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老师首先作论坛的主旨发言。章老师的发言以“门罗主义”来看美国国家战略蕴含的“区域观”。他指出，门罗主义将区域描述为具有同质性的统一体，抹平拉国家内部文化、阶级和种族复杂性，以起到对于国家政策的支撑作用。这背后潜在的政治预设是一种同质化的半球观。具体而言，门罗总统的国情咨文以及后续的一系列解释将西半球设定为更为健康的“新世界”、共和主义与代议制政府下的自治世界，而代表“旧世界”的东半球，则被描绘为专制王朝之下的殖民扩张与欧洲均势图景，美国扮演着新世界的“守门人”。随着美国政治策略不断发展，1904年的罗斯福推论、威尔逊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先后为半球观念添加了文明优越论、政治干涉主义、集体安全等新内涵。门罗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性质在冷战时期达到了巅峰，而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从区域霸权走向全球霸权，使得其半球观演化为基于制度同质性（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的全球标准，西半球的独特性有所下降。

章老师认为，门罗主义的半球观在当下美国政治中重新兴起。2025年12月刚刚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新的“门罗主义特朗普推论”。美国实际上是以自身的利益以及狭窄定义的西方文明观念，对西半球空间进行重新规划，体现出鲜明的文明等级论色彩。但这种半球观在鼓吹反对外部干涉的同时，仍然致力于捍卫美国在更大空间内的霸权，不对美国的全球干涉设限。由此可见，国际政治中的区域观形塑了各国的政治实践，在不同主题空间观的交织对比下，我们能够对“区域”问题产生更深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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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王利平老师将目光投向美国社会学早期的城市研究。王老师首先回顾了城市议题在社会学中的兴起。芝加哥学派的繁荣期正值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此前盛行的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社会可避免欧洲现代性的种种危机。然而，跨大西洋的学者流动与大城市的兴起，促使芝加哥学派以新的方式面对现代性。芝加哥学派对于欧陆思想、特别是齐美尔（Gerog Simmel）思想的引介至为关键，齐美尔的捕捉了现代都市中转瞬即逝、脆弱微妙的社交关系，描绘了一种矜持、疏离、无根的城市人格状态，启发了芝加哥学派。但芝加哥学派对齐美尔概念的“创造性误用”实则开启了社会学的新方向。通过对芝加哥学派领袖人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作品的考察，王老师指出，对于芝加哥学派来说，移民融入的“同化”造就的不是“陌生人”，而是不受习俗、宗教先验定义的，充满行动力的、有再造共同体能力的“真正美国人”。在这一意义上，芝加哥学派将城市当做“社会实验室”（social laboratory），在人文区位学与生命史方法下，理解城市经验如何促成了新生活秩序的形成，城市民族志则是对一个正在形构中的社会的描写。

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田耕老师的报告主要围绕间战期的中美社区研究。田老师首先指出，二战后在新兴国家推广的“社区发展”项目，是凡尔赛体系下国联秩序所开启的“发展主义”的一部分，仅用“殖民遭遇”框架理解并不充分。学术与行政等多方面迹象表明，社区研究方法本身已脱离纯粹的殖民工具色彩，转向服务于本土社会管理与改良。20世纪30年代，中美社会学界的社区研究几乎同步发生关键转型。在燕京大学，拉德克利夫-布朗呼吁使用原本用于“原始社区”的田野方法研究当代的“单位社区”，吴文藻以功能主义改造源自“人文区位学”旨趣，重新发现被忽视的“区域”。而在美国，以城市移民和犯罪研究著称的第一代芝加哥学派随着帕克的退休而谢幕，新的研究潮流转向关注“秩序”而非“失范”，从“初民社会”转向“母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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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南（W. Lloyd Warner）

田老师接着着重介绍了“1.5代”芝加哥学派代表槐南（W. Lloyd Warner）的工作。槐南从人类学进入社区研究，其“扬基城”（Yankee City）系列研究和对美国中西部小镇莫里斯的研究，是间战期美国社区研究的典范。对于槐南来说，其方法论核心并非统计意义的“代表性”，而是一种本质化的国族观；如小城镇Jonesville作为槐南考察的“典型”，因其位于西进运动开辟的“新边疆”之上，能够反映“扩展中的国族如何扎根”的文化过程，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田老师最后强调，第二、三代燕京学派基于对城镇社区的比较研究，同样试图从社区间关系的文化论视角回答社区如何连续地构成一个大社会，为社区研究走向更为宏阔的国族建设奠定了基调。

