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伊始，崔剑锋老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介绍。本次活动围绕“物质与技术对文明社会的意义”展开，由文研院的五位邀访学者在广阔时空维度下分享学术探索与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各位学者的研究均不同程度融入考古学视角，在文研院支持下，五位学者组建了古代文明研究的核心团队，尤为关注跨区域的人和物的流动，并拟展开持续讨论与合作研究。本次论坛便是常态化的交流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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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张昌平老师随后发言。张老师的发言题目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旅行——曾侯乙的帐篷”，围绕曾侯乙帐篷的复原研究展开。

张昌平老师首先介绍了曾侯乙帐篷的考古背景。1978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因基建而发现的曾侯乙墓，当时仅清理了主墓坑，在1999年保护主墓的工程中，又发现一排陪葬坑，帐篷构件出土于陪葬坑K1。

发掘之初，出土的467件铜器无从辨识，经初步整理分为套铜类构件（含销子、四通型、三通型连接件及钩子等，通过木头穿插、销钉固定连接）、带固定柄的铲子类器物等。因中国古代青铜器常见容器、兵器、车马器三类，这些构件最初被推测为车马器，但与已知形制差异显著，功能长期不明。经过多年持续探索，研究者发现构件具备可拆卸特性，采用卡扣式连接设计——设卡槽与卡口，插入后转动90度即可固定，部分钩子通过搭接、转动连接，证实其为实用性可拆装器物；结合山东战国中期同类帐篷构件，明确其核心功能为搭建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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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梁与角椽

张昌平老师指出，团队采取按发掘原貌陈列构件反复观察、与数字公司合作开展三维扫描、3D打印辅助研究等多重方法推进复原。通过分析构件同类对应关系，确定帐篷采用标准化设计，含三组完全相同对应构件，形成三个开间，单开间宽度2.06米。结合构件力学特征与使用损坏痕迹，团队推测这组帐篷是“中间三开间+两侧侧间”的五空间长方形结构，并非如传统房屋那样中间宽、两边窄；依据陪葬坑构件码放与预留空间，推断帐篷高度约1.9米。

帐篷装配逻辑清晰，铜构件与木头杆件配套，拆卸后便于旅行携带，需通过铜与铜搭接固定（木头直接拼接无法稳定）。完整组装流程为：铺设木质地板、栽立柱子搭建框架、安装三脚架横梁分散压力、连接框架并挂四角伞状构件、铺设统一形制椽子、拉绳固定。全套帐篷不含地板共79个铜构件，堪称公元前5世纪的高级工业设计。但同时存在两处缺陷，角部构件未预留斜梁穿插孔，需后期敲击；力学结构不足，四角拉绳受力过大会导致钩子脱落或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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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篷复原示意图

张昌平老师认为，从文化渊源来看，中国农业文明无移动式居住传统，帐篷形制与逻辑源自草原文化——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帐篷出自春秋晚期太原金胜村M251，为圆形；战国中期中山王厝墓相关构件仍延续草原风格，而曾侯乙帐篷已演变为契合中国传统房屋布局的长方形，体现出草原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曾侯乙墓中失蜡法、带钩等元素亦可能经欧亚草原传入，推测战国早中期楚国因经济发达，与草原存在文化交流通道；墓中酒具盒等旅行用器物的固定方式与帐篷构件一致，印证当时上层社会对实用旅行器物的重视。

张昌平老师最后强调，古代帐篷设计与当代帐篷搭建逻辑高度契合，考古复原的乐趣不仅在于重现器物，更在于探索古代设计者思路，实现跨时空学术对话，这正是“时间和空间中旅行”的题中之意。

杨晓燕老师发言的题目是“史前农业技术对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围绕农业起源传播、考古研究方法及两大区域农业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展开分享，聚焦史前农业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深层影响。

首先，杨晓燕老师介绍了农业起源与传播脉络。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中，大麦、小麦及绵羊、山羊、黄牛从西亚起源；东亚驯化粟、黍、水稻及家猪（北方以粟、黍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距今7000年左右，东亚粟、黍向西传播，西亚大麦、小麦向东扩散，至距今3500年前后完成双向交汇。家养动物主要通过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东传，黄牛于5000多年前传入中国。农业技术核心包括种植制度（间作、轮作）、灌溉、施肥等作物种植技术，及家养动物圈养、放养等饲喂方式。

接着，杨老师说明了考古学研究史前农业技术的方法。传统研究依赖植物遗存（碳化种子、淀粉、植硅体）与动物骨头的形态学鉴定，判断种植作物与家养动物。近年DNA技术实现动物骨头种级、亚种级精准鉴定，获取演化信息。稳定同位素分析成为关键手段，可利用δ15N 判断施肥，Δ¹³C追踪灌溉，利用C3、C4植物同位素差异还原动物饲喂方式与人类食谱等。

