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论坛208】人与物的纠缠史:跨文明流动中的物质-知识-信仰


2025年11月29日,“北大文研论坛”第208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人与物的纠缠史:跨文明流动中的物质-知识-信仰”。本次论坛的引言人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余欣;参与讨论的学者包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委员陆扬,澳门大学艺术与设计系教授李军,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新忠,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自勇,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郭津嵩,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煜。




余欣老师首先致开场词。余老师介绍了本次论坛的缘起,指出近二三十年来,物质转向和全球史转向已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以往研究往往只是将物视为填补历史空白的材料或经济史中的商品、艺术史中被观看的对象,忽视了物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引入“纠缠”的范式是受到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的启发,余老师认为,“纠缠”比“传播”和“互动”更加深刻,强调了人与物的双重互构关系;文明并非孤立发展的实体,物的研究应超越传统器物学的范畴,涵盖动植物、地理环境等领域;并探讨了作为力量载体、记忆载体和情感载体的物在历史学中的意义。余老师指出,“人与物的纠缠”并非为了制造新的学术概念,而是希望通过对物质、知识、信仰的综合考察去开拓一种新的历史分析论;不是要把人降格为物,而是要承认人类历史从未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只有理解这种深刻的依赖和纠缠,才能理解那些宏大的文明交流。“纠缠”强调人与物之间双重互构的关系:物本身就是历史的行动者,它们有能力改变人类的行为、身体甚至社会结构,但同时也被这些物的逻辑所规制和重塑。在流动的过程中,人、物、历史风土是“纠缠”在一起的。物在流动的网络中共生,经历“旅行”与“变形”。正是物的“色相”的变幻和意义的交叠,才构成了跨文明流动中最迷人的风景。



与会学者合影


陆扬老师以“作为圣物的天台高明寺梵本”为主题,讨论了天台圣物的制造与晚明宗教复兴之间的密切关系。陆扬老师指出,物不仅仅是文字的附属品,更是历史创造的重要参与者,能够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陆老师详细介绍了天台梵本的历史记录与研究概况,回顾了艾约瑟(Joseph Edkins)、南条文雄、弗朗茨·基尔霍恩(Franz Kielhorn)、渡边海旭、大宫孝润、路易·菲诺(Louis Finot)等学者的考察和研究。陆老师提出,晚明天台宗的复兴运动与贝叶经的发现密切相关;传灯法师等僧人重塑了天台宗的信仰体系;其建造楞严坛、引入贝叶经等宗教实践对明代宗教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贝叶经作为构建楞严坛的重要供养物,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象征,更是晚明文化丰富性的体现,反映了万历年间明代文化的极高成就。



天台山国清寺


游自勇老师以“中国中古时代的‘恶声’书写”为主题,讨论了声音及其体验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游老师认为,中国中古时代的“恶声”有邪恶的声音、粗鲁的声气、怨恨的声音、坏名声、噪音等含义,而在类别上则包括鸟兽鸣叫、黄钟大吕、鬼哭、金石自鸣、釜鸣、鼓妖、音声怪等类型。声音是个人情感和心性的直接反映,但由于当代人已经“听”不到古人的声音,因此只能通过“书写”来想象和感知声音。声音景观是一种强调个体或社会感知和理解方式的声音环境,强调听觉主体对于特定空间中的声音的独特感受;因此对声音的象征意义的感知,其实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折射。在特定文本中,“恶声”从无形转而跃然纸上,表达了叙述者对过往或现实情境的认知;考察古籍中的声音描写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古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


侯旭东老师以“河北望都东汉壁画墓群吏像再思考:兼论主簿的作用”为主题,讨论了壁画如何体现古代官府结构与文书处理流程。侯老师简要介绍了河北望都汉墓的考古发现与墓室结构,重点分析了墓室壁画的场景布局,认为其体现了当时官府的官员结构和文书处理流程。通过对比三国吴简等文献,侯老师深入探讨了主簿/主记史在文书处理中的具体职能,认为其在东汉官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侯老师认为,主簿的出现与职能的明确化体现了官府构成与机能的自我演化:作为外在制度性约束的律令制度和文书处理实际事务之间的张力,推动主簿的职位分化并最终固定下来,这又进而导致官府内部功能日益分化和官员分层加剧。传统史学研究往往强调宏观因素对制度演变的影响,而忽视微观因素的作用;侯老师认为,微观因素如具体事务的处理方式、官员的职能分工等同样会对制度演变产生重要影响。



望都东汉墓壁画


沙武田老师以“丝路胡人与墓葬升仙:唐昭陵牛进达石墓门线刻联珠胡人图像溯源及其功能意涵”为主题,讨论了胡人图像如何反映丝绸之路的文化交融。沙老师简要介绍了牛进达的生平和牛进达石墓门图像的基本信息。唐代高等级墓葬石门往往在半圆形门楣、长条形门额和左右门扉上刻有图像,牛进达石墓门上出现的神兽和瑞鸟是较为常见的线刻图像,属于汉晋以来传统墓葬中的升仙题材;但连珠胡人图像则属同时代极少见。沙老师指出,牛进达墓是目前所知唯一在墓门门扉位置用连珠胡人替代原本对称出现的对神兽、对神鸟的,这无疑是该墓的创新,而这样的设计思路和对传统与常识的改动必然有其背景。沙老师认为,唐代墓葬画像中出现的胡人与墓葬所要表达的升仙信仰关系密切;胡人入华及其所带来的宗教、艺术等,极大丰富了汉地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重要内容;结合墓葬升仙思想进行解读,有助于拓展对于汉人观念中的胡人形象与文化认同的认识。



