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伊始，闫建飞老师对与会学者和现场听众表示欢迎。他介绍，本次活动虽与近期广受欢迎的电视剧《太平年》有关，但重心在于电视剧背后的真实历史，即中国如何从五代十国的割据乱世，演进为北宋初年的“太平年”。本次研讨围绕这一过程，从政权构造、南北历史发展路径、统一与分裂、政治人物心态转变、“杯酒释兵权”的财政逻辑等维度，深度解析宋初“走出五代”的复杂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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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建飞老师作引言

闫建飞老师首先发言，题为“以内制外：五代北宋王朝的政权构造”。他援引朱熹“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的观点，指出宋人很早就意识到北宋与五代之间的断裂和延续。他从政权构造的视角论述五代北宋政权的延续性，指出“以内制外”是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视角，宋代有其自身特色。以皇帝为核心，形成一个个同心圆结构，其中有三重比较重要的关系：一是皇帝与宗室、东宫的关系；二是以宫城为界，内廷与外朝的关系；三是以京师为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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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宋摹本）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接着，他从多个维度阐述了五代北宋政权是如何以内制外的：宗室内部皇帝实现了绝对的权力垄断；皇权直接控制的军事、财政资源增加；任用潜邸私人和内职的外朝化，使皇权强化了对外朝的控制；以朝官出任地方官，中央集权强化等。闫老师总结指出，在“以内制外”的格局下，北宋中央集权与君主独裁特征显著强化。同时他强调，唐后期藩镇虽导致中央集权衰落，但其内部为应对竞争形成的高度集权体制，蕴含着结束分裂的制度活力，这也是宋代之后中国未再出现长期分裂局面的重要历史根源。

第二位发言的是李全德老师。他提出，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密集的政治实验时代，南方政权尤其是南唐，为宋初“走出五代”提供了核心制度参照。他首先指出，五代政权的核心困境集中于三点：“兴亡以兵”的军队失控问题、稳定统治集团的构建难题、武人主导的文武格局失衡，五代诸朝虽多有尝试，却始终未能实现系统性解决，直至后周时期才具备全面破局的基础。在他看来，以往学界以“防弊之政”概括宋代制度建设带有明显消极色彩；从积极建构的维度而言，宋代最具社会塑造力的制度是科举制，宋太宗朝科举录取规模的爆发式增长，推动了读书阶层扩大与士大夫群体崛起，最终塑造了宋代的士大夫政治，从根本上解决了五代未能破解的统治基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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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仇英《观榜图》（传）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李全德老师进一步提出，宋代最终选择的文官政治道路，本质上是一条“南方化”路径，其制度先导正是南唐。相较于五代短促的政权更迭，以江淮、两浙、四川为代表的南方割据政权实际存续近百年，拥有充足的制度实验空间。其中南唐的探索最为系统成熟，主要体现为：通过分割藩镇辖区、限制节度使领州权、以文臣出任节度使等举措，率先解决了困扰中原百年的藩镇问题；通过招揽北方士人、发展文教事业、兴办庐山国学等方式，构建起稳定的文臣统治集团，形成了文臣掌枢密、统兵出征的文官政治传统，未出现宦官、外戚、女主干政等乱象；其内部的南北官僚集团党争，也成为宋代士大夫政治下党争的先声。

关于士大夫政治的弱点，李全德老师也提出反思。他指出宋代的对外表现确实存在问题，北宋灭亡与南宋灭亡，以及士大夫政治所伴随的“议论不定”倾向与党争，都与此有关。党争实际上是士大夫政治的必然产物，这种现象在南唐时期也已出现，即南唐的“两党之争”，其中一派代表江南本土势力，另一派代表北方南迁的官僚集团。冯延巳集团主张对楚国、闽国用兵、主张开拓；而南唐史书中记载冯延巳“以天下为己任”，代表了地方士阶层崛起后的新气象，他们认为南方在经济文化上已超过北方。党争中双方弹劾攻击对方所使用的政治语言，与宋代党争中的修辞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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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赵佶《听琴图》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李全德老师总结，若以长时段视野观察，南方士阶层曾做过数次努力。第一次是在南唐时期，冯延巳集团主张对外开拓，但最终失败。第二次是在宋真宗时期，南北士人之间出现对峙，如天书运动及王钦若等南方势力的崛起。第三次即范仲淹、王安石时期的全面崛起，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方向。南唐的政治经验，是十世纪各政权探索长治久安路径中极具价值的成果，为宋代文官政治的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位发言人是陈志坚老师，他从统一与分裂的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历史中统一意识的深层结构，及其对五代十国分裂格局终结的决定性影响。他以《剑桥中国隋唐史》对隋文帝统一的评价为切入点，指出自秦始皇之后，统一便成为中国历史不可动摇的核心脉络，隋文帝的统一进一步将大一统观念深化为深入人心的政治文化，即便在分裂时期，政治分裂也仅被视为临时的秩序失范，统一始终是普遍认可的历史必然。

