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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两周年论坛】历史解释与当代意识

发布时间:2018-09-22

 

 

两周年主题学术论坛

2018年9月22日上午,文两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历史解释与当代意识”主题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常怀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教授主持论坛。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静贞、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研究员刘成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刘未、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正军、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助理教授晶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吕博出席参与讨论。

 

叶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论坛开始前,叶炜教授首先介绍了与会学者的基本情况,并引出本次论坛关注的两方面内容:其一,研究者所提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于“过去”还是“当下”;其二,在解释的层面上,研究者是否会下意识以当下为理解过去的准绳或参照。叶炜教授认为,如果仅是站在当下认识历史,历史认识可能被简单化。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反思。

 

罗祎楠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罗祎楠老师指出,无论面对的是历史问题还是当代问题,研究者都不可能摆脱他所处的理论世界,且无可避免地运用当代所熟悉的概念——这些概念本身就是当代性的体现,深受学术共同体与知识立场的影响。他认为,既然研究者的当代性不可避免,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当代性以何种方式体现在研究过程中,并进行新的反思,产生新研究,挖掘新问题,走向具有反思性的研究道路。换言之,研究者应当悬置“想当然的客观性”,反思研究背后隐含的理论立场。

 

随后,罗祎楠老师以历史研究体会为例,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历史解释与当代意识”这一问题的理解。他指出,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下,宋之后的国家和社会关系被概念化成相对稳定的关系,其中就隐含了学者预设的理想类型或理想方式,而这些描述性的历史研究实际是利用资料验证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当历史研究从描述性抽象走向解释性研究时,一系列原先未被关注的问题就此产生。对此,他表示,任何一种研究思维方式的转化都必然伴随着知识体系的更新。当代研究者已开始对组织历史资料的方式重新加以考虑,而不是简单地将历史资料作为描述概念的印证进行运用。罗祎楠老师再次强调了反思性对历史学界的重要作用,并指出,研究者将思维转向历史解释时,工作的重点是对其因果性进行分析,而非寻找概念和材料之间的印证。

 

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常怀颖老师则从考古学作为历史学分支的角度出发,分享了自己对本次论坛主题的理解。他简要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逐一进行分析:1940年代以前的“寻根”阶段,中国考古学界强调与西方汉学的对接与竞争,但当时的知识界对考古学期望并不太高,研究方式也尚未成熟;1949年后,伴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考古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变为确定不同遗存的时空坐标点,由此构建出物质文化的历史年表,并与朝代年表互相呼应;文革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西方学者与相关理论的引进给中国考古学界带来了新的理论性问题;新世纪以来,各地田野考古所构建的时空年表已基本完成,考古科技化以及新的学科问题的拓展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促进作用。

 

结合海昏侯墓葬、二里头遗址等实际案例,常怀颖老师表示,历史解释和当代意识对中国考古学而言并不意味着主动的理论思考,而在于材料积累和具体问题倒逼着研究者凝练出一定的理念体系。他进一步指出当代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怎样通过物质文化遗存讲述在各种尺度与场域下的中国。常怀颖老师认为,考古能发现日常生活中文献史学没有涉及的地方,与文献史学进行历史的对接,并将其转化成历史乃至人文社会社科的语言,由此得以向大众敞开。不同研究方法会产生新问题、带来新视角;史学问题意识的强化也将推动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

 

孙正军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孙正军副教授指出,历史解释和当代意识的联系体现出两种可能性。经典著作的产生与新的历史问题有助于推动考古学的发展,但与当代过度联系也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他认为,历史解释和当代历史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孙正军副教授介绍了当代意识“非学术性”与“学术内部”这两种层次,并认为前者对当代意识最明显的影响在于“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他表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研究者应当对其独特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追求历史理解的深度。

 

