当为秦九原郡郡治所在，汉代称五原郡。张文平、苗润华二位赞同张海斌的说法，认为麻池古城北城当为秦九原郡，南城为汉五原郡。另外，苗润华局长还提到，城四周发现多处汉墓群，其中有木椁墓；而辽代天德军遗址原本在此城东南约10公里之敖陶窑子，惜近年被毁。李零老师则认为麻池古城东边古城湾遗址就是汉五原郡下属之稒阳县，见于《水经注》等书，在当时的防御体系中非常重要。
10月27日
9：30 到达包头博物馆，馆长张海斌陪同并担任讲解。馆内设“包头历史文物陈列”“包头古代石刻文物陈列”“包头燕家梁元代遗址考古成果展”“内蒙古古代岩画陈列”“藏传佛教唐卡艺术陈列”等多个展厅。其中“包头历史文物陈列”所藏汉代文物较为丰富，特别是“单于天（大）降”两枚瓦当，引起考察团热议。张文平所长认为以往释作“单于天降”似乎是对匈奴合于天命的称颂，并不符合汉帝国的立场，若重释为“大降”，则无龃龉，且与同时所出“四夷尽服”瓦当之文义相互照应。多位考察团成员表示很有启发，不过鲁西奇老师对此新说亦表达了质疑：从文字的角度说，“单于”下的字是否可以释作“大”字，难以凿实；另外，这些瓦当的使用者是否一定是汉人，有没有可能是草原民族用汉字来宣示自己的正统性，故称“单于”为“天降”，而匈奴境内的其他被统治者能不能在汉字的表达中也称为“四夷”？鲁老师的质疑很新颖，但似乎也存在一定风险，那就是对于匈奴政权汉化程度的评估问题，特别是其是否已经将汉字作为内部统治的一种策略，还需审慎考虑。
“单于天（大）降”、“单于和亲”、“四夷尽服”吉语瓦当
李零老师还注意到了另一瓦当残片，上有铭文“诸矦□□”，根据秦诏版有“诸侯大安”云云，推测此处应该有类似语义，与上述三枚特别是“四夷尽服”瓦当属于同组。邢义田老师对画满各种鸟兽及神秘鬼怪的陶尊产生了浓厚兴趣，或许与《山海经》故事及博山炉存在渊源。除常设展外，馆内尚有历代壁画的临展，邢老师指出其中汉代壁画多保存胡风，而未过多受到中原格套影响，而与西羌风格有类似之处。
包头博物馆藏黄釉图像陶尊的不同侧面（任超、李零摄）
11:30 驱车前往包头市昆都仑区，考察位于昆都仑沟沟口西侧的赵北长城遗址，12:00 到达。
此段赵北长城遗址皆为土筑，基宽7米，残高7米，为高速公路所截断，有翦伯赞题辞汉蒙双语石碑 “一段最古的长城”。战国时所筑，汉代沿用。昆都仑沟之东、西两岸各设一座障城（称为河东障、河西障），溯沟向北2.4公里处的簸箕型山坡上再修一座障城（前哨障），在沟之南口形成品字形防御体系，说明此处是防御的重点所在。其中小的障城系赵国所修，大的障城则是汉代所修。
赵国是战国时期较早修建长城的国家，赵肃侯十七年（前333），即以漳水、淦水的堤防为基础修建长城，抵御齐、魏，称“赵南长城”；至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在张家口坝上地区至阴山南麓筑长城，东起代郡西至高阙，称为“赵北长城”。赵时所筑长城，并无烽燧。据张文平所长介绍，由他主持的赵北长城调查报告已于近日出版（《战国赵北长城卷 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8年6月）。
昆都仑沟赵北长城航拍图（任超摄）
李零老师谈到，长城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的防御体系，沿途设障塞、庭燧：障是障城，设于长城沿线的内外两侧；塞是要塞，分段把守交通要道，不像障城那么多；庭燧是沿途设站，用烽火传递情报的墩台。长城不只中国有，罗马和伊朗也有长城，用以防止突厥和蒙古人南下的长城。罗丰老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赵国的长城建在山的南边，而汉代的长城多建在山的北边呢？他认为当与供给有关，在山南供给方便，赵国国力不足以支撑其跨过山到北边供给，而汉朝则具备这个国力。同样的道理，明长城修建都会把水源包在城里，不会将水源留给北族。长城常常被视作中原农耕民族为抵御游牧民族侵扰而被动修建的防御工事，但它其实也是中原势力向北方的发展，挤压游牧人群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是中原文化所能到达的文化边缘，也标志着野蛮地域的开端。长城的修筑尽可能地瓦解了中原边地民众与草原游牧者之间潜在联系，成为保护农耕者，排除游牧人群的一道人工防线；长城的修筑将原来并不清晰的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界线，十分清楚地划定。
