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岁末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国。医护人员冲锋在前，病人的生死、同胞的安危，无不牵动着我们的心。近期，我们将陆续推出一系列文章、笔谈，围绕和此次疫情以及历史上类似公共危机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复杂成因及后果，进行分析和反思，也将尝试在古今中外相关的历史经验中，从人类曾经面临的各种灾难与危机中寻找镜鉴。

今日我们推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老师的文章《以讹传讹之害》。和17年前那场令人难忘的“非典”相比，如今我们面对的“新冠肺炎”有着更长的潜伏期，但关于“新冠肺炎”的种种真假莫辨的消息却借着互联网的发达充斥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疑问，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成了各种“谣言”孳生的温床。在本文中，孙歌老师记录了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和“SARS”流行期间的“谣言”，她提醒我们，“谣言”也有它“无法取代的功能”。重要的并不是“谣言”是否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因为一些“谣言”实际上亦无法“证伪”——，而是在面对以讹传讹的“谣言”时，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判断。毕竟风潮过后，谣言平息，舆论复归平静。真正有害的，可能并不是错误的信息，而是轻信盲从对人们理性判断的损害。

孙歌老师是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思想史。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以讹传讹之害

文 | 孙歌

日语里有个词，写做“风评被害”，意思是人们以讹传讹，结果对于事主造成了与事实不符的伤害。自从2011年日本发生了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之后，这个词在日本传媒里使用频率很高，多是与受到核污染之后又受到谣言伤害的当地居民苦情有关。

那一年初冬我在日本逗留，从报纸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福岛渔民的捕鱼量大幅度减少，因为即使捕到鱼也很难卖出去。而与福岛相邻的其他县渔民，虽然也在同一片海域捕鱼，却基本上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陆地上可以划分县界，海却是流动的，更何况鱼群是活的，又不曾在福岛县上户口，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福岛附近的海域，所以，福岛渔民的受害，算是典型的“风评被害”了。

不过我最初接触到这个说法，却不是关于福岛的报道。记得是NHK海外频道的一则报道。新泻县在地理上是挨着福岛的，这是个产米大县，稻米的质量非常好。NHK说，新泻县有户农家，一直跟台湾的某个餐馆有供米的协议，每年都定期把新米运去，但是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台湾的餐馆拒绝再买他们的米，结果，几经交涉，最后还是在价格上让步，才勉强把大米卖出去。这户农家很委屈，说自己又不是在福岛种稻子，也受到牵连。这个报道，使用了“风评被害”的说法。

说起来，这次福岛核事故的以讹传讹之害，绝不仅止于日本境内。据说事故发生后，曾经有过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经验的欧洲旅游者，不仅立刻取消了去日本的旅游，连去韩国的行程也都取消了。

在中国，以讹传讹之害要曲折一些。这就是大家都不好意思再提起的“买盐风波”。也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消息，说盐里面包含的碘可以阻断辐射，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排起长队来买盐。可是盐并不是可以大口吃的东西，现在宣传的健康饮食标准，规定每人每天最多只能摄入六克，所以，不少人囤积了大概一辈子都吃不掉的盐。这股风刮过去之后，并不是每个超市都肯退货的，所以，那些把大量的盐砸在手里的人，就成了以讹传讹的受害者了。

当然，跟福岛的居民比起来，韩国和中国以及日本受灾地之外地区的“受害”，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福岛渔民关于捕鱼的损失，其实也仅仅是他们的二次受害，他们遭受到的困境，是远远超过以讹传讹之害的生存困境——面对着潜在的辐射可能性，面对无法清除污染却又不得不在家园里坚持的那份艰难。

平心而论，现代社会的人们，似乎比任何时代都更依赖于以讹传讹。大众社会的存在方式，就是过剩的信息与匮乏的信息相互支撑着建构起来的。正是这种畸形的信息状态，才持续地制造出以讹传讹这个副产品。这是不用举例就懂的事：有些信息既使你充耳不闻，也会因为它的不断复制泛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有些信息即使你拼命寻找，你也绝对不会得到它，各种力量会把它们屏蔽得干干净净。其实，问题还不在于此，可能更细致更复杂也更真实的状况是，在我们得到的信息之中，细看之下，关键的部分往往是缺失的。福岛核事故之后，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这一点。姑且不论那些关乎根本的问题，即人类是否真的有能力驾驭核电站；只是从细枝末节上看，信息被有意无意遗漏的痕迹也比比皆是。比如，科学家一口咬定被辐射污染的水排到海里没有问题，因为被海水稀释了；但是这个判断经过证明了吗？各地的日本民众拒绝购买福岛的鱼货，想来也无可厚非，他们无从找到可以依靠的判断标准，只能依赖自己直观的生活经验去推论。福岛和日本的民众在核事故初期还凭借着一些有良知的反核科学家提供的信息选择自己的生活安排，但是时间一年年过去，舆论的热点早就转移，虽然核辐射还在，但是人们却不得不恢复正常的感觉，无法再追问状况，因为传媒已经不再提供更多细致的信息了。而世界舆论，也不再关注仍然没有得到最终处理的福岛核电站废墟，不再关注生活在福岛的日本人，似乎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所以，作为普通人，尽管小道消息多数并不可靠，我们仍然需要“以讹传讹”。