随后，杨晓燕老师通过两个核心案例，具体阐释了农业技术对两大区域人类社会的影响。首先是以黄土高原为例，距今6000-4000年，中国北方形成以粟、黍、家猪为核心的成熟粟作农业系统，在这期间大地湾、石峁、陶寺等大型聚落及早期城市相继出现，人口大幅增长，需要更多的食物生产。以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距今约5000年）为例，碳化粟黍种子的δ15N指示重度施肥信号，猪牙结石含大量粟黍麸皮的植硅体遗存，证实当时形成了“人食粟米—猪食麸壳—猪粪肥田”的可持续集约化农业系统。结合北方其他遗址数据，距今6000-4000年，北方碳化种子均有施肥信号，集约化农业出现且持续发展。距今4500-4000年，西亚麦类、牛羊等传入，经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羊以C3类食物为主，推测放牧为主、辅以秸秆饲喂；牛以C4类食物为主，且中原地区牛圈养特征更显著，近乎完全圈养，呈现以猪的方式饲养牛的特点。外来物种嵌入原有粟作系统，支撑人口增长与社会分工，加快北方早期国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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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晚期(6000-4000BP)

粟作农业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广泛分布

其次是农业技术对青藏高原人类定居的影响。定居与农业密切相关。近东地区先定居然后出现农业，然后出现陶器。中国北方有陶器，有农业，然后有定居，高海拔无农业区域（如西藏玛不错遗址），人类利用湖泊鱼类资源，减少流动性，实现定居。在对雅鲁藏布江最早定居聚落距今4800年左右的拉颇遗址进行的研究中，出土家猪经DNA鉴定为家养，猪同位素显示以粟和黍为食，碳化种子有重度施肥信号，证实集约化粟作农业支撑低海拔河谷定居。后续麦作农业、黄牛传入，牦牛驯化及与黄牛杂交形成适应高海拔的犏牛，推动牧牛业发展。结合碳14测年数据，粟作传入形成第一次人类活动高峰，麦作传入形成第二次高峰，两次农业浪潮支撑人类的定居并使得生存空间往更高海拔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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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颇遗址主要遗迹和遗物

杨晓燕老师总结道，集约化粟作农业的形成，支撑了人类社会在黄土高原的复杂化进程。牛羊等麦作农业包裹的传入被嵌入粟作农业体系，加速北方早期国家的形成；集约化粟作农业向高原传播支撑人类社会在高原上海拔相对较低的河谷生活，也扩展了人类在高原上的生存空间。农业技术的演进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深刻塑造了人类社会结构与活动范围。

欧阳晓莉老师围绕两河流域六十进制位值记数法的形成机制、实际应用及其再认识问题展开题为“两河流域‘60进制’的起源与应用”的报告，系统介绍了她与法国学者 Christine Boutte 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成果。

首先，欧阳晓莉老师明确了两河流域60进制的核心定义与基本特征。其全称为“六十进制位值记数法”，含六十进制、位值系统与特定记数符号三大要素。记数符号仅两种，一是“竖楔”，由芦苇笔垂直按压泥板形成，1-9累加记数；二是“斜楔”，芦苇笔与书写方向呈45度按压，1-5累加记数。在此记数符号系统中，59可由五个斜楔与九个竖楔组合表示。该记数法用位值计数，数字无绝对值，60为进位循环单位，1、60、1/60等均用同一符号表示，因此无需专门分数符号，分数可转化为60的幂次形式。

接着，欧阳晓莉老师梳理了对60进制的传统认知。学界普遍认为其起源于约4300年前的阿卡德时期，在后续的乌尔王朝第三时期相关证据稀缺，仅见于伊斯坦布尔古代东方博物馆的倒数表、少量数学文献及一篇经济文献。60进制系统应用则出现在古巴比伦时期，此时已出现度量衡换算表、乘法数表及数学习题等丰富文献，证实60进制的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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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王朝第三时期的倒数表

随后，欧阳晓莉老师介绍了研究的新发现。新证据来自经济管理文书上的“边缘数字”（marginal numbers），这类数字书写在泥板边缘、正反面空白处或底面、侧面，与正文无明显关联，此前学者虽有提及但未系统研究。研究团队共发现约20块带有此类边缘数字的泥板，均出土于两河流域南部主要遗址，其记数符号主要为竖楔与斜楔，明确属于六十进制位值记数法的标识。这一发现极大拓展了60进制的应用场景，证明其并非仅存在于数学文献中，在经济管理实践中也已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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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第三王朝乌玛遗址泥板

实用形态上，两河流域存在“部分60进制记数法”，用于计算收入与支出差额：先将实物折算为白银价值，因涉及不同度量衡与分数，完全60进制换算复杂，因此书写者将数值拆分为两个60进制数字分别记录。例如12又5/6对应“12:50”（50为60的5/6），23又1/2对应“23:30”（30为60的1/2），拆分后可直接加减，运算完成后回归度量衡单位，大幅降低计算复杂度。