13:30 午餐后驱车前往巴彦诺尔。途中路过乌拉山，即赵北长城的最西段。其后路过乌梁素海，遥望高阙塞。
18:15 抵达巴彦诺尔临河区河套文化博物院，展品几乎全为征集所得，故未多作停留。
战国胡人骑驼饰件（任超摄）
双豹纹饰牌（任超摄）
10月28日
8:40 出发，10:00 到达临戎古城。磴口县文管所王浩所长陪同。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设立朔方郡，临戎、三封、窳浑正是朔方郡最西边的三个县城。1963年，北京大学侯仁之、俞伟超二位先生曾对这三座城址做过系统考察，因此李孝聪老师说我们这次是重走侯先生当年的路。两位先生的考察成果反映在《乌兰布和沙摸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一文中。文称：“根据初步调查，可以知道，乌兰布和沙漠的北部，在两千多年前，原是汉朝朔方郡的辖地。朔方郡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建立的。现在这里所发现的三座古城废墟，已经查明就是朔方郡最西部的三个县城：临戎、三封和窳浑。临戎在今磴口（巴彦高勒）以北约20公里，自此以西约50公里就是三封，窳浑又在三封东北约30公里。三城废墟都已半被沙湮，彼此之间又有大沙阻绝，难以通行。”
临戎、三封、窳浑位置示意图（刘未绘）
侯仁之、俞伟超所绘乌兰布和沙漠北部汉代遗迹分布及水系
鲁西奇老师认为，侯仁之、俞伟超所绘乌兰布和沙漠北部汉代遗迹分布及水系的两幅图是我们认识乌兰布和地区黄河与相关城邑变化的基础，其中最关键的是认为临戎古城在黄河古河道之东——寻找黄河故道应当成为在这一地区进行考古工作的出发点。
三城之中，我们首先考察的是临戎古城，因位于布隆淖村西南，故又称布隆淖古城。根据侯、俞二先生当时的调查报告，此城址东边紧靠河拐子村，全城作长方形，北端方向为2°。城垣黄土筑成，南、北两垣均长约450米，东垣长约637.5米，西垣长约620米，城垣宽约10米。古城北部地面还保留着高约0.5—2米的残垣；南部则除少量段落外，已被流沙所湮。地面散布绳文砖瓦，具有典型的汉代特征，另有石础、铁器残片、炼渣等。城中汉代以后的遗物很少，仅发现少量可能为辽至西夏时期的陶片，可知此城在汉代以后长期废弃。
李零老师说临戎古城实际上设置稍晚，为元朔五年所筑，东汉时朔方郡治在此地。鲁西奇老师指出，结合三封、窳浑城在汉代以后也基本未再使用的认识，可以断定，这一地区的农垦大概只在汉代进行过一段时间。在此后的千余年时间里，这一地区基本上没有开展农垦。因而以往认为是人类活动造成了乌兰布和沙漠化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此一地区的沙漠化，或许还是需要从黄河改道的角度去考察：黄河的泛滥给乌兰布和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细沙而气候干燥则使这些细沙变成流沙，从而造成了乌兰布和地区的沙漠化。受此启发进一步推想，战国秦汉时期华夏在这一地区的扩张本质实际上是对北方游牧人群生存空间的挤压与掠夺，而非汉文叙述所呈现出的被动守御，由于这里本身即非定居农业的适宜区域，中原王朝郡县体制的推行或许只能是昙花一现。以往有关汉匈战争的讨论在不知不觉中会站在中原、华夏的立场上进行考量，现在看来似乎有必要加入草原、北族特别是当地人的视角加以全面观察。
我们考察所见临戎城亦与侯先生当年所记存在相当差距，据王浩所长介绍，由于此地风沙较大，1995年时已经找不到城墙了，皆被沙子掩埋，看不到夯层，无法确定城墙位置。不过，通过无人机，我们还是发现了临戎遗址南、北城垣的痕迹。
临戎古城遗址北部航拍图（任超摄）
侯、俞所绘临戎城垣
在侯、俞二位先生考察的时代，临戎古城的南垣就已经看不到了。不过从航拍图上看，其南垣范围大概就是在图中正东正西方向的白色带状分布。此外，鲁西奇老师还根据城墙的走势和航拍图像，推测出了西垣的所在。
鲁西奇推测的临戎古城西垣（邢义田摄）
14:00 到达三封古城。