来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果老师在重返费孝通的理论判断的基础上，围绕近世中国乡村秩序的解体与重构展开讨论。王果老师首先指出，在工业革命引发的近代城乡“大分流”之中，中国的乡土社会基本是“失语”的，乡村被描述为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需要通过城市化进行改变甚至消灭的；缺少立足乡村的理论见解。而费孝通的理论框架为真正建立对农村的认识提供了基础，在费孝通的论述之中，中国并非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伦理社会与乡村工业相结合的农工相辅传统，构成了基本的乡土中国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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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

费孝通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随后，王老师追溯了近代乡土中国秩序的历史形成过程。秦汉时期，先秦的无根“游士”完成了“士族化”与“恒产化”进程，构成第一重转变；至宋代以后，以士大夫为首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基本形成，科举制度、伦理团体与农工相辅分别构筑了乡土社会的政治基础、伦理基础与经济基础；形成“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三纲五常为基底的社会底色。中国乡土社会的自然经济在西洋都市机器工业的冲击下面临崩溃，其实质是乡村手工业衰落之下“传统（农工）有机配合的脱栓”。而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中“城乡分离的城市化”不同，电气化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再仅仅集中于城市的大规模工业生产，这为乡镇工业的分散化发展、乡土社会的现代化重建奠定了基础。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侯俊丹老师以光绪初年合肥张氏家族的政治行动为个案，考察了宗族和幕府关系，以及幕府内部的文人圈及其集体心态。侯老师从光绪中期的“苏白雅集”的文人圈为案例切入，从宗族结构、科举仕途、游幕网络考证了雅集所涉文人的身份背景，同时在帝制国家整体财政结构中探究这批文人的仕宦心态。文职与武职的对立给文人的出处选择造成压力，从而导致此一时期的文人圈心态呈现出世俗门阀的特征。侯老师从地域视角出发，希望在宗族与幕府的复杂关系之中透视历史转型期士人的集体心态，提出士绅在历史意识上呼唤魏晋时期门阀制度下的幕府关系，在政治行动上以技术官僚的姿态充实不断扩张的地方行政体系，在文字层面上以对骈体文风表达集团的身份意识。

论坛进入下午场，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高波老师带来了对一个中国历史上独特的观念的讨论。高波老师指出，世界各大文明均有对于“圣山”的想象，但是将中国历史中的“昆仑”观念与其他文明的圣山观念对比，会发现它的独特之处。中国历代对于昆仑的位置和昆仑作为圣山的意涵都没有固定的说法，但可以从中梳理出几种不同的理想型。其一是昆仑作为神圣的、独一的山系。在两汉时期，这一想象和“四水分流”的学说相结合，于是昆仑也被视为天地枢轴、天下水源。有意思的是，在这一观念中，昆仑不只是华夏的圣山，更是整个世界的神圣所在。其二是将昆仑视为华夏世界的边界或边疆。但可以观察到，当将昆仑视为文明边疆时，昆仑的位置随着华夏概念本身的拓展发生移动。其三是将昆仑视为华夏世界的对应，它与大地气脉论有关，将昆仑视为整个大地的骨架而不是一个山系，在宋代王朝疆域萎缩时被发展出来。高波老师指出，可以从昆仑观念透视华夏文明的自我理解。对比昆仑观念和西方的圣山观念（如雅典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昆仑的地点不确定，没有发展出在地的祭祀体系，其神圣含义中缺乏政治意涵。围绕昆仑，中国古人也没有发展出一种中心化的文明学说。高波老师认为，一个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被卷入近代空间构想的过程中，昆仑观念扮演了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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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词意图》，马万国作品