在各种小道消息传播的过程中，如同我们在互联网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会有各种各样的要素不断添加进去，没有人对这种添加负责。所以，以讹传讹通常不能提供正确的信息，这是大众化时代人人都有的常识。然而正规渠道的信息既然也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伴随着“被害”的“风评”自然有着无法取代的功能；只是，其实以讹传讹并不一定必然伴随着受害，关键问题在于你如何对待这些消息。

中国尤其是个以讹传讹的文化风土深厚的地方，它的副产品便是人们的多疑。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不相信官方渠道信息的本能非常发达。与激烈的社会变动和人口的流动有关，中国人日常的行动准则通常是小民们自行决定，并且通过“以讹传讹”的方式广为流通。而这种信息交流方式，型塑了中国百姓的生活感觉。

多年以前，鲁迅写过这样的话：

“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在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但后来的事实，却大抵证明了这断语的的确。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我要骗人》，《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04页）

鲁迅在1936年2月，应改造社山本社长之约，用日语写作了此文。当时是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在日本与中国社会之间“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同上，506页）。以日本兵在闸北被暗杀的事件为契机，怀疑天下太平这一意识形态的上海民众开始纷纷搬家逃离。目睹搬家热潮的鲁迅，写下上述文字。他肯定了决定搬家这件事本身的确切性，但是却否定了搬家就是安全的这一判断。鲁迅自己没有搬家，因为他的判断是，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可以去。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无法忍受看到人们纷纷搬家时的苦闷感觉，于是他给在电影院门口为难民募捐的女孩子募捐，买无生意可做的小贩的馄饨，以相濡以沫的体贴来自我慰藉。只是，一边做着这些“好人好事”，鲁迅却一边感到“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这是因为，鲁迅深知自己给那个女孩子捐钱，正如同他会告慰自己的老母亲说真有天国一样，是在“骗人”。

鲁迅说的“骗人”，当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伪善。他是在说，善意所为未必会导致善的结果，在深知这一点的同时，还要做这样的善行，因此是无法因此而自我满足的。这种心理状态，鲁迅称之为“骗人”。他总是在怀疑，不但怀疑恶，也在怀疑善；通过怀疑，他持续地暴露着社会权力的潜在机制。由此，鲁迅被人指为“多疑”。不过，恰恰是这种彻底的怀疑精神，构成了鲁迅思想的基础。

我也是“多疑的”中国人中的一个。从鲁迅那里，我不仅学习着不被欺骗的本领，更不断地学习着如何不进行自我欺骗的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着如何才能立足于怀疑精神却不落进虚无主义陷阱的能力。

我也有过不止一次躲不过以讹传讹局面的经历。其中，最难忘的当数2003年SARS流行时期的经验。今天回想起来，因为事后过了很多年，当时的感觉已经失去紧张感而褪色，但是在当时，那可是个生死攸关的大事件。

SARS在北京的流行，与卫生部当时的官僚失职有关。由于故意的瞒报，使得病情在社会上迅速扩散。后来虽然相关责任人被罢免，言论也透明了，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制止病情的蔓延。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如何抑制SARS这一史无前例的传染病，这不属于依靠言论自由和官民对抗之类的行动可以解决的问题。

于是，各种各样的以讹传讹在社会上风行开来。因为公开渠道的信息有限，多数人都对小道消息很用心。虽说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但是人们仍然有办法传播讯息。从有价值的小道消息到一看就不靠谱的谣言，那几个月北京人表现出高度的以讹传讹能力。

比如说，有这样的消息：产生了类似SARS的症状，千万不要去医院。因为医院反倒是传染源。据说时时有疑似SARS的患者因为害怕而不敢去医院，当时传言流行的说法是，一旦确诊了，就会送到特殊的隔离区域，又没有治疗手段，只好在那里等死，永远无法再回归社会了。