基于这一判断，他提出核心观点：五代十国时期，十国虽是分裂的地理主体，但分裂局面得以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原五代王朝的内部失序，核心是皇权不稳。上溯至整个唐代后期，安史之乱后不仅地方呈现明显的军事化，中央也是如此，宦官专权的核心就在于掌握禁军，皇帝想解决这一问题甚至需要以政变方式，且实际上也失败了。他指出从唐后期到五代存在的“武人政治”时代，类似于田余庆先生论东晋门阀政治是“皇权变态”，武人政治也是皇权在暴力下沉后的变态现象，而武人政治的内在矛盾，也决定了五代皇权的脆弱性。开国君主需年高望重方能服众，却也因此在位时间短促，继位少主难以在武人集团中建立权威，最终导致政权频繁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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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昭道《明皇幸蜀图》(传)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与之相对，十国政权虽多有称帝建制之举，但其统治者的自我定位多为春秋式的霸主，而非取代中原的“真命天子”，始终保有强烈的统一认同，吴越国长期尊奉中原正朔、最终和平纳土，正是这一心态的典型体现。陈志坚老师还对新旧《五代史》的编纂体例提出了批评，旧五代史将十国分为“僭伪”（称帝者）和“世袭””两类，而新五代史则统一称为“世家”，将所有政权一概而论。他认为应当分层次看待，有些政权确有分裂倾向，有些属于割据，而有些（如吴越国）实际上是诸侯的地位。

陈志坚老师最后总结道，尽管北汉的问题尚存，这段中国历史分裂期的句号恰恰是由一次和平的纳土归宋画上的，这本身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与暗喻，可以证明统一是中国人长久的信仰。

第四位发言人是胡耀飞老师，他以吴越国钱氏家族成员的著述活动为核心线索，为宋初“走出五代”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南方政权臣民视角的微观观察。他提出，以往关于宋初统一的研究，多聚焦于北方王朝的制度建设与军事行动，而忽视了南方政权臣民从“告别十国”到“走进大宋”，再到“走近大宋”的渐进式心态转变，而这一过程恰恰是统一进程不可或缺的深层维度。

他以钱氏家族不同代际成员的著述为分析对象，梳理了其身份与心态的转变轨迹。吴越国宗室钱俨，在政权存续末期撰写《吴越备史》等国史类著作，寄托对故国的归属感，入宋后则转而撰写赞颂宋朝皇恩的著述，完成了从吴越国史书写者到大宋圣恩赞扬者的身份转换；钱昱、钱易等钱氏子弟，或通过歌颂宋朝的著述谋求仕途，或通过科举入仕寻求制度层面的认可，积极融入宋代政治体系；生于宋初的钱惟演，虽一生都在宋朝度过，却始终保有对钱氏家族与吴越故国的深切认同，同时深度参与宋代文坛与政治，成为南方士人融入宋代主流体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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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王雷峰塔经卷》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胡耀飞老师总结道，从钱氏家族成员的著述撰写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如何总结、回忆吴越国，同时又积极向大宋靠拢的双重过程。这一视角超越了宏观政治经济层面的北方王朝措施论，为我们提供了从南方政权臣民角度审视北方统一的独特窗口。

第五位发言人是吴同老师，他从财政史的角度切入，以榷利（专卖收入）及商税等“工商业收入”为线索，探讨五代至宋初朝廷、藩镇、禁军之间关系的演化，揭示了“杯酒释兵权”背后的经济逻辑，以及藩镇擅有榷利在走出五代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他首先梳理了影响五代至宋初政治演进的四对核心关系，即朝廷与藩镇的枝干关系、君主与禁军的腹心关系、中原与南方的南北关系、中原与契丹的华夷关系，其中藩镇对榷利的长期掌控，是贯穿这四对关系演变的关键线索。