来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谢侃侃老师以美国东南亚研究为例，反思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时代土壤和历史观念。谢老师指出，当下中国正努力发展“区域与国别研究”，但对常作为参照系的美国二战后的区域研究的背景研究仍然不足。谢老师以康奈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为例，讨论了美国区域研究的兴起、成就和意识形态制约。谢老师强调，美国区域研究曾经遭受多次历史挑战，何以保持韧性值得我们关注。比如在越战结束后，美国东南亚研究的经费削减，东南亚社会不再受到美国年轻人关注，投身这一领域的青年学者数量锐减。当地缘政治不再成为研究的驱力，区域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领域，它和不同学科的互动就成为其保持学术影响力的关键。区域研究没有固定的范式，美国在东南亚的区域研究早期比较关注政治中心的精英，而后更强调民族国家内部在政治思想和国家进程方面的多样性。20世纪60年代后，历史学者的关注更是从相对狭窄的近现代拓展到更为宽广的时代和话题领域，并挑战了民族主义史学。诸如本尼迪克特（Anderson Benedict）、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斯科特（James Scott）的东南亚研究学者，都从区域研究出发，对众多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接下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赵妍杰老师分享了她对于近代陕西村本政治的研究。赵妍杰老师长期以来对阎锡山主政山西时期施行的村本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她看来，阎锡山在剧烈变动的民国政治中能长期对山西有影响，与其在基层治理中实行的改革密切相关。1917年，阎锡山兼任山西省长之后，推行“村本政治”，试图将政治下沉到村层面的基层，同时也蕴含改进民生、提高民智、涵养民德的期望。村本政治的核心是实行“区村制度”，在县以下设立了区、编村两个层级，编村每年召开村民会议，选举村长副，由区报县。同时，村民会议还选举出村监察委员会，负责清查村财政、举发执行村务人员之弊端。区村制度包含一系列细密的基层组织建设，其结果是民国山西的地方行政制度与其他省不同，既非三级制也非两级制，走向了严密化。同时，非官方的村长副以及闾长职位的设立，使得行政的触角直接伸到了每一个家庭。山西早熟的基层组织化对地方社会以及民众动员的影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的韩礼涛老师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金炜玲老师报告了他们对集体化时期高阳纺织业的研究。这一研究有两重意图：首先是通过家庭手工业的变革理解新中国的集体经济对社区的重塑，其次是从财政的逻辑来重新理解塑造社区的力量。高阳地区的手工业在近代受到港口经济的冲击。从技术上说，纺织机器完全可以取代人工纺线，但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加上人工可以完成部分机器无法实现的花色，使得高阳的人工劳动力和机器持续处于竞争状态。新中国重建了高阳的运销体系。1948年后，高阳开始为位于石家庄的大兴纱厂供应原料。但新链条只是取代了市镇的运销体系，没有断绝本地的丝商，甚至在与其的市场竞争中落败。高阳以外的村民希望获得次布，小贩贿赂合作社的织户收购纺线，迎合了“不计工资，只计收入”的农民心态。结果是国营工业并未获得垄断性地位，且小商贩寄生在公营经济上。为应对这一点，花纱布公司采取了棉纱核配、棉花统购统销等手段，基层政府的共识亦是不能把农工完全剥离，农工相混的形态保持下来，但也形成了新的生产单位和家计概念。这一案例揭示了集体化时期国家重塑集体和小农自身心态之间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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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纳和甘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张忞煜老师讨论了殖民语境下宗教社群主义对区域政治和国家命运的塑造。印度民选政治早于印度在1947年独立，1935年《印度政府法》通过后，1936年印度便开启省级选举动员。此前于1932年颁布的“社群裁决”允许少数群体设独立选区，被民族主义者斥为“分而治之”，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也为宗教社群主义兴起埋下伏笔。1936至1947年间，国大党、全印穆斯林联盟（穆盟）等政党博弈，使得农民阶级动员与宗教身份政治深度交织。国大党早期借宗教运动积累群众基础，穆盟则在与国大党的冲突中强化穆斯林代言人身份，英国为印度设计的联邦制框架为其提供了活动空间，地方党为制衡国大党也选择支持穆盟。二战爆发后，英国加强对印度管控，经济形势恶化削弱了与英国合作的建制派地主势力，苏联的干预也破坏了左翼政党与民族主义者的统一战线，宗教民族主义愈发强势。1940年穆盟提出独立诉求，并在1946年选举中实力大增，1947年英属印度按宗教信仰分割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宗教社群主义成为印巴分治的核心依据。独立后，印度虽奉行世俗立国，但国家机器始终呈现泛印度教化特征，印度教民族主义持续发展；而巴基斯坦在1973年确立了其伊斯兰共和国属性。

