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立华院长为郑威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郑威老师的报告从一封出土秦代家书引入研究主题。这封家书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写信人是名为黑夫和惊的两名秦军士兵，收信人是他们的兄长。信中问候母亲安好，并请求家里制作夏衣、寄钱至服役地。家书写作于秦王政二十四年，即公元前223年，正值秦灭楚的关键时刻。信中提到他们随军作战的地点在淮阳，并称淮阳为“反城”，表明这里是秦楚拉锯争夺的前线。

▴

睡虎地4号秦墓11号木牍图版（正）

这封家书引发一个核心问题：两名秦人的家乡为何在传统认知中属于楚文化核心区的江汉平原腹地安陆（今湖北云梦）？这背后折射出战国后期政治地理的巨大变动，即从早期列国分散分布，逐渐转变为秦据西、六国居东的东西对峙格局。本次报告则以汉淮流域为例，探讨从周代封建制到秦汉郡县制转变过程中这一地区的政治地理进程。

▴

家书所涉淮阳、安陆地理位置图

汉淮地区并非纯粹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是周至秦汉时期具有特殊性的政治地理区。广义上，它指汉水与淮水的全流域；狭义的研究对象则主要是汉水以北至淮水中上游的区域。这一地区是两大流域的交汇互动区，也是周秦汉时代南北、东西地理与政治交通之要冲。从周王朝的视角看，在以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为核心的王畿之外，四方区域称为“四土”或“四域”，汉淮地区被称作“南土”，传世文献中也常称“南国”“南邦”“南域”。周代南土的范围大致西起丹江流域，东至寿春，南达汉水和桐柏、大别山脉一带，北抵汝、颍、涡诸水上游。从地形上看，大致可分为四个地理单元：南阳盆地、随枣走廊、汝颍流域和淮水上游沿岸，呈“一纵三横”形态分布。

▴

南土地域范围及分区情况图

西周王朝在南方的推进以昭王南征失败、止步汉水为终结，南土疆域基本形成于此时。周人通过宗法分封制实现统治，南土地域广阔，众多邦国与族群分布其间。周人在与南方内外势力的政治博弈中形成了动态发展的政治网络，这种治理并非实体的地理板块，而是呈网络状结构，诸多点状分布的邦国控制着各个区域要地，形成层次分明的邦国体系。邦国网络之间还存在许多被称为“隙地”的区域，充斥着与周王室关系或亲或疏的族群。

西周前期，南土的统治重心在汝颍流域和随枣走廊。汝颍流域的应、胡、蔡等国主要面对东方的淮夷族群；随枣走廊的曾（随）、鄂等国则扼守由南阳盆地南下江汉平原、通往铜锡矿产区的通道，即控制着“金道锡行”（运送铜锡的通道）。西周中期的夷王、厉王时期，发生了淮夷与鄂侯驭方的联合叛乱。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甚至威胁到洛邑附近。周王调动西六师、殷八师镇压，最终翦除了鄂侯驭方及其家族。这场叛乱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地理格局，迫使周王朝重新调整南土的封国布局。

▴

曾伯簠盖

铭文中有“金道锡行”

国家博物馆藏

西周后期，周宣王通过新的分封重建并加强了南土的统治网络。在维护原有的汝颍流域和随枣走廊网络体系之外，加强对南阳盆地和淮水上游沿岸地区的控制。宣王以大别山至桐柏山一线为界，构建起南北两条统治线。北线选择申、息两国作为南阳盆地和淮水上游的政治中心，形成申息二元的格局；南线以邓、曾（随）等国扼守要冲，直接面对南方的楚国与淮夷。宣王之后，经幽王至平王东迁，周王室权势不断衰微。东周初年，以申、息两国为核心的南土治理网络虽然依旧稳固，但这种局面随着楚人势力的北扩而逐渐瓦解，周人南土也逐渐被整合为楚人北疆。

在分析完西周时期南土的政治地理演变过程之后，郑威老师又将话题转到了楚国。楚人先祖可追溯至商末的鬻熊。周成王时，熊绎受封于“楚蛮”之地，居丹阳，爵为子男，田土仅五十里。西周时期居于丹淅地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居于汉水中游西侧的襄宜平原一带；战国早期很可能迁居沮漳河中游；战国中晚期都城则迁至纪南城（位于今湖北荆州）。楚人迁徙的特点是，从周人南土防线的侧后方逐渐发展壮大，与周人控制区若即若离，伺机扩张。

