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伊始，段德敏老师介绍了本次论坛的主旨。本次活动围绕瓦鲁萨基斯教授新近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西方：一部观念史》（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5）展开，探讨“西方”作为一种自我描述的概念如何形成、变化及其政治文化意涵。

瓦鲁萨基斯教授在主旨发言中，通过细致的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考源，系统性地解构了长期盘踞于欧美学界的“从柏拉图到北约”（From Plato to NATO）的线性西方文明史观。他指出，现代意义上的“西方”（The West）作为一个自觉的政治与集体文化自我描述概念，并非自古有之，而是迟至19世纪初才真正兴起的现代发明。这一概念的催生动因，并非如后殖民主义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言主要为了论证对东方的帝国主义扩张，而是源于当时西欧国家（特别是英法德）在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内部为了应对俄罗斯帝国的崛起与扩张，亟需创造一个新的身份标识以划清界限。

▴

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Georgios Varouxaki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5

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俄国在欧洲事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的“欧洲”或“基督教世界”等概念已无法有效地将西欧自身与同样作为基督教成员且日益庞大的俄国区分开来。正是在这种对俄罗斯持久恐惧（Fear of Russia）的历史语境下，“西方”这一术语开始被赋予明确的政治与文化意涵。瓦鲁萨基斯教授进一步强调了法国思想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在“西方”概念史上的关键性枢纽作用。孔德在19世纪40年代系统性地提出了“西方共和国”（Western Republic）的构想，将其描绘为排除了俄罗斯的、代表人类最先进阶段的先锋组织。尽管孔德本人强烈反对领土扩张式的帝国主义，主张解放殖民地并认为这是时代的倒退，但他的理论依然根植于一种极度单线进化、排他性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进步观中。

瓦鲁萨基斯教授总结道，“西方”概念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存在，而是一个在历史演变中“本质上可争议的”（Essentially Contested）术语，它随着地缘政治、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被不断重塑。其内部存在着多元甚至相互冲突的解读，进行严谨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梳理，目的正是在于打破对其本质化、标签化的滥用，避免我们在当下的政治争论中将特定历史时期的概念神圣化或妖魔化。

高峰枫教授的发言聚焦于该书在研究路径上的重要转向，高度肯定了作者将学术焦点从外围拉回至“西方”内部进行自我定义考察的学术价值。他指出，许多现存的研究往往倾向于认为“西方”概念是由非西方世界在反抗过程中所发明和塑造的，而瓦鲁萨基斯教授通过严谨的语文学（Philology）和文献学分析证明，将“西方”追溯为西方知识分子的自我描述，是一条坚实且明智的研究路径。高峰枫教授特别赞赏了书中对西方内部边缘化群体的考察，尤其是对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和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等非裔美国作家的深入分析。这些被西方社会压迫的黑人知识分子处于一种既是内部人又是外部人（Insiders and Outsiders）的特殊生存境遇之中。他们从小接受西方语言和文化的熏陶，却又饱受种族歧视的迫害；他们并不全盘否定西方，而是要求西方切实履行其所标榜的自由与人权原则。通过探讨这些内部边缘群体对“西方”观念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接受史，该书极大地丰富了“西方”概念的层次，展现了这一思想观念在传播过程中被接受、抵抗与重构的复杂肌理。

▴

W.E.B.杜波依斯

章永乐教授在发言中将视野引入全球思想史的互鉴维度，强调了非西方视角对于全面理解“西方”概念生成史的重要补充作用。他指出，尽管“西方”作为欧洲的自我指涉概念在19世纪才广泛确立，但在明清之际，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Jesuits）在与中国精英的接触与对话中，为了将自身与中国佛教语境中的“西天”或中亚西域区分开来，已经创造性地发明了“泰西”（The Great West）与“极西”（The Extreme West）等概念。这些概念当时已不仅仅是地理方位词，而是蕴含了一整套高度规范化的文明实体（Civilizational Entity）意涵，涵盖了基督教一神论、欧几里得几何学以及近代大学制度等。这种文明实体的命名，在时间上早于19世纪欧洲内部统一的政治身份认同。章永乐教授运用概念史的互鉴理论，以美国“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概念的流变为例，指出概念的生成往往具有混杂性与镜像效应。正如欧洲人通过他者的凝视来反观自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实践与向梵蒂冈递交的拉丁文报告，很有可能以某种微妙的方式反向影响了欧洲早期的自我认知。因此，将早期中西文明相遇的历史材料纳入考察，能够使得“西方”这一观念的发展轨迹显得更为丰富且错综复杂。

▴

徐光启与利玛窦

出自阿塔纳修斯·基尔彻1667年的《中国插图 》

李宏图教授的评议从概念史方法论出发，探讨了“西方”概念的文明内涵演变，并呼吁在当下以“人的科学”超越因地缘与意识形态而极化的概念壁垒。他首先高度肯定了该书在长时段（Longue durée）中梳理“西方”概念谱系（Genealogy）的做法，认为这种在特定历史语境与思想论辩中呈现其动态演变的研究，有效打破了单一化与静态化的认知陷阱，使我们免于被宏大叙事所蒙蔽。其次，他指出讨论“西方”不仅是词汇探源，更是在解析西方作为一个社会与文明实体是如何形成的。在现实中，“西方”往往与“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西方价值”等复合概念深度绑定。若将其置于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的维度，尤其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视角，我们经历了从“打倒西方”“学习西方”到如今“批判与超越西方”的流变。这促使我们深刻反思所谓“普遍性价值”与接受者主体立场之间的复杂张力。最后，李宏图教授强调，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西方”这一概念已变得极不纯粹。尽管当下尚无法完全将其摒弃，但为了避免更多的误解与阵营对立，我们应当超越“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的地理与政治划分，转向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倡导的“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强调的“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正如伏尔泰所言，要牢记人的尊严。无论身处何种空间，拥有尊严、权利与自由的“人”本身，才应当是一切历史反思的唯一出发点与最终归宿。

