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伊始，主持人陈志远老师致开场辞，对与会学者和听众的到来表示欢迎。陈老师指出，相较于东亚佛教研究的整体图景，辽代佛教长期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然而，近年来，随着应县木塔藏经、房山刻经、华北佛寺碑刻等新出资料的陆续刊布与深入解读，学界不仅得以窥见辽代社会-历史的多重样貌，也成功复原了诸多教理学著作。与此同时，辽史研究本身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对契丹族源、史书材源、政治结构等核心问题的认识被全面刷新。在此背景下，王若宾老师召集了这次会议，积极推动辽代佛教研究与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领域展开深度对话，可谓正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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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为引导议题的集中与讨论的深入，本次会议设置了引言演讲环节。

首先，会议特别邀请《应县木塔》一书的文物摄影师任超老师作专题演讲。任超以“应县木塔踏查与新发现”为题，介绍了其在拍摄《应县木塔》一书过程中进行实地踏查的经历，并分享了若干最新的观察成果。

他指出，自中国营造学社对木塔展开系统调查以来，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建筑结构与营造技术等建筑学层面，而对于塔内壁画、造像以及佛教空间结构等内容的综合考察则相对较少。本次踏查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在充分记录建筑细节的同时，通过系统的图像采集与影像档案整理，以图像学的方式保存二十一世纪以来应县木塔内部佛教空间与艺术遗存的整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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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县木塔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踏查在拍摄过程中引入了红外摄影技术，由此发现了大量过去未曾注意的题壁文字与被覆盖、漫漶的壁画彩绘痕迹。这些新发现不仅为重新认识木塔内部的历史使用情况与信仰活动提供了新的材料，也在文献学与艺术史研究层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随后，由日本龙谷大学文学研究科王若宾老师作题为“辽代佛教研究的回顾：一种百科式的写法”的学术报告。王若宾老师指出，尽管近年来关于辽代佛教研究的综述性成果已相当丰富，但多数成果仍以书目整理和研究分支为中心，初学者在掌握文献线索之余，往往难以形成对辽代佛教整体发展脉络的清晰认知。为此，报告尝试采用一种“百科式”的写法，以辽代佛教的历史演进为主线，在梳理其发展历程的同时，系统介绍奠基性研究、关键人物、核心议题及近年来的重要推进。报告按时间顺序，依次回溯了契丹佛教的起源、辽代早期佛教的基本面貌、圣宗时期佛教学术的展开，以及兴宗、道宗时期围绕房山石经、觉华岛僧团、菩萨戒、大藏经整备、末法思想与密教兴盛等议题的研究进展。他指出，辽代佛教研究在材料、人物与议题层面虽已积累颇丰，但对其整体脉络与内在结构的整合理解仍有待深化。研究者有必要将既有成果重新置于辽代佛教的整体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而非停留于个案或专题的分散讨论。最后，报告提炼出若干贯通性问题，为后续研讨提供了历史背景与问题线索。

第一场报告的主题是“北方的造像与刻经”。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陈志远老师，题目是“北方佛教的时空展开：造像题记的视角”。他基于目前正在进行的8种大型造像录文集的整理勘同工作，考察了佛教造像从金到石的递变过程。研究表明，石刻佛像的兴起约在5世纪初，由关中地区向河北、山东等地渐次扩展；晋东南地区也在5世纪末出现了由当地大族主持的石刻造像。进而讨论“义邑”的起源，指出其最早用例见于云冈第11窟太和七年题记，推测该窟因宫廷政治变故营造中辍，太和七年改由民间人士在僧人邑师的组织下继续修造。至6世纪初，龙门石窟古阳洞及河南北部集中出现邑子造像，义邑组织仍明显受皇家工程影响；但河北地区同期出现的由数百人组成的大型义邑造像工程，其突变原因尚有待进一步探究。