▴

楚国居地迁徙示意图

（尹弘兵《清华简<楚居>与楚国的居地及迁徙》）

早期楚国相对贫弱，自迁徙至汉水中游后发展起来，并开始开拓四域。春秋时期，楚人势力不断北扩，与周人南土产生正面冲突，南土政治网络受其冲击而逐渐瓦解。楚武王时“服随、唐”，通过楚邓联姻、武力威胁等方式控制汉水以东的邓、随、唐等国，汉淮南线基本瓦解。楚文王初年“县申、息”，越过汉水攻击南土战略要地申、息两国，并设县管理，占领了南阳盆地至淮水上游；同时“朝陈、蔡”，使更为偏北的陈、蔡两国朝觐于楚，汉淮北线也不复存在。清华简《系年》载“楚文王以启于汉阳”，传世文献称其“封畛于汝”。楚成王即位后，楚人在申息一线的统治逐渐稳固，周王室不得不承认这一现状，南土的治理权由周转到了楚，且楚国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周的认可。通过这一系列扩张，楚人北疆初步形成，与周王朝及北方诸侯形成了“分畛南北”的态势。

▴

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汉淮地区形势图

（底图据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附图）

楚人占领周之南土后，虽然灭国置县，但对周宣王所建构的治理网络多有继承。此后，楚人对这一网络进行了新的整合。首先是申息一体。楚人继承了西周后期的南土格局，申息一线成为楚国北部的战略要地，申息之师成为重要军事力量。申、息两县频频合称，反映出南阳盆地至淮水上游的一体化。楚人有意打破方城界限，将方城内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防御和控制。宛郡设立时间不详，推测设于楚悼王时期，以申（宛）、息为主县，以申息之师为军事基础，以申息之老为民众基础，聚合南阳盆地至淮水上游的诸县邑而形成，是秦汉南阳郡的前身。其次是陈蔡一体。楚灵王时灭陈、蔡置县，以其弟公子弃疾为蔡公，后又领有陈县，陈、蔡所处的汝颍流域成为楚人新的北疆门户和军事重镇。楚国聚合方城外诸县邑，以蔡为主县，以陈蔡之师为军事基础设立了上蔡郡，与宛郡相呼应，共同构筑形成楚国北境的军事防线。

南土诸国在南北势力之间，依附大国、朝晋暮楚是它们的生存之道。春秋中晚期，随着楚国势力壮大，这些小国最终大多被纳入楚国政治版图，成为楚人北疆。与此同时，原本相互独立的汉水流域与淮河流域被纳入同一政治体系之中，楚人也有意加强方城内外的联动。从“申、息之师”到“陈、蔡之师”，楚人北疆军事防线不断外扩，对地区的掌控整合日趋完善，“汉淮”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政治区域也逐渐形成。至战国中前期，楚国疆域达到极盛：“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版图东至于海，西抵巴蜀，北接三晋，南达南岭。

▴

战国中期楚国形势图（朱本军《战国诸侯疆域形势图考绘》）

但到了战国后期，楚国疆域剧烈变动，除东境继续扩展外，西、北境疆土不断沦丧，郢都所在的统治核心区陷落。楚怀王后期，丹阳蓝田之战、垂沙之战均以楚国失败告终，楚人先后丧失汉水上游地区及南阳盆地大部，江汉平原直接暴露在强敌威胁之下。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都东迁于陈，是为陈郢，其所在的淮水流域逐渐成为楚国新的核心区。楚考烈王时期，楚都迁至寿春，是为寿郢，直至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随着秦的一国独大以及楚国江汉基地的易主，列国政治地理形势从南北攻伐转变为东西对峙，楚国也因此由南方强国转变为东方诸侯。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以楚宛郡为基础置南阳郡，辖域除南阳盆地外，尚有随枣走廊与方城之外、汝水以西部分地区。汝水一线成为韩、魏、秦、楚四国势力交汇之处，也是对峙的地理重心与前沿焦点地区。秦南阳郡的辖域划定与南阳盆地的地理特点密切相关，盆地西有秦岭，北有伏牛山脉，东有方城山和桐柏山，南有大洪山和武当山。南阳郡西、北、南三面的界线基本与山川形势相合，唯一与山川形势不符的是东面，越过方城山与桐柏山辖有汝水以西的地区。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汉廷直辖的十五“汉郡”位于西部，东方则分封十个诸侯王国，形成西为汉郡、东为王国的“东西异制”格局。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可知，汉初南阳郡继承自秦南阳郡，仍包含申、息等地。因其地处汉郡与东方王国交界的战略前线，故需保持完整的战略区域，未按山川形便调整。汉初南阳郡东界延伸至汝水流域，这一政治地理结构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的“申息一体”和楚宛郡。