最后，欧阳晓莉老师总结了研究的核心成果与意义。该研究打破了60进制“线性发展”的传统认知。阿卡德时期，60进制的各项要素尚未统一；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除后续成熟的标准60进制位值记数法外，还存在出于实用目的的“部分60进制”；直至古巴比伦时期，标准形式才得以系统应用。研究通过新发现的边缘数字与对部分60进制的解析，展现了两河流域60进制发展的丰富面貌。

余欣老师的发言主题为“欧亚琥珀之路的物质性与东向网络重构”，该研究是余老师“七宝研究”系列的一部分（此前余老师已有对于琉璃、砗磲的研究），本次分享围绕琥珀的产地争议、考古发现、科技考古应用、贸易路线及文明交流意义展开。

首先，余欣老师介绍了琥珀研究的背景与产地概况。此前有关中国古代琥珀的研究较少，只有一本聚焦中国古代琥珀艺术的专著，相关科技考古近两三年才逐步展开。从产地来看，世界主要琥珀产区为波罗的海、缅甸、多米尼加、墨西哥；中国现代主产地抚顺，古代文献记载云南永昌郡（哀牢地区）出产琥珀，推测因腾冲与缅甸矿脉相连，云南琥珀或与缅甸相关，但古代产量少、利用率低。中国境内最早出土的琥珀制品为三星堆殷商时期蚕纹坠饰，产地尚未明确，推测经南方丝绸之路传入或为波罗的海琥珀，有待科技考古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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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主椁室东室出土琥珀（虫珀）

不同时期、区域的考古发现及产地分析显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云南昌宁县大甸山墓地（哀牢文化核心区）出土缅甸系琥珀珠，墓葬中同时发现海贝、青铜器，暗示通过缅甸、泰国连接印度洋的贸易网络。汉魏时期，南昌海昏侯墓琥珀辟邪来自缅甸，广西合浦汉墓出土大量精致琥珀制品，推测主要来源为缅甸，湖南长沙、郴州、湘中汉墓琥珀呈现多元来源特征，郴州汉墓4件琥珀中3件来自波罗的海、1件来自缅甸，湘中地区则以缅甸琥珀为主、1件波罗的海琥珀为辅，反映出当时琥珀来源的多层路线。北魏时期，北大考古团队检测确认一座北魏墓出土的琥珀珠为波罗的海琥珀，印证了波罗的海琥珀东传的可能性。隋唐时期，文献记载云南异模群、林邑、倭国、波斯国均向中原贡献琥珀：何家村窖藏琥珀与炼丹、医药相关，成都光华村唐墓琥珀经检测来自波罗的海。日本地区琥珀使用呈现本土与外来融合特征，绳文时代富山县出土本土琥珀，红外光谱分析指出其原料可能来自铫子和久慈。飞鸟、奈良时代的琥珀枕，据称其原料即为久慈琥珀。正仓院镶嵌琥珀多为缅甸产，经唐传入，日本既向唐贡献本土琥珀，又从唐进口缅甸琥珀用于重要场所，体现了输入品与本土审美情趣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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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仓院镶嵌琥珀

余欣老师进一步分析了科技考古在琥珀研究中的应用与局限。近年红外光谱、拉曼光谱、稳定同位素等科技手段仅能区分大类产地（如波罗的海与缅甸），无法精准确定具体海域及传播路线，需结合文献补充研究；且检测样本量不足，难以推断不同时代、区域琥珀来源比例差异，相关研究仍有较大开拓空间。

贸易路线上，琥珀东传存在南北两大路径。北方路线为传统“琥珀之路”：从地中海、黑海沿岸经高加索、里海、中亚地区与丝绸之路衔接，欧亚草原族群扮演中介角色。南方路线陆海贸易并行：缅甸琥珀经陆路（以云南永昌郡为核心的哀牢文化区）或海路（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南海-徐闻、合浦口岸）登陆后向内陆转运，湖南地区因地处南北之间，可能受到南北丝路的双重影响，但相关推测仍需更多样本支撑。

最后，余欣老师总结了琥珀在文明交流中的核心意义。东亚古代琥珀的来源极具多元化，波罗的海、缅甸等产地的琥珀通过陆海贸易网络传入，在汉唐至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本土资源与外来输入品并非互斥关系，而是形成共生格局，既体现了物质交换网络的复杂性，也反映了不同文明在使用传统、审美偏好上的互动融合。作为古代贸易商品与东西方交流的重要载体，琥珀与丝绸、贵金属、玻璃、瓷器、香料等并存于世界贸易网络中，不仅满足了社会对异域奇珍的需求，更在早期全球化进程中，推动了人类文化共通性与世界主义审美的形成，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世界图景变迁。