那个时期，在北京的地铁或公交车上，只要有人咳嗽一声，无论多么拥挤，他周围立刻就会出现一小片空地。外来务工的农民返乡了，一些事业单位也不上班了，大学里要么停课，要么禁止学生外出，教师进校园都要测量体温。很多市民被迫在家自主隔离，喧闹拥挤的北京突然安静了。道路显得宽阔，天空亮丽了很多，北京讽刺性地呈现出一派难得的清爽。在这个时期，有些来自地方的热心人士专程赶到北京，以不怕死的精神支援北京的同胞抗灾，也有人不避嫌疑地照样去地方出差，不知道地方的同胞是否会谈虎色变。对于这个非常时期的流动，当时的舆论界褒贬不一，不过，即使称赞不怕死的精神，大家也仍然对于流动所增加的风险心怀恐惧。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无法用单一标准评价的沉重内涵。

我本人在那个时期，除了不得不外出的事情之外，几乎都闭门在家。跟同行们一样，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埋头写作还稿债。那个时期难得的清闲，单位放假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学术活动都取消了，只要人们不接触，SARS就不会扩大蔓延的趋势，这是大家的共识；不过，家门只要是开着的，谁又可能认为自己保险呢？所以，虽然外出减少了，我也仍然时时忐忑，观察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是否有异常。

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动它动。不久，我接到了来自韩国友人的电话。他们十分担心北京的朋友，同时也为了对抗韩国社会因SARS而起的厌恶中国的舆论，特意在这个危险的时刻赶来助阵了。

“我们已经入住酒店了，咱们在哪里会面呢？”

在接电话的那个瞬间，我感到很纠结。真不愧是韩国的斗士！在这么危险的时候，别人都避之不及，他们却特意赶来！不过，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健康的，如果外出，对自己对对方都有可能是危险的。更何况，他们住在酒店里，这是当时风传最危险的地方！

可是转念一想，假如我不见他们，肯定被看成是胆小鬼。何况人家大老远地从韩国赶来，我作为受灾地的当事人，不见这些勇敢的朋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我没有多想，立刻回答说：“你们在酒店等我，我去你们那里！”

放下电话，不知为什么，我莫名其妙地觉得很不舒服。我开始怀疑自己这个决定的动机。究竟这个决定是为了回答韩国朋友远道而来的好意，还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呢？在SARS流行期间尽量避免人们之间的接触，这在当时已经成为明文规定，我这样违反规定，是有勇气的举动，还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前前后后这么一想，我的心情开始渐渐地变得不舒服，“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

时过境迁，现在看来，无论是我还是他们，最后都没有罹患SARS，所以说句马后炮的话，我这份担心实在是多余，当时真的应该去见他们。可是当时对我来说，事情的状态完全不同，因为在SARS流行期间，传染通常在毫无症状的潜伏期就发生了，而被感染者在前一分钟还好好的，在下一分钟就可能突然发病。刚从韩国来的朋友应该比较安全，但我并不能肯定自己真的是健康的，也不能肯定一路出去不会感染到病毒。

我犹豫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我给他们打电话道歉，表明我不去见他们了。同时，我也劝他们不要继续接下来去河北某地调研的行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最好早日回国。

结果，据说他们慨叹“中国知识分子胆子真小”，并因此感到失望。虽然后来我们终于达成了谅解，但是对我而言，这件事情至今还是留在心里的一个遗憾。

话说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就在我回绝了他们的第二天，读高中的女儿还未到下课时间就回家了。据说班里出现了两个感染者，不仅她们班上，整个学校都只好立刻停课，从当天开始在家里自主隔离，我家从那天开始，也关闭门户，开始了为期二十天的隔离观察。

SARS流行期前后长达四个月。在这四个月里，各种各样的消息不胫而走，北京人发挥了极大的创造性，把真假消息都传播到了极致。在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里，不乏充满了道德感的传闻，也充斥着荒唐无稽的编造。伴随着状况的瞬息万变，自私自利与体贴入微、任性乱来与承担责任，经常只是一步之遥。最为困难的事情在于，在一切都不明朗的时候，如何参考以讹传讹的信息，却并不被它所左右，从而尽可能地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这恐怕正如鲁迅所说，需要那种即使下着断语也依然知道它不可信的心力吧。

鲁迅的辞典里没有“没有办法”这一语汇。支持着鲁迅“骗人”的怀疑精神，总是把那些以讹传讹所造成的“常识”翻转给人看。距离虚无主义最遥远的鲁迅，在今天这个充满着危机的时代里，正以他的言传身教给我们指点着如何生活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