▴

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十王国、十五汉郡示意图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

“东西异制”格局的瓦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文帝十二年徙淮阳王为梁王后，置汝南郡，东西异制的分界线向东推移，南阳郡的前线地位为其东的汝南等郡所取代，辖境随之重新划分，东部郡界由汝水一线收缩至方城内外。这种后战国时代的“东西异制”逐渐消弭，遗留的区域政治分野与文化差异逐步被大一统王朝的制度整合与文化统合所重塑。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后，王国势力被彻底削弱，郡与国在治民上已无实质差别，“东西异制”的政治地理格局最终消失。至此，从“周秦之变”视角观察到的地方治理层面的统一进程才真正完成。

在报告总结部分，郑威老师指出，动态发展的政治网络是周王朝与南方、东方内外势力在政治博弈中逐步形成的，楚人对这一网络既有继承，也开展了整合。汉初推行郡国并行制，保留了东西异制的格局，整体呈现出转型过渡的特征；从文帝到武帝时期，真正大一统的统一王朝才逐步建立，周秦之变中地方治理的转型也最终完成。汉淮地区的政治地理演进，清晰展现了周秦之变进程中的区域政治变迁脉络。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本次报告展开了深入交流。黎海超老师指出，本次报告是目前对楚国生命史与上古中国南方地理格局最为系统的梳理。石井刚老师就出土文献的使用问题进行提问，郑威老师回应道，学界目前对出土文献普遍持审慎态度，会根据不同情况判断其史料效力，并进一步介绍了简、牍、帛书等不同类型出土文献的物质形态。

▴

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一卷《四时令》（摹本）

林月惠老师提问历史上的行政划分与文化认同是否吻合。郑老师回应称，文化地理与政治地理虽存在一定一致性，但文化变迁往往滞后于行政变迁。以楚人东迁为例，公元前278年楚人迁出后，江汉地区并未马上成为秦的文化区，而是历经了五十余年的演变，从墓葬遗存与风俗习惯来看，至战国末年，已基本完成文化转型。也就是说，文化认同与文化格局的变迁，大致需要一代人或稍长一些的时间来完成。

王楠老师提问，历史地理变迁背后的政治与社会变化是否隐含在周秦之变当中。郑老师从秦代律令的推行、文书行政体系、皇权制度等角度，对此进行了简要论述。姜抮亚老师询问楚文化凤凰崇拜与巴文化虎崇拜的差异，郑老师补充指出，楚文化本身也存在虎崇拜的元素，例如楚国令尹子文出生后被遗弃在云梦泽、由老虎哺育的典故，因此不能简单将二者归为“巴崇拜虎、楚崇拜凤凰”的二元对立。

▴

龙凤虎纹绣罗单衣袖

战国，1982年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魏文老师提问，气候因素是否对楚人的南迁产生了影响。郑老师分析指出，中国古代的气候变化整体呈现出温暖期与寒冷期交替的规律。先秦时期江汉平原的遗存大多集中在边缘地带，是因为当时云梦泽面积广阔、地貌条件复杂，并不适宜人类居住，因此楚人先向北拓展疆域，之后才越过长江向南发展。到战国后期，楚人沿湖南境内的水系一路向南推进，直至南岭地区，这里也成为了楚人势力范围的最南端。

文晗老师提问楚国在极盛时期已经占领了中原大半土地，为什么最终未能统一六国。郑老师指出，站在后世的视角回顾，我们往往会默认各个大国都谋求统一，但在当时，其实并没有形成普遍的统一观念。从历史进程来看，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在各地所置秦郡基本构建起了相对明确的四至范围；而秦最终能够完成统一，更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整场研讨围绕先秦秦汉政治地理核心问题展开，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互证，宏观格局梳理与微观区域剖析结合。参加讨论的学者们围绕汉淮地区的疆域变动、政区演变、人群互动与制度传承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进一步拓宽了周秦之变与早期中国疆域形成研究的学术空间。本次报告会在热烈开放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