三封古城，位于保尔陶勒盖农场总部所在地陶升井西南4公里，又称陶升井古城，侯、俞二位先生的考察报告称：“古城的土垣，亦几乎被刮完。仅仅是一个长、宽均约118米的方形内城，还可在沙丘之中依稀找出范围。在内城外的东北方及西南方，也还分别找到各长约100余米的土垣痕迹，可能是外城的残留。看来，从前这是一座有大、小两重城垣相套的土城。这种形式的汉城，在内蒙，特别是内蒙西部地区，已发现多处，大概是汉代西北部的一种流行形制。”
三封古城内城垣航拍图（任超摄）
侯、俞所绘三封城垣
通过无人机航拍发现，三封城内城垣的基本轮廓保存尚好，与侯先生当年所见并无太大差异，只是东南部分有所破坏，李孝聪老师推测此处原本很可能是城门所在。而当年尚留存的西侧外城城墙，我们这次考察并未找到。李零老师指出，这里并非是朔方郡治最初的地点，因为一般《汉书·地理志》列在前面的是西汉晚期的首县是郡治，但是它原来的郡治应该在朔方县，就是早一年的时候，很可能是先设在乌拉特前旗，班固描写说那边有“金连盐泽、青盐泽”，所以大家推测说朔方县的南面应该是这两个湖泊。最初的郡治可能是在朔方，但到了元狩三年（前120）迁到了三封城。
16:00 到达磴口县博物馆。展区较小，其中所陈沙金套海遗址所出汉代菱形纹饰砖、空心砖及“宜子孙，富番昌，乐未央”残砖稍可留意。
汉代菱形纹饰砖（任超摄）
汉代空心砖（任超摄）
10月29日
8:30 出发，前往窳浑古城，沿途顺道参观三盛公天主教堂（该教堂是河套地区最早建成的天主教堂，于1893年落成，也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冯玉祥西北军粮仓博物馆和三盛公水利枢纽等近现代史迹。
三盛公天主教堂（任超摄）
10:30 到达窳浑古城。
窳浑古城，位于沙金套海西南3公里，又称保尔浩特古城，侯先生的调查报告称：“这是一座很小的、形状不规则的土城，东西最长处不过250米，南北最宽处亦仅200米。西垣有些弯曲，其西北隅有一些流沙覆盖，据初步辨认，好像作成两度曲折。”侯先生认为此系西部都尉治所，李零老师说，窳浑的重要性在于它跟鸡鹿塞具有联动关系，所谓“西出鸡鹿塞”即指从此往西走可以出鸡鹿塞，二者构筑成一个局部的防御体系。
窳浑古城航拍图（任超摄）
侯、俞绘窳浑城示意图
从此次考察特别是航拍的结果来看，窳浑城垣确如前人所说，西北角向内缩，呈刀把状，现今南墙保存最好，西墙破坏较严重。侯先生他们重点提到过的南城门豁口，“南垣的中部，有一缺口，宽20米左右，约为城门遗迹，全城似仅此一门”，今天仍能觅得踪迹。鲁西奇老师认为，这种城门形制可与三封城东南部城门联系在一起加以考量。
窳浑城及城北之湿地（任超摄）
据《水经注》载，汉代著名的屠申泽在十六国人阚骃《十三州志》中即称作“窳浑泽”，此泽之异名当与汉代设县有所关联，今天我们仍能在古城北部看到大片的沼泽。
11:10 离开窳浑城，向西北行，沿途农田、沼泽渐少，盐碱滩、沙丘、戈壁渐多。鲁西奇老师指出这段路程其实是山前冲积扇，最下方是古窳浑泽，因此鸡鹿塞其实是孤立于山口的。
11:30 到达鸡鹿塞遗址。
鸡鹿塞遗址，是侯先生他们考察时发现并定名的：“鸡鹿塞……的确切所在，久已失考。只有《汉书·地理志》在朔方郡窳浑城下的注文里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有道西北出鸡鹿塞’。现在窳浑城的遗址既已确定，根据这一线索向西北一带阴山脚下进行探寻，在相去大约20公里的哈隆格乃峡谷的入口处，果然发现有一系列汉代石筑烽隧，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是控制峡谷人口处两侧的石城遗址，可以断定这就是汉代的鸡鹿塞。塞口以内，两山夹峙，中间是一条宽阔平坦的天然通道，并有一泓溪水顺流而下，在出峡谷后没入沙砾层中。”这一判断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还是有过不同意见，如张海斌先生即认为此处当为高阙塞，而狼山西段的布都毛德沟口才是鸡鹿塞（《高阙、鸡鹿塞及相关问题的再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综合实地踏查、航拍等总体情况分析，似仍当以侯仁之先生对鸡鹿塞的定位更为合理。
扼守谷口的鸡鹿塞（任超摄）
据王浩所长介绍，鸡鹿塞使用了红、黑两种不同的岩体，这在航拍图中也有较清晰的体现。
鸡鹿塞近景（任超摄）