来自厦门大学法学院的毛海栋老师从莱西格“代码就是法律”的观点切入，提出数字平台与网络社群对当下法律和治理的挑战。毛老师认为，法律、市场、社会规范、技术代码四大规制模式虽能解释各类社会规范体系，却存在工具主义局限，且不同规制模式间存在冲突。传统社区以地域为纽带，具有稳定性，而在数字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平台主导、基于兴趣或立场的临时性社交网络，这类新型社区打破了地域限制，具有强临时性与碎片化特征，与传统社区和互联网出现早期人们期待形成的“网络社区”均存在显著差异。接下来，报告围绕技术规制展开。技术从早期网络基础代码发展为人工智能、算法等新兴技术，应用场景从私营网站延伸至政府公共治理，规制效应从“构成性”的限制转向“调节性”的规范，其运行逻辑与传统法律显著不同，通过将规范与价值嵌入技术物实现规则制定、监控、惩罚一体化，使传统法律规制模式逐渐边缘化。数字平台成为连接线上线下的关键枢纽，形成“建制外包”现象。政府将部分治理职能间接转移给平台，却往往缺乏明确法律授权，导致平台制定规则、处罚用户的行为难以获得正式法律约束和救济，却在事实上调整着社会关系。针对这些问题，毛老师提出需遵循“必要多样性原则”，从后端将技术规制纳入法治约束，以及从前端介入平台与算法设计，将法治价值嵌入技术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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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张浩军老师以舒茨现象学社会学理论为核心，深入探讨了社区语境中“他人问题”的本质与认知逻辑。19世纪末以来，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发展让“如何认识他人”成为核心议题，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主张他人由先验自我通过“同感”构造，但舒茨对此提出批判，主张基于自然态度研究社会问题，认为意义的客观性源于世俗主体间性，而非先验构造。舒茨将社会世界划分为四个层次：周围世界、共同世界、前人世界与后人世界，对应邻人、同时代人、前人、后人四种他人类型。周围世界是基于血缘、婚姻、友谊建立起来的亲熟的共同体，人与人呈现面对面的“我与你”双向交互关系；共同世界由周围世界转化而来，他人显现程度降低，关系呈现类型化特征，需要通过理念型的方式加以理解；前人世界依赖类型化辨识认知历史中的人，后人世界则因完全不确定而无法类型化。舒茨强调“我们关系”先于自我与他人关系，他人的存在是同感发生的前提，人本质上生活在共同体中。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突破了胡塞尔同感理论仅局限于熟人社会的局限，将他人问题从狭义的熟人社区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世界，提出对不同类型他人需采用差异化理解方式。

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凌鹏老师以清代广东四会县的一起风水案件为切入点，剖析了传统社区中风水、社会矛盾与司法实践的复杂交织关系。该案表面是地方绅士与押行因“墙高煞重”引发的风水之争，实则源于押行恃强凌弱、拒绝融入地方社会所造成的深层矛盾。地方绅士因情面难以直接诉诸利益冲突，便借助风水动员村民维权，使风水成为社区矛盾的缓冲与表达渠道。案件处理中，知县杜凤治的判断依据在风水事实、社会事实与司法事实间灵活转换。他先认可风水层面押行“墙高煞重”的合理性，同时体察地方绅士与押行的长期积怨，又考量自身政治处境与地方稳定，最终采取了安抚、威吓与调解并用的处理策略，对绅士、押行双方恩威并施，最终促成双方妥协。凌老师指出，传统社区的纠纷解决并非遵循单一逻辑，风水既承载着民众的信仰与风险认知，也为官员审断提供了灵活空间。传统中国的司法实践本质上是整合社区各方利益、平衡社会关系的过程，司法需兼顾风水信仰、社会矛盾、地方势力等多重因素，形成了而某种独特的司法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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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论坛“近世思想中的社与区”为期一天，主题多样的报告讨论激起了与会老师们热烈的讨论，也发掘了新的跨学科议题。与会老师们就当代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方向及中国文明土壤对于其发展的意义、文明起源的追溯和区域想象的关系、新技术对于现代社区的挑战等问题都展开了具有深度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