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以来，中国国内的新冠病毒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这场全球流行病的风暴中心开始移向国外。在“环球同此凉热”中，限制入境、航班停飞、城市社区的隔离，关闭了我们熟悉的互联互通的渠道。对外来者，以及“内部的陌生人“的警惕、歧视，正在撕裂着人类共同体。在全球化终结的担忧中，我们也发现，恰恰因为不同大陆的人们都在与病毒苦苦缠斗，我们从未曾像今天这样，在物理空间上隔绝，又在心理上接近和共鸣他人的生存处境。在此特殊时期，文研院依托学者网络，邀请身处海外的学界友人，呈现他们在地的观察与思考，提供审视疫情下的社会与人情的多重视角。远隔重洋，希望他们的书写，能够带领大家走向无穷的远方与无穷的人们。

本期“海外来信”栏目，推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的文章《疫情下的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2019年年底以来，葛兆光教授应邀访日，在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担任特任教授，这所成立不久的研究所旨在汇聚全球学者，推动学术交流的国际化，提出值得思考的前沿问题，及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对话。随着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本周二东京宣布进入紧急事态，次日起东京大学也已全部封闭。葛兆光教授在禁足生活中撰文，对研究所的学术生活加以介绍。樱花飘落之际，思考仍在继续。感谢葛老师赐稿。

葛兆光教授为文研院学术委员，2017年秋季学期特邀访问教授，也是“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活动主讲人之一。

疫情下的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

葛兆光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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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我应邀到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日文：东京カレ-ジ，英文：Tokyo College）担任特任教授八个月，原本想借这个机会多看些新的日文书，毕竟这些年一直忙碌，难得有机会定下心来细读；也想看看东京大学新成立的这个研究机构，怎样沟通人文与科技两界，毕竟这里聚集了好些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顶级学者。今年的1月和2月初，一切都很顺利，在这里我陆续听了诺贝尔奖得主梶田隆章、日本外交官兼原信克、德国日本语言学者Szabo等的讲座，进行了几次午餐讨论和关于“认同”问题的Seminar。

没想到，刚刚过了二月中旬，新冠病毒就从中国横扫世界，日本东京也不能幸免，于是，一切都停顿下来，就连预定的第二次关于“认同”的讨论，也只能通过Zoom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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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カレ-ジ是一个很新的机构，说白了就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院，去年（2019）才刚刚成立，据东京大学副校长，也是这个研究院的院长羽田正教授说，它的建立是为了推动学术交流的国际化，提出值得思考的前沿问题，及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对话。所以，研究院的创办计划中，就列出了东京カレ-ジ应当关注的问题包括“数字革命”、“跨学科方法”，“从内与外看日本”以及“朝向2050年的人文学”等等。院长羽田正教授是伊斯兰世界史的专家，一直在日本提倡“新世界史”，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应当培养“地球居民”，而这个“地球居民”的英文,不是world citezen而是residents of earth。为了培养未来的“地球居民”，学者的责任就是普及世界上一切美好而有意义的学问，传播共享资源和关爱地球的文化。所以，从这个研究所成立起，就一方面聘请各学科各领域的顶尖学者，进行面向公众的演讲，一方面聘请不同领域的各国教授，在一起进行跨学科跨地域的交流。

如果看东京大学东京カレ-ジ的网页（https://www.tc.u-tokyo.ac.jp/），你就会看到，前面提到的院长羽田正是伊斯兰及世界史专家，而两位副院长佐野雅己和大竹晓，则分别是资深的物理学家和科技政策专家。邀请担任名誉院长的是Sir Anthony J.Leggett，一个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低温物理学界的领袖。而研究所成员则囊括了三位东京大学的卓越教授，一位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诺贝尔奖得主梶田隆章，其他两位是物理学家十仓好纪和化学家藤田诚，他们都获得过日本学士院赏和紫绶勋章，也是日本科学界寄予厚望的学者。此外，还有环境学家味埜俊和经济学家星岳雄。至于海外邀请的学者，目前虽然以人文学界为主，当然也不乏自然科学家，除了现在在任的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日本近现代经济史专家Andrew Gorden，和德国杜宾根大学教授、日本语言与文化研究专家Viktoria E-Szabo，以及我本人之外，2019年11月也曾经邀请过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科学史家、瑞典皇家科学院原会长及诺贝尔博物馆第一代馆长Svante Lindqvist，以及国际关系学家、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日本专家朴哲熙（PARK Cheol 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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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与跨越专业领域，面对公众与议论社会问题，立足日本却始终怀抱世界，这也许是这个研究院成立以来，不断推进的方向。