第二位发言人是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管仲乐老师。管老师以“延续与革新：辽代房山石经制作模式之变”为题，指出辽代是房山石经刊镌的关键转型期。这一时期既延续了隋唐镌造四大部经、以大藏经为刊刻理念的传统，更在多方面实现突破：主导者由官民杂糅转为统一捐资策划，书镌群体趋向固定，版式从唐碑形制演变为贴近刻本的规整石板，底本也以《辽大字藏》取代《开元大藏经》。这些革新不仅强化了石经的“大藏经逻辑”，为金、明续刻奠定范式，也使辽代刻经超越了宗教与文献行为本身，成为契丹政权宣示文化正统、推动民族融合的重要政治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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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石经（局部），云居寺文物管理处摄

图源《北京日报》2025年6月9日

在本场的评议环节，张明悟老师指出，陈志远老师的报告勾勒出五、六世纪北方佛教信仰落地、传播与演变的动态历史图景。通过宏观的时空框架与细致的区域比较，研究清晰揭示了各地区佛教造像兴起的不同步性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因，为理解基层社会的组织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张老师同时提出两点建议：其一，可进一步深化对“金石之变”动因与机制的探讨；其二，建议加强造像题记文本与图像风格的关联性分析。

针对管仲乐老师的报告，张明悟老师认为，这项研究跳出了以往房山石经研究偏重文献整理或书法鉴赏的窠臼，以“制作模式”这一崭新视角对辽代刻经进行了全方位剖析，从底本转换、版式演变到工匠组织重构，视角独特，切中肯綮。张老师也提出几点商榷：建议进一步探讨石板模仿木刻版式的技术转移路径；通过与其他地区石经的对比，或能更凸显辽代模式的独特性；对于辽代统治者是否借刻经构建某种“佛教王权”叙事，似可进一步挖掘。

第二场报告主题为“通理恒策其人其事”。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吴宇老师，题目是“黑水城出土辽代通理大师著作整理与研究”。吴老师介绍了黑水城出土的辽代通理大师著作，重点考释了《性海圆明镜知足》的西夏文译本。该文献汉文本已佚，且原稿含草书内容，解读难度极高。其内容以知足为戒引，持心为戒，以心性思想为核心融会诸宗。吴宇老师对该文本的首次全文释读，为研究辽代末年燕云地区的佛教状况及辽夏佛教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

第二位发言人是《佛学研究》编辑部能仁老师，题目是“通理恒策与辽燕京禅风”。通理恒策为辽道宗时期“内殿忏悔主”，自承南宗禅“法眼玄孙”，以传禅、弘戒、刻经闻名。能仁老师指出，通理的生平活动及其著作思想表明，辽代禅宗并非如传统所言“蔑然无闻”，而是在华严、唯识、密教盛行的背景下，以禅教律兼修的形式潜流暗涌，至道宗朝以后渐成风气。通理及其弟子在燕京及辽海王家岛等地的活动，形成了影响辽境禅教律兼弘的佛教网络，为金元时期北方禅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辽承唐五代寺院三纲制度，从唐五代禅院林立，到金元云门、曹洞、临济三系鼎盛，幽燕禅宗的演进完整展现了北方禅宗从三纲三学制寺院向丛林法系制禅寺成熟转变的过程。以“法眼玄孙”通理恒策为典型的辽燕京禅风，实为北方多族群交融地区禅宗丛林制度与法脉传承成熟的前奏与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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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宇著 《西夏文〈性海圆明镜知足〉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在本场的评议环节，孙颖新老师指出，吴宇与能仁两位老师的报告均围绕辽代高僧通理恒策展开。通理作为辽代佛教的集大成者，是禅教合一、华严禅融合的代表性人物，也是研究辽代佛教及辽夏佛教交流的关键切入点。