牛进达墓门胡人弹琵琶图


王煜老师以“虚实相生:汉晋昆仑知识的生成与交流”为主题,讨论了昆仑神话的形成与拓展过程。王煜老师首先梳理了昆仑神话的起源,指出其最早可追溯至《山海经》等古代文献。昆仑作为神话中的神圣山脉,不仅承载着古人对天地宇宙的理解,还关联着众多神话传说。昆仑神话与洪水传说有密切关系,治水传说奠定了古人对山川走向与方位的想象,也奠定了古人以昆仑为世界中心的世界观。而后昆仑信仰不断拓展,先后加入了东海神仙思想和南方游仙想象,最终形成了昆仑-西王母/天门-天神-天帝的神话体系。此后,昆仑信仰随着疆界拓展而不断拓展,汉代使者先后到达西域、条枝和大秦,古人对昆仑方位的想象也随之迁移。


余欣老师以“杂然赋流形:车渠从异物到七宝的‘物性’流变与纠缠”为主题,介绍了车渠的社会生命史。余老师首先介绍了车渠的博物学特性,指出对车渠的相关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在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人们一度将车渠作为食材和药材,留下了诸多诗词歌赋,甚至发生了礼仪与道德之争。除了食用,车渠最重要的用途是雕刻为各种器物。随着佛教七宝观念的传播,车渠又被赋予宗教供养具和庄严具的色彩。而后,余老师介绍了考古新资料所见车渠的流动历史,指出虽然文献记载“车渠出大秦国及西域诸国”,但车渠并非西域所产玉石,使用此类海贝雕刻而成的艺术品及其工艺随同早期世界贸易网络传入中国和欧洲。余老师认为,物在“旅行”过程中,含义会不断叠加和改变;人们不仅需要关注物在哪里被制造,更需要关注它在“流动”中身份的转换。



史语所藏新石器时代长砗磲


郭津嵩老师以“元初太史院中的伊斯兰地理学”为主题,介绍了中国古代地理知识与伊斯兰地理知识的交融。郭老师首先介绍了元代太史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太史院作为元代的天文台,负责观测天文现象、制定历法等重要任务;其建筑和仪器都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忽必烈在位期间非常重视天文和历法的制定工作,任命郭守敬等杰出科学家负责太史院的建设和管理。在元代,伊斯兰地理知识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地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元代太史院的仪器和文献中,都可以看到伊斯兰地理知识的痕迹。在地理知识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地理知识发生了融合和创新。郭老师详细介绍了元代太史院四海测验的操作方式,并以之为例分析了其中所体现的知识融合。



北京古观象台的赤道经纬仪


余新忠老师以“有生命的中医知识史刍议”为主题,讨论明清以来中医知识的生成与演变。当前中医医学史研究者主要包括医学界和史学界两类学者,余老师认为,大家虽有交流,但大体上仍然是各说各话,需要思考如何打通两者的学术思想。余老师回顾了知识社会学的相关讨论,认为中医知识史具有建构性、日常性、实践性、具象性和历史性的特征;中医知识史的知识资源包括知识论、知识社会学和后现代思想,而学术来源则包括书籍史、学术史和科学史。中医知识史意在将中医理论与实践视为一种社会建构过程,并通过过程的梳理探究知识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及其演变,在过程与情境中理解中医知识的生成及其意义,并反思其正当性。由此,余老师希望能够超越“传统”与“现代”、“科学”与“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打破有关中医的本质主义认识。


刘华杰老师以“博物致知:科技时代普通人访问大自然的权利与能力”为主题,讨论了博物学作为一种认识方式在当下的重要意义。刘老师指出,博物学在历史上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但在现代科技强势发展的背景下,博物学被边缘化。刘老师强调博物学不仅关注自然物,也涉及传统社会中缓慢生成的人工物;现代科技发展过于迅速,导致大量快速生成、快速迭代的物成为垃圾,对全球生态造成伤害。刘老师认为,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非常强势,质疑科学往往被视为反文明或反革命;刘老师提出博物学应与科学平行发展,作为访问大自然的另一种通道。博物学强调亲身观察和体验,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理解自然,避免科学主义带来的短视和生态破坏。刘老师以自己在北大的博物学实践,说明博物学不仅是一种认知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提倡将博物学纳入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和价值观。



[意]桑德罗·波提切利《东方三博士来朝》

1475年-1476年

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藏


李军老师以“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全球文艺复兴——近三十年西方文艺复兴艺术研究的范式转变”为主题,讨论了文艺复兴研究范式的转变及其原因。李军老师认为,从瓦萨里到贡布里希的传统文艺复兴研究范式具有如下特征:在时间层面上,文艺复兴是一种现代中心主义的叙事;在空间层面上,文艺复兴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在意识形态上,文艺复兴叙事本身是一种准宗教形态的宏大叙事,是神学范畴的世俗化表达。李军老师通过回顾四本代表性的新近出版的文艺复兴史研究著作,指出当前文艺复兴研究正在经历范式转移。在新的研究范式中,“文艺复兴”被替代为“早期现代”,“全球化”被转换为“全球主义”,实际上发生了一个让概念脱离原先语境而使之“中性化”的进程;但这一过程在回避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又在另一种意义上强化了它,即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全球侵略和扩张被洗白为一个温情脉脉的互动过程。李老师认为,在未来,文艺复兴研究作为一项全球性事业,无疑应当纳入东西方的不同视野,以形成一个交融的视域。


全天论坛内容共分为四场,每场结束后设讨论环节。论坛在发言人和在场听众的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