陈志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陈志远老师则从中古佛教史研究的时代视角出发,对经典研究进行了反思。围绕现代历史学学术规范建立之后,通过史料批判、将历史事件安排成合理时间序列的过程,他对佛学研究成果背后当代意识的体现进行了说明。如二十世纪早期佛学热所隐含的改造国民性格缺陷的动机,以及当时作为背景的民族危亡的历史情境,都使得历史解释具有一定的侧重与目的性。陈志远老师认为,这样的历史解释已经预设了文化的基准线。在当代意识和历史阐释之间,研究者应该反思前人当代意识的深刻性和局限性。在无法完全摆脱自己当代意识的同时,也应保持学术上的自律。

 

刘成国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

 

刘成国研究员提到,围绕“历史解释与当代意识”展开的讨论也出现过许多分歧。他结合自己文献考证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介绍了学科常规范式指导下文体研究存在的问题。刘成国研究员表示,一些历史研究直接与当代问题相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当下的价值立场对人物与事件进行评判,也可以归入当代意识和历史解释的范畴。同时,他以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解读为例,分析了历史解释当中隐藏的预设立场,并指出研究者必须把握史料的内部脉络与整体结构,并对预设框架进行反省。如果史料与既有的框架发生冲突,应当以史料为准,而不能为自己的研究前提对史料加以歪曲。研究员提到,围绕“历史解释与当代意识”展开的讨论也出现过许多分歧。他结合自己文献考证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介绍了学科常规范式指导下文体研究存在的问题。刘成国研究员表示,一些历史研究直接与当代问题相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当下的价值立场对人物与事件进行评判,也可以归入当代意识和历史解释的范畴。同时,他以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解读为例,分析了历史解释当中隐藏的预设立场,并指出研究者必须把握史料的内部脉络与整体结构,并对预设框架进行反省。如果史料与既有的框架发生冲突,应当以史料为准,而不能为自己的研究前提对史料加以歪曲。

 

刘未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刘未副教授同样从自身的学科背景与体会出发,揭示了宋元考古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焦虑现象。他对考古与当代社会现实的关系进行说明,并阐述了近年来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变化速率不一致的问题。刘未副教授提到,考古学的行业化对学科反思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产生学科异化的现象。他认为,当代学科与环境对历史研究起到的副作用值得研究者警惕,宋元考古与当代学科的断裂也会导致对时代的思考出现僵化的趋势。

 

晶晶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助理教授

 

晶晶老师则围绕泰戈尔对梵语文学传统的现代阐释展开陈述,并着重探讨了泰戈尔在作品中体现的家国情怀和当代意识。她对泰戈尔的部分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指出作者在改写传统戏剧时与梵语文学传统的承接关系,以及写作过程中对西方文学艺术表现的借鉴。《沙恭达罗》中的“苦行女”被赋予了印度形象的隐喻,并与“印度母亲”这一画作中的象征符号相呼应。晶晶老师认为,泰戈尔融合了欧洲艺术和文学视角,对梵语文学传统中知名女性形象进行重新阐释与塑造,并寄托了对印度新女性乃至印度母亲的想象。

 

吕博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吕博副教授介绍了近期出现的有关历史解释的几种论调,其中包括将历史学者职业神圣化的倾向,也包括“过去就是他乡”、不能用当代意识解释未知的历史事件的观点。他认为,具备更多的当下经验有助于理解古代不同的思想事件。此外,吕博副教授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体会,指出高明的历史学家最后的研究成果都是对当下个人情感的抒发。

 

刘静贞

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刘静贞教授的发言则指向普通人视野的历史解释与当代意识。她分享了自身的教学经历与师生互动的成果,从中揭示历史学的学科知识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意识的重要性。刘静贞教授指出,历史需要被重新书写,研究者应当关注普通人在历史当中的处境。被讲述的历史人物与故事实际反映了不同时代讲述者借此传达的历史解释;讲述者利用了历史,同时抒发了自身的当代意识。

 

最后,叶炜教授对与会学者的发言进行了简要总结。他表示,讨论的目的并非得出共同结论,而是提示研究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