孙颖新老师认为，吴宇老师以黑水城出土孤本《性海圆明镜知足》为研究对象，通过版本对勘与文献考证，对西夏译本进行了深入考察。该研究译释准确，思想分析透彻，不仅有助于复原这部重要佛学著作的原貌，也为理解辽夏佛教交流提供了关键材料，尤其对“曹溪的嗣，法眼玄孙”一句提出了富有启发的新见解。

孙颖新老师指出，能仁老师以时间为轴，对通理大师生平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并对其“即心是佛”“虚明心”“了心即佛”等核心思想进行了深度剖析。研究细致考辨了通理“禅律兼弘”“教禅融合”“戒忏并举”的禅僧身份，系统论证了其以禅宗心性论统摄律仪、以戒律对治禅病的学术特点，并揭示出其以华严圆教为基础，融会禅宗、唯识、天台、律宗等诸宗的思想特征，进而展现了辽末燕云地区在法眼禅宗传入后与诸宗融合的整体状况。

两位老师的报告分别从文献和思想两条路径，共同深化了对通理恒策大师的认识，不仅推进了关键人物的个案研究，更从具体文本与区域禅风两个维度，为理解辽代佛教“禅教融合”“诸宗会通”的整体面貌提供了扎实的文献支撑和理论阐释。

第三场报告聚焦佛教史与佛教学。第一位发言人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聂靖老师。聂老师以“辽代的村寨、乡里与基层佛教”为题，选取辽宁阜新辽代塞外移民村落与河北涞水辽代汉人村落为案例，阐释村落佛教碑铭如何呈现基层社会的运作形态。研究表明，作为基础行政单元的乡村与作为佛教活动发生场所的乡村实为一体两面，民间邑会并非独立于乡村或里坊而存在。乡村有事则设邑，本地乡望、老人充任邑长、邑录等职主持邑会，村民即为邑众，村寺、山寺僧人本质上亦为乡民。佛教以外的公共事业同样通过邑来组织完成。聂靖老师特别强调历史学与佛教史交叉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指出辽史学者对佛教史料的利用，除考察人物、职官、地点等基础信息外，更应依据史料所呈现的基层面貌，开展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反思传统制度史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并以佛教为跨地域、跨文化媒介，将辽史置于9至12世纪的东亚世界中加以整体把握。

第二位发言人日本龙谷大学文学研究科王若宾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辽代佛教菩萨戒问题新探——以应县木塔所出资料为中心”。报告以辽代佛教菩萨戒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佛教学、文献学与历史学方法，围绕应县木塔出土文献，结合房山石经及相关金石材料，对辽代菩萨戒的实践形态进行了系统梳理。报告重点重新检讨了辽代菩提心戒的文本结构、义学渊源及其实际授受情况，指出先行研究关于澄观本《菩提心戒仪》对辽代佛教产生直接影响的看法，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同时，报告论证了将忏悔与受戒加以“同视”的实践模式在辽代佛教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应县木塔文献为切入点，报告呈现了辽代佛教戒学在义理阐释、仪式运作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理解辽代佛教的整体面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材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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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鎏金青铜大日如来像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在本场的评议环节，能仁老师指出，聂靖老师的报告以医巫闾山、觉花岛、木叶山、云冈、应县等具体地理单元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佛教如何融入基层聚落、滨海贸易、契丹圣山祭祀、石窟营造等多元场景。其中对“村寺—山寺—城寺”寺院网络的剖析，以及对“二税户”与寺院经济、滨海地域开发关系的考察，生动展现了佛教在辽代地方社会中的组织功能与文化整合机制。报告提出以佛教史料作为辽史研究的“新材料”，构建了从基础考证、社会史分析到跨区域比较的三层研究路径，注重碑铭、墓志、石经等出土文献与传世史籍、图像建筑遗存的结合，体现了多源史料互证的严谨性。报告紧扣“族群互动”与“文化交融”主线，细致考察佛教在基层社会中的实践形态，揭示了佛教在联结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汉人与契丹人之间的中介角色，不仅推进了辽代佛教史的认识，也为理解辽代佛教传播、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提供了重要视角。