从塞城的规制及周边的环境生态可以判断，当时驻军屯垦的大部分人在窳浑城，只有少量部队在鸡鹿塞，设置此塞的主要目的是宣示主权，遇有战时，烽烟示警。鲁西奇老师说，这类关塞并非用于据守，而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李孝聪老师指出，鸡鹿塞是汉朝的军事重镇，此后两年间陷入沉寂，似乎只剩下文人墨客对汉朝史事的咏叹和追怀，不过他发现其实到了清朝亲征噶尔丹时，康熙年间的古地图和高士奇的《扈从行纪》都着重记载了此地，说明到清朝这里仍具有战略意义。
鸡鹿塞考察结束后，王浩所长返回磴口县，考察团成员继续驱车前往乌拉特后旗。
13:15 到达乌拉特后旗那仁宝力格苏木那仁乌博尔嘎查北侧山脚下的达巴图古城。
达巴图古城，又称大坝沟古城。此城位于鸡鹿塞东约17公里处，地处东侧的达巴图沟和西侧的查干沟之间的台地断崖之上，分为南北两城。北城略成方形，边长约40米，城墙系用较大鹅卵石垒砌而成。南城为长方形，东西长64米，南北宽48米，城墙较窄，出土了汉代的铁釜、铁甲片和箭头等遗物。两者建筑风格明显不同，南城北墙利用了北城南墙并向两侧有所扩展，似可判断南城的建筑年代晚于北城。城址北墙及西墙外的缓坡上有一段近300米长的石墙环绕，此石墙与城西的一个小山包相连，山包顶部有一方形石砌建筑，应为坍塌的烽火台遗址。
达巴图古城及周遭山势（任超摄）
这一城址经过了精心修复，且附近有开展旅游开发的迹象，当地文保部门立标志牌称，此即高阙塞遗址。
达巴图古城的另一个侧面（任超摄）
关于高阙塞的所在，学界争议颇多，迄无定论，当地采用的只是其中一种，即魏坚教授的意见，他认为此遗址北城为战国赵武灵王所筑高阙塞，而南城则为汉代扩建之高阙塞。在古城和烽火台的西面一个山沟的两侧各有一座暗红色山峰高高耸立，形似双阙，魏坚教授认为高阙塞之名可能即由此而来。
达巴图古城西侧的所谓“双阙”（任超摄）
不过，鲁西奇老师在考察之后对上述推定提出了质疑：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该城址在入口二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就与从鸡鹿塞入口的哈隆格乃山谷会合了。正因为此，当年侯先生判断大坝沟古城的重要性低于鸡鹿塞，把大坝沟看成哈隆格乃山谷的支沟，而大坝沟古城则是鸡鹿塞属下的烽燧。如果将达巴图古城确定为汉代的高阙塞，就必须回答它与鸡鹿塞间的关系。
16:40 到达石兰计山口。
石兰计山口位于乌拉特中旗石兰计乡北部，狼山山脉中段，山口两旁各有一座高峰。山口较窄，谷长六七公里，唐晓峰教授称南口东侧山头有烽燧遗址，北口两侧山头亦有长城和烽燧遗址（《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5期），故以此为高阙塞，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亦采此说，故影响最为深远。但反对者认为此处并未发现实际的城塞遗址，位置、状貌亦与郦道元《水经注》所记高阙塞情况不符。
石兰计山口远景航拍（任超摄）
鲁西奇老师在踏查之后倾向于认为这里最可能是高阙塞，理由在于：此山口河谷很宽，适合大队人马出入（见）；也是狼山最贴近黄河的地方。这应该是一个标志型的关城，正因为其处于山、河交汇处而显得最为重要。
石兰计山口内部（邢义田摄）
李零老师注意到此山口附近有座小桥，据说是“总干渠”，这一带实际上都跟乌加河有关系。
狼山口子附近地理形势示意图（鲁西奇绘）
刘未老师在爬梳文献后对高阙塞、鸡鹿塞的争议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史书中所谓高阙塞与鸡鹿塞实难特指某一沟谷通道，仅可作为两汉朔方郡西北隅狼山一线塞防概称，哈隆格乃沟及大坝沟石城均属塞防障城，不宜以鸡鹿塞或高阙塞之名专属，狼山西段及北段之两组重要山口昔日或均曾作为汉军出塞备选路线。以往纠结于到底定到哪个点或者哪条沟，其实是被文献牵引，原本考古材料的丰富面貌存在被简单化、固化的可能。