崔剑锋老师围绕鍮石的定义与性质、技术起源与传播、与佛教东传的关联、南北方本土化进程及与道教黄白术的联系展开题为“‘鍮石’入华与佛教东传及‘黄白术’关系考略”的分享，揭示了这一特殊物品与技术在跨文明交流中的多元串联作用。

首先，崔剑锋老师明确了鍮石的核心定义、词源与技术特性。鍮石即黄铜（铜锌合金），名称最早见于东汉末年汉译佛经，词源一般认为源自波斯语“托提亚”（意为氧化锌）。黄铜之所以成为重要的金属合金，核心原因在于锌资源分布广泛，可弥补青铜（锡铜合金）中锡资源稀缺的问题。但锌的沸点低于熔点，早期冶炼条件下无法直接炼出纯金属锌，需通过特殊工艺合成黄铜：环地中海地区公元前8-6世纪采用“矿炼法”来冶炼黄铜，将铜片/铜颗粒与锌矿粉混合，以木炭加热使锌矿石还原为锌蒸汽，与铜高温渗合，得到含锌约15%的黄铜；古希腊沉船中曾打捞到此类黄铜锭，古罗马公元前1世纪后更以黄铜完全替代青铜铸币。亚历山大东征推动该技术向中亚、南亚传播，印度则在11-12世纪发明“上火下凝法”，通过长颈瓶状容器使锌蒸汽冷却凝固，率先炼出纯金属锌，实现铜与锌的直接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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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大佛

鍮石入华与佛教东传关联密切，早期佛造像利用黄铜模拟黄金质感，如《大唐西域记》即记载巴米扬大佛在当时“金色耀着宝光焕烂”，并提及“鍮石释迦立佛”。此外，“鍮石”一词频繁出现于汉译佛经，传入中国的鍮石制品也有很多佛教用具。新疆地区作为佛教东传第一站，在古龟兹（今库车）苏巴什佛寺出土的铜器残件中，相当比例为黄铜质地（多为本地生产的建筑构件、带扣等），印证了鍮石技术随佛教同步传入。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西域、河西地区鍮石使用与生产已较为普遍，吐鲁番文书有“买鍮石三十金”的记载，而敦煌文书中鍮石记载多与佛教寺院用具相关。同期中原地区零星出土的鍮石实物（如庆山寺地宫鍮石瓶）亦多为进口；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佛教供具证实鍮石随佛教从唐传入日本。北京房山云居寺地宫出土的辽代“鍮石香炉”，是目前唯一自名“鍮石”的实物，经检测为铅锡黄铜，体现了辽代佛教用具的高超技术水平。

随后，崔剑锋老师梳理了鍮石的本土化进程，指出南北方技术来源存在显著差异。南方的黄铜技术源自海上丝绸之路：晚唐五代时期的南越国宫署发现黄铜冶炼遗迹，证实当时已掌握“点炼黄铜”技术；文献记载，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通过海上丝路向南方港口输入鍮石，阿拉伯商人在相关贸易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推动了鍮石实物及相关技术的传播。北方的黄铜技术则源自草原丝路/丝绸之路，如辽代常用黄铜生产本土葬具（如铜覆面、铜丝网络），经技术分析，其工艺与中亚地区相关，推测技术沿草原丝路传入辽代腹地。

鍮石本土化与道教炼丹术中的黄白术世俗化密切相关，五代时期《日华子点庚法》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本土化炼黄铜技术的文献，与南越国宫署出土的黄铜坩埚相互印证。北宋中期后，丹经、本草经中黄铜冶炼记载增多，随着鍮石“点炼法”的普及，官方与民间开始较大规模地生产黄铜，推动其在中原及南方地区的普及。如南宋临安城出土了黄铜制品及冶炼坩埚，同时两宋时期官府的铜器分类已明确将“鍮器”列为独立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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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宫署铜釜甑

总的来说，鍮石产品随佛教东传进入中国，技术本土化呈现南北方不均衡特征——中原及南方依托海上丝路吸纳西亚、南亚技术，北方通过草原丝路承接中亚技术，中原及南方地区的技术普及得益于道教炼丹术的世俗化推广，最终使黄铜成为古代中国广泛使用的金属材料。

活动最后，现场听众与各位主讲老师围绕核心内容展开深入讨论，议题涵盖鍮石传入与阿富汗铜矿、佛教造像的关联及明清黄铜技术传承，曾侯乙帐篷的实用性设计、组装逻辑与曾国贵族墓葬中的传承情况，麦作农业对中原的影响、农作物传播通道及古DNA的人群溯源应用，琥珀材质辨析，60进制的文化含义、传播影响，还涉及车马传播、牛耕起源、黄白术与炼丹术的关联等主题。各位老师针对疑问逐一回应，本次论坛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