他指出，以往学界对“杯酒释兵权”的研究，多聚焦于政治层面的制度调整，而忽视了其背后的财政赎买本质。宋太祖向禁军将领许诺的“长享富贵”，核心实现路径正是令其出守大藩、获取藩镇所辖的榷利收入，这一做法源于五代时期中央以藩镇之利安抚武臣的制度传统。宋初在此基础上，对藩镇榷利进行了系统性的分化利用，一部分用于赎买禁军宿将的兵权，一部分供给北方边防的军政开支，还有一部分用于安抚西北沿边藩镇，以此实现兵权转移与边境稳定的双重目标。直至宋太宗末期至真宗时期，朝廷通过向地方派遣监当官，才最终实现了榷利的全面中央化，完成了“制其钱谷”的集权目标。

吴同老师总结，财政手段是宋初解决藩镇与禁军两大核心难题的幕后关键力量，而榷利本身的经营特性与地方属性，也构成了宋初财政格局的深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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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佚名《宋太祖坐像》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论坛最后，邓小南老师做总结发言，从核心概念辨析、研究方法论反思、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等层面，对本次论坛的研讨内容进行了提炼与反思。

关于“乱世”，邓老师指出五代十国肯定是乱世，但学者很早就指出乱中有“变”。对于“走出五代”这一议题而言，关键问题是变在哪里、怎么变的、变的过程是什么、变的主导力量和推动势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变。

关于“太平”，邓老师强调统治者心中的太平与老百姓心中的太平内涵不完全相同。统治者在意的是政权稳定，老百姓的太平则相对朴素，日子能平安过、有饭吃、有活干就算太平。当时的太平概念还包括收复幽蓟十六州，因为那是后晋时期才被割出去的，宋太祖和宋太宗都做过努力，真宗以后才基本不再是中原王朝急于解决的问题。邓老师用八个字概括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即便是标榜太平治世的时期，精英阶层始终保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也是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等改革运动出现的核心动因。

关于“太平兴国”年号，邓老师特别分析了宋太宗改元“太平兴国”的政治意涵，指出这一四字年号背后，是太宗在军队中的影响和历练不如太祖，因此更强烈地需要安定民心、标榜太平，响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现实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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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佚名《太平有象图》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针对“走出五代”的研究，邓老师提出了若干方法上的建议。第一，研究“走出五代”，首先要厘清“五代是如何走出晚唐的”，关注唐代后期长期缠绕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等核心难题，是如何在五代时期被逐步破解的。第二，要关注内部问题与外部压力的持续交错，不能孤立地讨论五代十国的历史，必须将契丹等外部势力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第三，要看到动乱之中的历史进展，关注五代时期被磨砺出的精英群体的历史洞察，宋初开国君主本身就是五代培养出的最后一代精英，这也决定了宋初本质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时代。第四，要突破简单的文武二分叙事，文职不等于通过科举选拔的文官，亲疏、能庸等维度的区分，往往比文武之分更能揭示历史的深层逻辑。第五，要打破单一的中原中心视角，关注南方政权的制度探索、地方社会的治理实践，及其与宋代制度建设的互动关系，而非将统一简单视为中原王朝对南方的军事吞并。第六，要关注社会文化等深层因素的影响，如南方十国时期佛教的发展、文教的普及，都为宋代的统一降低了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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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老师和与会学者合影

最后，邓小南老师围绕本次论坛的引子电视剧《太平年》，探讨了历史题材影视剧与公众史学的关系。她肯定了该剧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功，同时明确提出，该剧是“参考了史实的电视连续剧”，而非“历史正剧”。她指出“先知先觉的救世主推动历史”的叙事模式，不符合当时的史实，历史的走向是多方力量互动作用、曲折演进的结果，而非少数精英同心合力的设计。她强调，公众史学不等于流量史学，历史学者的责任，是向公众传播真实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认知，既要认可合理的戏剧化创作，也要厘清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边界，把握历史大势与历史逻辑。

交流环节，与会听众围绕唐宋之际精英地方化、隋文帝统一传统的历史传承等议题提问，闫建飞、陈志坚等学者分别作出回应。本次论坛从政治制度、地域脉络、财政经济、社会心态、历史观念等多个维度，对宋初“走出五代”的历史进程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讨，既回应了学界长期关注的唐宋变革、五代宋初制度转型等核心议题，也为公众理解五代宋初的历史提供了专业的学术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