关于高阙塞，文献记载其实并不多。现存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匈奴列传》：“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张守节《正义》引《地理志》云：“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同书《秦始皇本纪》云：“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正义曰：“高阙，山名，在五原北。两山相对若阙，甚高，故言高阙。”《卫将军骠骑列传》记元朔二年，“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此事在武帝诏书中称“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关于其中的“西河”，《正义》曰：“即云中郡之西河，今胜州东河也。”除史记外，另一则重要记载见于郦道元《水经注》：“（河）东径高阙南，史记赵武灵王既袭胡服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自阙北出荒中，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汉元朔四年卫青将十万人败有贤王于高阙，即此处也。”此外，《后汉书·祭肜传》云：“（永平）十六年，使肜以太仆将万余骑与南单于左贤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于肜，行出高阙塞九百余里，得小山，乃妄言以为涿邪山，肜到不见虏而还。”根据上述几条有限的记载，想要彻底解决高阙塞的位置，的确难度极大。保持审慎而不单一的学术态度，或许是目前较为合适的选择。
另外，以往论者似乎未太多留意《旧唐书·回纥传》中的如下记载：“玄宗命郭知运等讨逐，退保乌德健山，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西城即汉之高阙塞也，西城北去碛石口三百里。”据此，至少在唐人的认知中，高阙塞当与西受降城关系密切，这或许可以提供一点新的线索。
17:30 到达高油房古城遗址。
高油房古城遗址位于临河县五星乡政府所在之高油房，又称“古城圪坦”。地处乌加河南方，西距杭锦后旗陕坝镇40公里，南距临河县城40公里，东距五原县城60公里。据称古城村东南角有一块刻有“高油坊古城遗址”的石碑，但考察团并未找到此碑。
高油房古城航拍图（任超摄）
就此次所见情况来看，城址北墙、东墙保存较好。据陆思贤、郑隆《内蒙古临河县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文物》1987年第11期）称：“古城残留城墙最高处达5米，基宽7到8米。平面略呈方形，正南北方向，每面约长990米。四面城墙外侧筑有马面。”“1958年，城址东门内一处直径约50至60米的范围内曾出土大批已严收锈结损坏的铁钱，其时代仅可辨读出‘乾佑通宝’；1959年4月，城址内东北角曾出土金银器约27公斤；1966年5月又在其附近发现一个影青小瓷罐,内藏金器约250克。”这些金器包括金佛像、莲花形金盏托、凤凰纹金碗、镂空人物纹金耳坠等等，史金波主编《西夏文物·内蒙古编》第三卷（中华书局，2015年）对此有详细介绍，最新的研究见马方梅《内蒙古高油坊出土西夏化生童子金耳坠考释及其文化意象》（《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此城为西夏时城址当无疑问，不过其具体为西夏何地何城，尚无定说。陆思贤早先猜测或为西夏河北安北路斡罗孩城，而宋耀良则认为是黑山威福军司所在地黑山城址（《西夏重镇黑山城址考》，《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但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因天色向晚，行程紧张，考察团未及多作停留，只得在匆匆踏查部分城墙遗址后即驱车离开。
18:15 启程返回临河，中途遭遇修路改道，比预计晚一小时到达。
罗丰老师于当晚提前乘火车返回银川，其余成员宿于临河。
10月30日
8:30 乘车至巴彦淖尔天吉泰机场，欲乘CA118返回北京。候机过程中被告知比计划晚点八个小时，只得返回临河市区宾馆休息。
18:40 飞机起飞，20:00 到达北京首都机场，考察结束。
（本日志的基本框架源于笔者考察途中的即时记录，在整理、写作过程中曾参考或直接引据考察团成员归来后的总结报告，谨此申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