除了面向公众的演讲之外，我在这里和同事也有过几次讨论，涉及的话题相当广泛，也有的话题相当有意思。这里简单介绍两例。有一位年轻学者讨论桦太岛（库页岛）的阿依努人问题，其中涉及族群的“认同”问题。他提到明治时期，日本政府面对俄国的时候，就强调阿依努人是“日本人”，而面对国内国民的时候，则视阿依努人为“野蛮人”。这种有关“我者”与“他者”的处理，让我不由想到，库页岛的曾经名称既是库页岛（大清），也是萨哈林岛（俄国）或是桦太岛（日本），当这一区域的国家归属不断变动时，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少数族群，认同和身份问题可能相当复杂。现在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新趋向是，不止是追寻他们的族群源头，更注意他们自身的认同建构，所以需要追问的问题是，现在在桦太岛和北海道的阿依努人各有多少，他们自己如何定位自己的族群身份？同时也要追问的是，日本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极少数非大和民族人？是优待并鼓励他们保持身份和文化，还是强力推行国民同一性的身份并改造他们？而另一次午餐讨论会上，又有一位年轻学者介绍近代伊朗的博物馆历史，这也让我想到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博物馆当然是近代文明的产物，特别是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它实际上承担了“国家认同与制造历史”以及“保存古物和发扬传统”两种功能，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就是两种功能的代表。不过，在中国官方的大型的博物馆中，似乎现代艺术的陈列不多，还是传统艺术品和文物为主，这一点和巴列维时代（1977）的伊朗博物馆开始逐渐接受现代甚至当代艺术不太一样，那么，这一差异在意识形态上它象征了什么呢？

最让我有兴趣的，当然是有关“认同”问题的seminar。2月4日，第一次讨论由羽田正教授与我各讲20分钟。羽田正从他访问墨西哥时，询问墨西哥学者“什么是你们国家的认同”，得到的回答居然是“Being Divers”开始说起，介绍了各种语言中的“认同”概念；我则简单介绍了“认同”概念1990年代以后在中国被关注的过程，“identity”的中文翻译，中国“认同”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历史来源，以及中国认同讨论中需要警惕的趋向。也许，羽田正教授是世界史专家，精通法语、英语、波斯语，显然更关心理论与语言，而我是中国历史学者，更关心族群与国家认同的历史形成，大概彼此关注的重心还是有差异，所以，第一次讨论虽然热闹，却像三岔口摸黑打仗，还没有找到问题的交集点。不过很显然，大家都有兴趣，都期待着不久进行“认同”问题的第二次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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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弥漫的三月，正值日本的樱花时节，东京大学校园的樱花如云如雾正在满开，不远处的不忍池和上野恩赐公园，更是日本赏樱的名胜之地。因为疫情紧张，日本政府和东京都力劝民众“自肃”即自我克制，因此，原来杯觥交错、游人如织的“花见”盛况不再。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我去了一趟上野，看着公园樱花大道的满树樱花，看到为防止聚众设置的绿色路障，以及樱花树下空无一人的冷清景象，让人看了多少有些惆怅和伤感。偏偏是在三月末的一天，很意外，东京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据电视上说，这是三十年未曾有过三月末大雪，雪花纷纷扬扬地落在粉红色的樱花花瓣上，这种樱花吹雪却无人观赏的场景，仿佛有一种浸入骨髓的凄清美感，让人清凉，也让人怅惘。

二月下旬以来，很多讲座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暂停，2月27日，印度塔塔集团主席N. Chandrasekaran关于21世纪数字革命的讲座，3月10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David Damrosch关于日本文学与世界的讲座，3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Sheila Blair关于美术品中的蒙古帝国讲座，都无奈地取消了，原计划中我的第一次公开讲座《朝贡圈最后的盛会》当然也只好中止。不过，就是在这样的季节里，四月，东京学院仍然计划用Zoom讨论学术，明天举行的这一次“认同”话题seminar，由哈佛大学Andrew Gorden和德国杜宾根大学Viktoria E-Szabo主讲。在疫情蔓延与樱花飘落的时候，思考仍在继续，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的讨论班，也仍然透过视频进行。

2020年4月2日于东京

补记：在这篇介绍文字写完之后，东京カレ-ジ迎来了八位新人，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助教、研究员和博士后；4月3日，第二次“Identity”讨论会通过zoom顺利进行，而第三次“identity”问题的讨论会，也将在4月17日再次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