施越教授从俄罗斯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通过反思俄罗斯思想史上的“本质主义”窠臼，高度评价了该书“关系主义”方法论的学术解放意义。他指出，自19世纪以来，“西方”观念深刻形塑了俄罗斯精英阶层的自我认知。从恰达耶夫（Pyotr Chaadayev）在《哲学书简》中对俄国文化的批判，到西欧派（Westernizers）与斯拉夫派的旷日争论，再到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在《俄罗斯思想》中对俄罗斯民族性格所谓“两极化”（Polarity）特征的经典刻画，这些关于俄罗斯文明身份定位的世纪辩论，实际上都陷入了“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思维框架。在这些叙事中，辩论各方往往潜移默化地将“西方”预设为理所当然的“常态”与“标准”，其论辩结构本质上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centric）的。施越教授强调，该书采用的“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视角，成功打破了将“西方”视为实体常态的迷思，为我们重新审视俄罗斯在确立政治独立性时所伴生的复杂认同焦虑，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替代性分析框架。最后，他指出作者在冷战时期地处东西方十字路口（克里特岛）的成长经历，赋予了该研究一种独特的“边疆视角”（Borderline perspective），使其思想史的考古与探索具备了深厚的个人生命体验与现实关怀。

▴

别尔嘉耶夫出现在2024年俄罗斯邮票上

孔元研究员的评议聚焦于中欧（Central Europe）在“西方”概念史中所处的模糊地带，以及当代政治中对“西方”定义权的激烈争夺。他指出，本书对中欧概念的探讨相对有限，然而，身处东西方地理与文化夹缝中的中欧国家，对于理解“西方”身份的边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冷战后，中欧知识分子（如米兰·昆德拉）常常将自身构建为被“东方”（苏联）绑架的“西方”一部分。孔元教授进一步引用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的思想，探讨了欧洲应在东方与远西（美国）之间扮演桥梁角色的主张。他由此发问，在当今充满裂变的国际局势下，美国国内的极端保守派正试图垄断并重新定义“西方文明”的内涵，以此来排斥异己。这表明，“西方”并非一个正在衰退或被遗弃的概念，而是正在成为各方势力激烈争夺政治话语权的核心场域。

白彤东教授在评议中探讨了“西方”概念的古典根源，并呼吁对同样充满混杂性的“东方”（Orient）观念进行对等的历史考察。他表示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作者关于“西方”是现代政治发明的论断，但在哲学和历史的长时段维度上，他倾向于追问现代“西方”概念是否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古典世界遗留下来的深层结构划分，例如罗马帝国东西部的地缘文化分裂，以及基督教大分裂后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教派对峙。白彤东教授强调，如果说“西方”概念是在特定历史中被建构的，那么作为其对立面的“东方”概念同样经历了漫长且更为混乱的演变。从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等人将中国视为欧洲文明效仿的楷模，到后来逐渐演变为落后与专制的负面隐喻，“东方”的形象在欧洲人的视野中经历了剧烈的流变。此外，相较于孔德带有等级制与欧洲中心色彩的方案，白彤东教授建议可以引入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天下观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资源，以此作为超越狭隘民族国家体系、反思甚至替代“西方”单向度文明扩张逻辑的重要思想参照。

▴

乔治斯·瓦鲁萨基斯教授线上发言

在会议的最后，乔治斯·瓦鲁萨基斯教授对与会学者的深度评议进行了细致的回应与学术总结。他首先对各位中国学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文本解读表示由衷的感谢与钦佩。他重申，本书的根本目的旨在进行严谨的谱系学（Genealogy）考察，而不是本质主义的定义。他指出，“西方”一词在今天依然充满着高度的争议性。一方面，欧美右翼势力试图将“西方文明”等同于排他性的宗教与种族优越感；另一方面，部分激进左翼又试图因历史上的帝国主义罪行而将整个古典传统与西方文化彻底否定（Cancel Culture）。他主张采取一种更为清醒与平衡的历史观：既承认“西方”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由于各种历史偶然性（Contingent reasons），成功融合并发展出了一套适用于自身的法治、宽容与自由制度的政治文化；又必须坚决拒斥任何将其视为西方人独有本质或专利的傲慢态度。瓦鲁萨基斯教授回应了关于古典根源的问题，他并未否认古希腊罗马的文明遗产，但他强调，现代人是如何“选择性地”将这些古典遗产认作自身精神谱系（Self-understanding），这才是概念史真正关心的课题。关于中欧的缺席以及非西方视角的探讨，他坦承这是受限于语言能力与成书篇幅的遗憾，并高度评价了耶稣会士在华文献及儒家天下观在全球史语境中的重要启发意义。最后他呼吁，那些在现代社会中被珍视的理念，应当超越地域色彩，对不同文明与社会持包容态度，从而在更为谦逊、平等的文明对话中共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