能仁老师认为，王若宾老师的报告以应县木塔文献为中心，聚焦具体文本比对，对长期以来学界主张的辽代菩提心戒深受澄观《发菩提心戒本》影响的观点提出质疑。通过细致分析佛宫寺本“菩提心戒仪”与房山石经志仙刻记本、唐不空《受菩提心戒仪》的异同，发现佛宫寺本采用的是《大乘起信论》→法藏系的“直心、深心、大悲心”三心说，而非澄观→宗密系所倡导的“大愿、大智、大悲”三心说。研究进而将文本分析置于辽道宗时期的历史与思想语境中，敏锐指出道宗推崇《起信论》注释书《释摩诃衍论》，该书在辽代广泛流传并入选藏经，为佛宫寺本回归《起信论》—法藏传统提供了合理的历史背景解释。从授戒仪“六师”中普贤的移入，可发现辽代戒仪对天台戒仪传统的融会。报告还讨论了辽道宗金书戒本的流传与性质，揭示了应县木塔文献等新资料如何促使研究者修正仅依靠传统藏经和传世文献所形成的认知，体现了新材料催生新问题、新成果的学术演进路径。能仁老师总结道，该报告立足于细致的文本比对，以文本分析与历史语境考察相结合，从局部入手而窥全豹，是佛教学研究方法论的一次精彩示范，也是近年来辽代佛教研究领域颇具启发性的成果。

在圆桌讨论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想老师结合全天会议内容，分享了个人参会感受与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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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学者合影

李想老师指出，辽代佛教研究因材料类型复杂、问题意识多元，天然具有跨学科性质。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交错与张力，恰恰构成理解辽代佛教整体面貌的重要契机。围绕“辽代佛教”这一概念本身，他提醒应警惕对其“独特性”的先验预设。学术史上常以异质性视角期待其与契丹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但实际历史图景呈现出层累与交织：既有新因素的生成，也有前代传统的延续，因此相关讨论往往与政治结构及正统性建构问题相互关联。

李想老师同时指出，辽代佛教资料数量有限且分布不均，个案难以推及整体，许多判断仍带有推测性质，但这恰恰为方法更新与问题深化保留了空间。在比较视野上，他建议将辽与北宋、西夏等置于更广阔的结构性比较之中，进一步追问辽与北宋佛教的差异及其成因，以及“辽金”并置的理论依据。

在方法论层面，李想老师区分了“佛教学”与“佛教史”的研究取向，认为前者侧重义理结构与思想系统，后者关注历史条件与制度契机，两者问题意识不同，但皆需从现存材料中提炼形式演变的规律。针对宗派问题，他指出既应承认宗派文献在话语传统与身份建构上的客观差异，也要看到宗派之间的互动与知识结构的渗透，避免将宗派范式僵化为单一解释框架。

苗润博老师谈到，辽佛研究与辽史研究应该在同一层次上展开深入对话。近年来关于辽史文献的源流性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在研究辽代佛教的相关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所用文献的性质和主体作出更明确的判断，很多经典性认知可能得到翻新。比如讨论辽朝初年佛教与儒教的关系问题，常常会引用《辽史·义宗倍传》中阿保机与皇子、大臣的讨论，然而值得先予考虑的是，这段记载究竟是当时情况的如实反映，还是辽朝中期以后史官追述涂抹的结果？新近的研究成果让我们更倾向于后者。再如所谓辽道宗在燕京开泰寺铸银佛上铸“愿后世生中国”铭文一事，更是脍炙人口，每被学者称作“令人动容”的案例，然而其史料基础则并不稳固，实乃经历了宋人想象与近人赝造双重叠加后的幻影，根本经不起推敲。要之，辽佛研究所开掘出的深厚意蕴，与辽史研究所展现的深层而非表层信息展开对话，或可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